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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听说“馒头”死了，走的时候他家的那只狗哀嚎了半夜。第二天早上，几个一起下放的老知青发现了他的尸体。若活到现在，连母腹中的胎龄算在一起，大概已是七十好几的老男人了。 “馒头”的正名叫李卫华，下放时大概十八岁左右吧。一米八的大个子，每餐可吃五六个白面馒头，握紧的拳头与馒头差不多，故而得名“馒头”的诨号。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逆向”人口流动。 文革中的“全家福” 1968年，李卫华与江汉区“老三届”一起下放到偏远的沼泽湿地，插队落户于国营中洲垸农场，拓荒、放牛、围垦造田，从事简单的生产劳动。他们绝大多数尚未成年，也不乏背负着父辈阶级成分政治地位，拟或早已被贴上了“五类分子”的子弟。这种政治背景下，即便上山下乡的知青，命运也千差万别。因此，知青们都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而用“老三届”和“新三届”表明自己的身份，不需要更多的寻找。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记忆，只要说出自己是“老三届”或“新三届”，大致都可判断出他们的群体。这个节点是他们回忆的坐标，发生在里面的事，很容易对号入座。 “新三届”和“老三届”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代名词，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塑造了一个规模庞大、具有强大能量，在内部又高度复杂的群体，被加以量词后，使得一个与日月星辰无关的无法用历法计算，更无法换算他们的付出、沮丧、挫败和惨痛的记忆。夸大的说这是一个民族和时代的印记，大凡经过这个时代的知青，记忆里储存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见证。这些带着体温，用生命、血汗书写的“青春之歌”，是一个个活鲜、多彩的芳华。而当笔尖触碰到某一个人物，就会连根拔起一个群体，那些不毁的个体和灵魂，通过指尖微微颤抖起来。 “老三届”第一批下放的人不多，下放到农场的知青只有几十人。“馒头”被安排到场部电影队，跟王师傅学徒。刚来的时候，还能循规蹈矩的工作，偶尔一点顽皮和任性，也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性格特征，大家都能以包容的方式迁就。没过多久，他落拓不羁的放荡，夹杂着颓唐、悲情和无助的情绪，在生活中显现出来。又因父亲有国军服役的历史问题，从投娘胎就带着无法挣脱的“原罪”，涉世不久便须自认倒霉，无端且无条件地忍受污名和歧视。尚未成年，父子关系的阶级成分与血缘碰撞，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立场斗争，需要斩断血缘关系的勇气和魄力，才能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阵营中。 下放，应该是一种选择性逃避和挣脱束缚的大义之举吧，可他还能做出其它选择吗？缺失家庭管教，丧失社会束缚，残存的一点理性和良知也丧失殆尽。他整天游手好闲，纠集着几个把兄弟，用拳头证实着“馒头”的实力。但他绝非是那种欺压善良，横行乡里的恶霸，很多的打斗都带着个人英雄主义的狭义，和维护群体利益的片面正义。 短暂的记忆，很难定位于他的社会名称。社会人物与大众意识是完全不同的记忆。如果说英雄创造历史，可更多的时候是时代迁就或成全了英雄，最后都在历史中实现了各自的愿望。过去的镜像只能在镜子背后找到，镜面里只有一个反相的虚影。我想“馒头”大概属于后者，矛盾和冲动粗线条的描绘出个人的不幸和宣泄，又带着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或从口述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出他真实的一面，只能获得一个残缺的魅影，不能给他贴上一个合适的标签。 个体的记忆和情形再现，能还原一段历史真相或生活场景吗？这些不经意间的回忆，能让人更为直切的感受到历史的荒诞和虚无吗？显然，去政治化的思考、客观地评判过去，还需要撕开他们包扎后的伤口，把他们的疼痛、沮丧、无助和无为，当作有尊严的主体，才能窥视出他们携带时代意义造就的人生。 下乡 与武汉知青一起下放的还点缀着几个上海知青和北京知青。他们在性格特征，生活习性和群体意识都带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上海知青大多注意仪表，穿着得体，男知青们用软糯的吴语唠叨，即便是吵架扯皮，语调也高不到哪儿去。女知青精明干练的气质，让男知青们服服帖帖的接受“管教”，偶尔聚餐“打平伙”甚至自带咸菜和自制的甜点，吝啬得让人心疼。 北京知青喜欢京腔京韵地吹嘘，用政治理论指导生产劳动，大小事务都与生产队长理论一番。不过，个别人吐出的大葱蘸酱口气，让人生畏。 武汉知青们大多穿着发黄的旧军装，歪戴着黄军帽，永远是一副流里流气的样子。汉骂的经典用语“板妈“、“婊子”、“莫样呢”总不离口，搞烦了就抖狠“单挑”。 也许“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几地知青可以不来往，但从不互殴。 那个年代，知青们的情感生活颇似清教式的禁欲戒律。谈情说爱视为禁区和大忌。文艺作品没有描写爱情的故事情节，没有中外名著可阅读，报刊、电影没有男女同框的镜头和照片。禁欲主义和青春期暗流之间存在着对立与屈从的矛盾、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催生出保守的两性伦理关系。取而代之的是集体主义教育、崇尚“英雄主义”，驯化出一种畸形的爱欲心理结构。 同时他们的体能过剩、精力充沛，男女知青们只能用不同的方式发泄着旺盛的情绪。比如，比谁的力气大，赌谁吃的多，谁能搬动禾场上的石磙等等。看似无聊的游戏，却成为一些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暴力聚集的基础。若知青们需外出，只需打听哪里有知青点，是哪里的知青，便不愁吃住。今天到这个知青点，明天到那个知青点，后天就是自家，分口饭吃，挤住一张床，一群人一个都不认识，自报家门后兴许就能反客为主。至于吃得好坏全凭运气和季节。 下放的农场中学旁就是一片水果园，应季的桃子、梨子、西瓜、香瓜、老鼠瓜都有，穿过去又是一片甘蔗地，高出人头许多的甘蔗，节长、多汁、甜得沾嘴，吃饱了躺在甘蔗田里睡一觉，醒来再吃，谁都难以发现，那才叫过瘾。有的知青偷吃桃子不说，可恶的是还摇人家的树，弄得满地都是桃子，吃不了几个，糟蹋一大片。果农告到场部领导那里说：“小爹爹们，你们吃点就吃点吧，别糟蹋呀！”。有时搞到野味或偷到一只鸡，把鸡拿到野外杀了，鸡毛和内脏埋掉，用泥巴裹起来丢进野火里烤，吃完了把嘴一抹，遇到鸡的主人也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知道拔毛去内脏，整只鸡丢进锅里煮，又被老百姓堵在屋里，让生产队长评理的尴尬场面，比比皆是。 1969年夏季，知青与农场接壤的乡村，因农田灌溉引发纠纷吃了点亏。“馒头”迅速召集所有武汉籍知青，分乘三辆“解放”卡车，手拿铁棍、木棒和汽油桶冲进湾子，逢成年男人就打，看见东西就砸，鸡飞狗跳的场面犹如一场战争场面，此事惊动了“县革委会”，又因农场革委会的行政级别与之相同，由省农垦局牵头进行调解。鉴于农田纠纷导致的“人民内部矛盾”，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不予追究双方责任，维持现有的已根种土地管辖权，不得再起纠纷。 此役，农场大获全胜，不仅打压了周边农社蚕食农田的行为，树立了农场行政级别的优势，也使馒头、杨保国、蒋军洲、狗子、狼子等为代表的知青一战成名，很多人都知道农场有一帮惹不起的“武汉知青”。事后馒头无不炫耀的吹嘘自己：个板妈，老子从小被别人欺负，刚上小学的时候去踢足球，有些比我大的伢就用足球踢我们，我说：莫欺负人撒！结果人家直接过来揍我，我就还手。长大后我逐渐对自己的体能和拳头的力量更有自信，也不怕别人欺负了。只要你够狠、不要命，谁都打得赢。所谓“教师怕打师，打师怕哈师，哈师怕不要命的”的道理就是这样。 农村闯荡多年以后，继之而来的是“知青返城”。回到汉口球场街的馒头，短暂的兴奋后，被安排到街道环卫所扫大街。巨大的失落感和挫败感，瞬间迷失了自己，与大多数没有资格参加高考改变自己命运的知青一样，除了不那么熟练的农活可以应付外，没有获得都市生存所需的一技之长。因此，知青中的大部分人回城后都很难适应，无法被新时代、新环境顺利地接纳，更无法认同日益商业化的社会变革。伴随着个体的失落和挫败感，引发出严重的个体和群体焦虑和认知改变。于是不堪回首的往事，逐渐变成了对过去的追诉和讨伐。 “馒头”选择往返汉正街至新华路长途汽车站的路线，踩着三轮车寻找下放周边的“打货人”，收取比别人多得多的脚力费。用他蛮横的逻辑而不是感恩的心态，强辩道：“我把青春都献给了那里，收钱是为了偿还青春的债务”。苦悲的是生存的卑怯需要用“青春有悔”的手段去索取，其根源是深层的社会心理需求和自我安慰。 在我看来，“青春有悔”的本质是大多数知青返城后，无从适从的失落。如果说连“无悔”的气度，英雄的魂魄都没有了，那生存的意义何在呢？情理之外通过重塑抽象的个人形象，为生活而奔波劳碌，迂回、间接地为自己失败的青春称颂，是可以被知情人理解的。换言之，这种悲壮行径的核心是对知青运动反思后的排斥，转为去政治化的经济利益。不恰当的是，个人的悲哀源于他脱离了过去提倡的主义，所产生的自我矛盾，特别是他和过去的时代纠缠不清，并把现实的残酷转嫁给过去，使他在过去一同生产、生活的农村人面前有种人格优势，继续存有敬畏并把他视为永久的偶像。 悲哀的思想犹如“平庸之恶”，个人记忆的混沌淡化了时代背景，而把自我的苦楚强加给另一个群体。好像一个时代只为他设计了种种厄难，而生活其间的人们都是旁观者，回避了敏感的政治，突出抽象的人和事。那么，人的尊严与人的理性、权利和价值的关系呢？这些问题往往是哲学家讨论的焦点，民众生活以民生为中心，顾不了纯理论的辩争。 下乡50年后“老三届”再聚首 那个叫馒头的知青走了。不知道“馒头”有没有子女，他们过得还好吗？若有的话，大概不会叫“馒头”或“小馒头”吧。以后日子很少有人会记得他，文字也并非给他贴上一个冰冷的符号。毕竟有过痛苦时代经历的人，很容易产生矛盾的哲理。过去的岁月，一个时代的政治动荡、民生的疾苦、个体的渺小、生命的脆弱，改变了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命运。 “馒头”如此，许多人仍陷其中。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上山下乡 转载请注明出处，勿侵犯知识产权！ 扫描二维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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