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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后，日军很快在武汉三镇设立了数量众多的慰安所，其中积庆里的汉口特殊慰安所是规模最大的。 2005——2006年，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田子渝多次到台湾进行学术考察。他在“国史馆”看到一批日本战时档案，其中《第二军华中武汉地区状况概要》记载，“攻占汉口后，为开设军队慰安所者进出不受限制”。他指出：“这足以证明，慰安所的设置得到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支持，真实性毋庸置疑。”日军的档案记载，武汉的慰安所自1938年11月起开始设立，最多时达到60多所。 七八十年代，日本曾经出版过两本有关武汉日军历史的书，一本是《武汉兵站》（1978年），作者山田清吉是日军汉口兵站副官，大尉军衔；另一本是《汉口慰安所》（1983年），作者长沢健一是日军汉口兵站司令部的军医，同为大尉军衔。据这两本书记载，设在积庆里的汉口特殊慰安所属于汉口兵站司令部管辖，是等级较高的慰安所。 《武汉文史资料》2000年第4期曾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房建昌的《日寇铁蹄下汉口的日本陆军慰安所》，对此做了最早的研究。“占领汉口的日本陆军，通过日本陆军宪兵队，强占积庆里的空屋，于同年11月8日正式在积庆里秘密开设日本陆军慰安所区。为了防止华人进行谍报工作和暗杀，绝不允许华人入内。也不接待日本海军官兵(因为日本海军在汉口有自己的慰安所，也不接待日本陆军官兵)、日侨及中国人。” 当时日军在积庆里中山路主入口砌有砖墙，设立“诘所”（即门岗），由宪兵站岗，其他通道则全部封闭，形同妓院集中营。除了各种事务性用房外，两侧民房成为“各妓楼的屋号，有日本的福岛、松原妓楼所开的支店，多冠本店之名。如大阪清南楼(大阪)、成楼(神户）、羽田别庄(广岛)，此外有清富士楼、战捷嬉、松本楼、胜已偻、松浦楼等9轩。另外有朝鲜人经营的三好楼、青山馆、三成楼、泰平馆、平和馆、花乃屋、武汉楼等11轩。有日本慰安妇约130名，朝鲜慰安妇约150名，共约280名。因为积庆里的外观很像京都的33间堂，所以日军有称作33的。”
日本慰安妇主要为娼妇、艺妓、酒家女，多在二十七八岁左右。而来自朝鲜的慰安妇多为十八九岁的良家女。不管是来自日本还是朝鲜，慰安妇多为诱骗和强迫而来。长沢健一在书中记述，在对慰安妇检查身体时（为了防止性病影响日军战斗力），被骗来的“这些妇女边哭边向我请求……就因为如此，那天就无法对她们作检查。翌日这些妇女再来时，眼睛肿得吓人。据说是被老板殴打，才不得不再次来接受检查的吧。” 慰安妇没有人身自由，不得随意外出，每天除了短暂的吃饭时间外，一直充当士兵发泄兽欲的工具。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慰安妇接待的是日本士兵；下午5点到晚上8点就侍候日军下士官。中佐以上的高级将领则会去将校俱乐部,那里有更好的艺妓。据长沢健一估计，积庆里的慰安妇,平均每人每月要接待日军150人。 这些妇女不仅被强迫卖身，连到汉口的旅费及杂费也都需自行负担，成为名副其实的性奴隶。因长期被日军摧残，使得妇女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很多人的子宫被迫切除，即使运气稍好没有摘除子宫，也因为各种后遗症导致终身不育。积庆里的后部（现在可能为武汉市第五十二中学用地）本来比较空旷，有草地、水池和假山，因为陆续有慰安妇不堪蹂躏而死去，日军甚至在草地的一角建立了一座慰安妇供养塔。 抗战胜利后，慰安妇的苦难才得以结束。 堕入魔窟武汉人 2007年7月11日，《南方周末》刊发长文《她们仍在抗战 三个“慰安妇”的一生》，其中有一个武汉人，名字叫袁竹林。 袁竹林1922年5月16日生于武汉，父亲袁胜阶，母亲张香之。袁竹林是３个女儿里最大的。因家庭生活困难，父母把３个女儿都送人做了童养媳。1937年15岁的袁竹林与汽车司机汪国栋结婚，婚后感情很好。日军进攻武汉时，汪国栋奉命转移到四川重庆。婆婆认为媳妇在家吃白饭，强逼袁竹林另嫁别人，后来生下一个女儿。 1940年春，生活窘迫的18岁袁竹林遇到一个叫张秀英的人到处招收旅社清洁工，就和其他几个女孩子一起报名，并被张秀英领着坐轮船到了鄂州。一上岸，端着刺刀步枪的日军士兵将她们带到一个房间里。妓院老板命令她们脱光衣服，检查身体。袁竹林不肯，张秀英的丈夫就带人用皮鞭抽打。身体检查完毕，老板给袁竹林取了个日本名字“吗沙姑”。后来，她们分别被关在只有七八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痰盂。第二天，袁竹林“足足遭受了１０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 就这样，袁竹林和其他几十个姐妹成为日本兵的性奴隶。慰安所里的一日三餐，由老板雇佣来的一个中国厨师料理，质量差，数量少。她们要洗澡却没有地方，只能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来了月经，老板也不准休息。 按照日军规定，士兵必须用避孕套，但很多士兵知道她是新来的良家妇女，不会患梅毒，便有意不用避孕套。过了一段时间后，袁竹林就怀孕了。怀孕后日子更苦了。袁竹林试图与一个被日本人叫做“留美子”的女子逃跑，结果没跑多远，就被日本士兵抓了回去。日本士兵抓住袁竹林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鲜血直流，从此她落下了头痛病。她肚里的孩子也被迫做掉。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竹林回到母亲的家乡——武汉附近的一个山村，靠洗衣、做临时工维持生活。1946年，失去了生育能力的袁竹林从朋友那儿抱养了一个出生70天的女孩做养女。1949年，袁竹林回到武汉，住在吉祥里２号。 对自己遭受的苦难，袁竹林闭口不提。但她的母亲在里份的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讲出她被日本人强逼为“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从此不懂事的小孩总是骂袁竹林是“日本婊子”。1958年，因有慰安妇的经历，袁竹林被居委会吊销户口本和购粮证，住房也被没收，逼着去黑龙江北大荒插队劳动。她在那里种苞米、割大豆，过着无柴取暖、缺衣少食的生活，整整呆了17年。1975年，农场有个叫王万楼的干部见她实在太可怜，帮助办理了手续，让她回到武汉。 袁竹林召开新闻发布会，含泪把自己隐藏了５０年的被迫当“慰安妇”的经历彻底公开。她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为香港《壹周刊》杂志写专栏的作家李碧华。2000年，李碧华在已发表报道的基础上，创作出版了《烟花三月》，并把这本书的稿费捐给大陆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和台湾的妇女救援基金会，委托两家单位资助生活困难的“慰安妇”。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袁竹林的养女拿着母亲的遗物（袁竹林2006年去世）哭着说，“母亲吃的苦太多了，她一生全毁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了，经常做恶梦，又回到了那个慰安所！因为日军的毒打，她每日都要头痛，头痛时不能入睡，就一把一把地吃安眠药，每晚也只能睡两个小时，大半夜就这么坐着，一直到天亮。”
积庆里的一个住宅，其门楣山花图案与平和馆相似 王汗吾2014年摄 漂泊武汉韩国女 2013年1月5日，《楚天金报》刊发《韩裔慰安妇泪忆过去》一文，讲述一个曾在武汉当过慰安妇的韩国妇女的悲惨经历。 1923年4月，朴娥姬出生于韩国西南部的全罗道北道风南区，5岁时父母双亡。7岁那年，外祖母把她送给邻村一个29岁的男人当童养媳。这个男人是一个先天痴呆病人，吃、喝、拉、撒全靠朴娥姬服侍。1941年，18岁的朴娥姬逃到朝鲜半岛北方靠近中国的地方，在一个日本人开的酒店打工，但经常遭到老板的虐待。 有一天，酒店老板对朴娥姬说：“日本人在中国的汉口开了一个大纱厂，你可以到那里做事，能赚很多钱。”第二天，一个自称“金叔叔”的男人把朴娥姬带到一个小镇，和20多个年轻的姑娘一起用大卡车运到火车站。就这样，朴娥姬她们被骗到中国哈尔滨附近一个慰安所充当慰安妇。当时，只要哪个姑娘不依从，就会被被日本兵用皮带抽臀部，香烟烫乳头。 几年后，朴娥姬她们又被转到南京做慰安妇，3个月后的1945年6月又被用船转运到武汉。朴娥姬在船上数了一下，原本25个姑娘只剩下不到20个。她记得与她一起的一个韩国姑娘，在连续遭受日军几个月的奸淫后怀了孕，最后被强行拖走打胎，就再也没能见到这个姑娘回来。
朴娥姬她们被关进武昌靠近江边的一处“慰安所”，直到日本投降前夕，朴娥姬乘日军人心浮动、看守松懈之时，与同房间的一个韩国姑娘一起，逃出慰安所，上了一艘渡船。 万幸的是，朴娥姬下船后遇到一个淳朴善良的孝感青年。他收留了她，后来和她结了婚，一起在孝感三汊镇湖西村靠种地和打渔为生。朴娥姬为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毛艮梅。由于受到日军的过度摧残，毛艮梅不能再生育，她与丈夫抱养了一个2岁的小女孩，后来有了六个重孙子，生活一直很安稳。淳朴善良的中国人，使一个韩国人在中国得到了幸福。 但当那段尘封的记忆慢慢开启时，老人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抓住记者的手臂，坚毅的双眼里，透露出对那段泯灭人性、惨无人道暴行的无声控诉和泣血谴责。 记者了解到，二战期间日军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性奴隶制度，至少有40万各国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其中约有20万中国妇女、16万朝鲜妇女。目前中国大陆仍健在的原慰安妇共有27名，其中湖北省有2名，毛艮梅老人是其中之一。（2017年初毛艮梅去世，时年94岁）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房建昌教授曾多次考察积庆里，他指出“像积庆里这样集中留存完好慰安所遗址的地方，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武汉各界人士也多次呼吁，尽快对日军慰安所旧址进行抢救性保护，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打捞城市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编辑：田联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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