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84年，侵华日军老兵土屋芳雄开始撰写关于侵华经历的系列文章，并在《朝日新闻》山形县版上连载。1987年3月，这些系列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叫《一个宪兵的回忆》。这本书被公安部抚顺战犯管理所前所长金源翻译成中文（中文书名叫《我的忏悔》），然后经群众出版社发行后在国内传播，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书中所说的“张的弟弟”指的是张克兴，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张克兴熬不住酷刑，最终'叛变’供出了哥哥张永兴的下落。”另外，书中还提到张克兴“叛变”后亲自带着日本宪兵逮捕了张永兴，并且还有关于张永兴被捕后虽然经受住了严刑拷打，但是经过“软化”成功招抚，张永兴“叛变”后供出了情报组织网络，土屋芳雄在书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如果按照土屋芳雄书中所说，张永兴和张克兴两个人（下称张氏兄弟）均成了“革命的叛徒”。而张氏兄弟并不是一般人，他们的尸骨在1948年春天被齐齐哈尔中共党组织安葬在了西满烈士陵园，39年已经过去了，难道弄错了吗？ 土屋芳雄的话之所以会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是因为土屋芳雄是当年齐齐哈尔“张惠民（张永兴化名）特大谍报案”的亲历者，亲自参与了“张惠民特大谍报案”的抓捕、审讯、枪决等过程，他的话不得不让人生疑和关注。一旦所说属实，“叛徒”被安葬在烈士陵园不仅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而且对埋葬在陵园的其他烈士而言也是一个极大的侮辱。 土屋芳雄1931年11月31日随军侵华，任齐齐哈尔宪兵队少尉股长。在侵华期间的1934年至1945年因屠杀和破坏中国抗日人员和组织有功，多次被日军授勋章。1945年被苏军俘虏押往西伯利亚服苦役，5年后被移交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1956年被释放回国，归国后致力于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先后撰写《我对侵略中国的悔悟与谢罪》、《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访中谢罪纪录》等忏悔回忆录。 土屋芳雄在回忆录《一个宪兵的回忆》的前言中郑重提到：“该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齐齐哈尔宪兵队和他个人所犯下的严重罪恶事实，是一部有说服力的史料。” 既然是所谓的“史料”，那就比较严肃了。张氏兄弟早已被中共党组织以“一门两烈、谍报双雄”载入中国共产党齐齐哈尔史的丰碑和西满英雄谱中。烈士的荣誉至高无上，既不允许任何人抹黑，更不允许出现丝毫偏差，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二战时期的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暨中央警务通知委员长的东条英机总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他总觉得背后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在盯着关东军的一举一动，至高的军事机密频频外泄，但始终找不到背后那只“鹰”藏在何处。 其实，这只“鹰”就是张永兴以齐齐哈尔为基地成立了情报组。张永兴1896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北沟村，3岁时随父母逃荒到东北，1915年考取天津南开中学，后因家贫辍学，之后做过多种工作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932年12月，张永兴在北平在时任北平西郊区委任共青团书记王兴让的介绍下入党。早在1932年8月的时候，张永兴和闻汉章到苏联伯力远东军区司令部谍报部第四情报科，接受搜集军事情报和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培训。 1933年4月，他俩被苏联情报部门派回齐齐哈尔工作。任务是搜集日伪军的军事情报，而后直接上报给第四情报科。  张永兴 张永兴和闻汉章一到齐齐哈尔，就迅速组建情报网络。一方面发展地下工作人员，组建核心团队（许志岚、陈福绪、蔡秀林等），成立以张永生为书记，闻汉章、许志岚为委员的地下党支部。另一方面建立活动支点，开展情报搜集工作。 他们在靠近日军驻地的北门外，开办水果店、鞋帽店及鸡蛋专销点，许志岚在日本航空队驻地附近办了一个养鸡场，形成一个完整的活动链条。闻汉章则以《民声晚报》的身份公开出入日伪军政各界，刺探搜集情报，其他人员则以不同的身份作掩护活跃于日军军政各部附近。再一方面妥善安排，打消日本人的疑虑。情报人员将各自的家人全部迁往齐齐哈尔安置，张永兴负责对所有情报人员进行严格的专业训练。 1935年底，张永兴将在苏联受过专业训练的胞弟张庆国（张克兴化名）调到身边当发报员。一方面通过隐藏的发报机传送情报，另一方面则亲自或者派人到苏联伯力送情报。短短的1-2年时间里，仅由张氏兄弟亲自通过发报机传送的核心机密情报就高达86份。 关东军密切关注“军政机密”频频泄露的“通苏案件”，侦破工作却毫无进展，这令东条英机背后冒出无数冷汗，彻夜难眠，一度以为是内部出现了奸细。无奈之下，他命令关东军向全城贴出“通缉令”。1936年9月，驻守边界小镇的孙吴宪兵队在中苏边境抓到了“偷渡”归国的交通员王海漫和关奎群。9月25日，交通点的蔡秀林（化名，真名叫蔡文赋）被捕叛变供出“张惠民（张永兴化名）”是潜伏在齐齐哈尔的重要“苏联间谍”以及我方的情报组织。 9月底，日军宪兵队大批特务对张氏兄弟住处及所设店铺布控蹲点抓捕，除闻汉章、逢福、鲁子仲、张氏兄弟外，其他人员均不幸被捕。 1936年11月4日，张永生从苏联回到国内，得知特务已经对他家进行布控。17日晚，张永生利用蹲守特务交接班的空隙准备回家取走隐藏的发报设备，没想到与“有同样想法”的弟弟张克兴在家中相遇，两人同时被捕。 至25日，张氏兄弟等19人被捕。东条英机做梦也没到令自己寝食难安的“博弈对手”竟然是几个不起眼的“生意人”，关东军还特意请来日本的谍报专家(山本庄之柱大佐)，来到齐齐哈尔帮助调查张惠民特大谍报案。 山本庄之柱通过调查审讯，画出一张“张惠民特大谍报案”情报活动网络图，对张永兴的情报搜集手法大为赞赏，他建议东条英机不惜代价劝降张永兴：如此间谍奇才世上难得。 张永兴等人在狱中遭受了日军的严刑拷打，他们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无奈之下，日军对张永兴采取了“软化”招抚政策，他们叫来张永兴的妻子及儿女到狱中劝降，张永兴的妻子见到血肉模糊的丈夫痛苦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永兴的女儿张艾琳1985年回忆说：“……他劝母亲坚强些，他和日寇的斗争史你死我活的斗争，日寇最终肯定会杀死他，叫我母亲好好活下去，带孩孩子！唯一的遗憾是自己的事业没有完成……” 1936年12月31日，关押张永兴齐齐哈尔市日本陆军监狱，突然发生了105人的集体越狱事件，关东军害怕张永兴等人越狱成功会给日伪军造成更大损失，最终决定枪决张永兴等人。1937年1月5日，日军宪兵队在齐齐哈尔市郊区白塔附近枪杀了张氏兄弟等8人。1948年春天，他们的遗骨被迁往西满烈士陵园。 3相关部门计划为张氏兄弟重修纪念碑和塑立铜像，可是土屋芳雄的回忆录一出，相关部门不得不慎重，国家要求进行彻查，以正视听。 张永兴的后人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张永兴的女儿张阿丽以个人名义给书的译者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时任公安部警官大学党委书记金源写了一封信，请求金源帮助核查事实，金源借到日本开会之机见到了土屋芳雄，委婉告知他书中所述（关于张氏兄弟叛变情节）是否有误，土屋芳雄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当事人你们又不在场，是无法争辩的，我说的就是历史。” 亲历者的“证言”很重要，但也只是一面之词，也不能偏听偏信。如何找到更多的“证据”就至关重要。
这就不得不加大力量进行更加严密的调查，齐齐哈尔相关部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民政局）各自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开展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齐齐哈尔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判决书——海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58)刑字第178。这份判决书是建国后海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叛徒蔡秀林出卖张永兴等情报人员罪行时出具的。
判决书中，蔡秀林的相关供述中并没有提及张氏兄弟“叛变”的任何字眼，相反还为张氏兄弟视死如归的精神所震撼，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另外，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党史专家在吉林省档案馆查阅了日本关东军档案找到了一份关宪高第1154号文件，是当年日本宪兵队报告给东条英机有关张惠民（张永兴的化名）谍报案的详细审讯记录。
调查正在进行时，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张永兴南开的同学，发展张永兴进入谍报组织的刘进中，也是当年张永兴的上线张放（化名，真名叫刘进中）。刘进中听闻张永兴烈士的名誉“出现争议”。他亲自跑到齐齐哈尔来为张永兴作证。
至此，物证人证俱全，铁证如山。可以得出结论：张氏兄弟并无叛变，是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张氏兄弟是值得我们敬仰的抗日英雄。 4国家相关部门彻查后，齐齐哈尔相关部门1988年7月7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张永兴、张克兴兄弟重新修建了纪念碑，并举行了隆重的铜像揭幕仪式。 面对铁证，土屋芳雄在日本发表声明“改口”说：“张永兴兄弟叛变的情节是记忆有误，张永兴始终没有屈服，他没有吐露组织一个字。” 1990年6月，土屋芳雄来到中国，他亲自到张永兴烈士墓碑前“低头谢罪”，并希望和张永兴的后人们见面，当面向被他杀害的张永兴烈士后人谢罪。 2008年，以张氏兄弟为题材的专题片《代号波波夫》上映。至此，张氏兄弟终于“盖棺定论”。在此，向抗日英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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