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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本文是韩非的代表性作品,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非的社会历史观和法治主张。指出了清除儒侠等五蠹之民的必要性,结构宏伟,气派宏大,是历来公认的代表作。蠹(dù),即蛀虫,这是比喻危害国家的人。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橼不斫;粝粢之食,梨藿之羹;冬日鏖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肱,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銛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未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不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蓄王资而承敌国之弱,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不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来,用树枝搭成象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蚌蛤,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生病的很多。有位圣人出来,钻木取火,把食物烧熟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闹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就起兵讨伐。如果在夏朝的时代还有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一定会被鲧gun、禹所嗤笑;在殷、周时代还有把疏通河道当作紧急之务的,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嗤笑。那么,如果当今还有人称赞尧、舜、禹、汤、武那一套办法,也一定要被当代圣人所嗤笑了。所以,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恒久不变的常规,要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并据此为它制定应备的措施。宋国有个农夫,他的田里有个树桩子,他看见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子上,碰断了脖子而死,他便放下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被国人所嗤笑。现在如果有谁要用先王的政治措施,治理当今的人民,就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样可笑。
古时候男人不种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足够吃;妇女不织布,是因为禽兽的毛皮足够穿。不用花费力气生活资料就很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不争夺。不必施行厚赏,也不使用重罚,人民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人民增多而财物缺少,用力勤苦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屡次地惩罚,也免不了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苫的屋顶不加修剪,柞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小鹿皮,夏天穿着葛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民众干活,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汗毛磨光,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辛苦。由此说来,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那不过是摆脱看门人那样的供养,并且躲离奴隶般的劳苦,所以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不值得称赞。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可以世世代代套马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能够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职位,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职位。这是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同啊。住在山上到深谷去打水的人们,节日里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们,却要雇人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对自己的幼弟也不能管饭;丰年的秋天,对疏远的过客也一定招待吃喝。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是因为收成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啊。因此古人看轻财物,并不是仁慈,而是因为财物多;今人发生争夺,并不是贪吝,而是因为财物少。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古代权位太轻;争夺官职和依附权贵,不是什么品德卑下,而是因为当今权势太重。因此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制定他的政令。刑罚轻不算是仁慈,责罚严不算是暴虐,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所以国家应做的事情取决于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应备的措施要跟所做的事情相适应。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一带,土地不过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使西戎归服,后来便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处于汉水以东的地方,土地有五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王害怕徐国会危害自己,起兵讨伐徐国,就把它消灭了。文王施行仁义便统治了天下,偃王施行仁义却灭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时代不同了,社会情况也就跟着变化。当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人不服,禹要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崇德教还不够深就使用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就一连三年进行德教感化,让人民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人便降服了。共工打仗的时候,兵器短的容易被敌人杀伤,铠甲不坚固的容易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用盾和斧来感化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采取的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上古时代在道义上竞争,中古时期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们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一套空话。”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所以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被灭亡,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被削割。由此说来,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弃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容和缓的仁政,来治理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百姓,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所带来的祸害。现在儒家、墨家都称赞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疼爱子女一样。根据什么来说明先王是这样的呢?他们说:“司寇行刑罚的时候,君主为此而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消息后,君主为此而流下了眼泪”。这就是他们所引证的先王兼爱的事例。如果认为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的关系一样,天下就能治理得好,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来推论,天下就应当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当然人们的感情莫过于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然而尽管父母都疼爱子女,家庭也未必和睦,即使爱得很深,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疼爱子女,子女也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得好呢?再说司寇按照法令执行刑罚,君主为此而流下眼泪,这不过是以此来表现君主的仁爱罢了,并不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法。流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大法。先王还是要执行法令,不听凭自己的感情而废刑,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况且百姓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仲尼,是天下人所说的圣人了,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去周游列国,可是天下爱好他的仁、称赞他的义,并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这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啊。所以天下那么大,愿意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而真正实行仁义的仅有仲尼一人。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着鲁国,国内的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的确也容易使人服从,所以仲尼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反倒做了君主。仲尼并不是爱慕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所以就仁义来说,仲尼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着权势,鲁哀公就可以让仲尼俯首称臣。现在的儒者游说君主,不是让君主凭借必能胜人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说这样才可以统治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象仲尼那样,要求天下的普通百姓都像仲尼的门徒那样,这种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现在有一个不成材的孩子,父母对他发脾气,他不加悔改;乡人训斥他,他无动于衷,教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把父母的慈爱、人的品德、教师的智慧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武器,执行国家的法令,搜捕坏人的时候,这才感到害怕,改变了坏品德,改正了坏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还不能够教育好子女,必须要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纵,见到威势就屈从的缘故。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即使善于攀越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它太陡峭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为它坡度平缓。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立法严峻,用刑严格。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拿。不一定会受害时,一丈左右的布帛也不肯丢掉;一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取。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坚决执行他的刑罚。施行奖赏应该优厚而且要说到做到,使人们认为有所贪图;施行惩罚应该严厉而且要坚决执行,使人们畏惧。法令最好是统一而固定,使人民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会有赦免,用荣誉辅助奖赏不足,执行刑罚的同时随即加他恶名,那么,德才好的和德才不好的人就都会为国家尽力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有功劳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给他奖赏,却轻视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愿意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敢精神。谴责和赞扬、奖赏和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遭到破坏,而百姓越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若是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助他回击,被称作“廉”,如果知心朋友受到侮辱,就随朋友一同报仇,被称作“贞”。“廉”、“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遭到破坏。君主推崇“贞”、“廉”的品德,却忽视了他们的违犯法令的罪行,所以百姓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了。不从事农耕就有吃有穿,却说他有本事;不作战立功就获得官爵,却说他有才能。“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不会荒芜。君主赞赏“贤”、“能”的品德,却忽视兵弱地荒的祸害,那么,谋私利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会荡然无存。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都以礼相待,这是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触犯法治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们却凭着懂得文献经典得到任用;违犯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因此,法治所反对的,正是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正是权贵们所豢养的。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权贵所豢养的,四种情况互相矛盾,而没有固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对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向官吏报告。令尹说:“杀掉直躬!”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但对父亲却是不孝,因而把他判决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竟是父亲的不孝之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仲尼问他逃跑的缘故,他回答说:“有个年迈的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了。”仲尼认为他很孝,便推举他让他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竟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人向上报告让君主知道了?仲尼奖励了逃兵,鲁国人更容易投降和逃跑了。君主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是如此的不同,而君主既称赞个人谋私利的行为,又想谋求得到国家的利益,是一定不会有希望的。
古代苍颉造字的时候,他把为自己盘算的叫做私,把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私的相对立,是苍颉早已知道的。现在却认为公私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造成的祸患。那么为个人打算,没有比修养品德、学习文学的办法更好了。品德修养好了就可以被君主信任,被君主信任就可以获得官职;文学学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最美满的事了。但是没有功劳却获得官职,没有爵位却显贵荣耀,如此治理政事,国家就一定会混乱,君主的地位也一定会面临危险。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却又重视仁慈的品德;攻克敌城的受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用坚甲砺兵的办法来防备战祸,却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御敌靠士卒,却又尊崇研究经典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却去豢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像这样做,想求得国家的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收养儒和游侠,战争到来时却要用甲士,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所以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指的是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说的智,指的是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难以理解。现在为民众制定法令,竟使用连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百姓就没法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短衣都穿得破损不全的人,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大事,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以从缓的事情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国的政治措施,那些民间习以为常的事理,或是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都一概不用,却去好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这种作法跟正确的治国之道是违反的。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百姓所需要的。至于尊崇忠贞诚信的行为,就必须尊重诚实不欺的人,其实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使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百姓相互交往,没有富厚的钱财可以互相利用,也没有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诚实不欺的人。现在君主处于统治别人的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握掌着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处理好用术所洞察到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为什么要期待诚实不欺的人呢?当今忠贞诚信的人很少,而国内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忠贞诚信的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人就很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在于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不会败坏,而群臣也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言谈,总是喜欢巧言善辩而不追究它是否正确;用人做事,只是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的功效。所以天下的人们,那些擅长言谈的都致力于巧言善辩却不切合于实用,所以导致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可是国家的政局仍不能免于混乱。那些所谓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人,竞相标榜清高,却跟国家提倡的耕战之事背道而驰,所以真正有才能的人便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免不了削弱。国家的兵力不能免于削弱,国家的政治不能免于混乱,这种局面造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人们所称赞的,君主所尊崇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治国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关于法令著述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多,而真正种地的人少;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军事的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兵力却越来越弱,这是因为空谈打仗的人多,而真正披甲上阵的人少。所以英明的君主要使民力进行耕战,不听信他们空谈;要奖赏耕战的功劳,坚决制止对国家无用的活动。这样百姓就会竭尽死力来报效君主。耕地用力是很劳苦的,可是百姓中从事农耕的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富足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可是百姓中参军打仗的人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获得显贵。现在研究文学,熟悉言谈,没有农耕的劳苦却享有富足的实惠,没有征战的危险却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从事耕战。从事智辩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从事耕战的人多了,国家就会贫穷。这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摈弃古代的经典,而以法令做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教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悍活动,而把杀敌立功视为勇敢。所以国内的百姓,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循法令讲话,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都回到农业生产中去,逞勇的人让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务。这样太平时期国家十分富足,战争时期兵力也很强盛,这就是统一天下的资本。既积蓄了统一天下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要采用这一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生和游侠在国内胡作非为,纵横家在国外造成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在这种情况下去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很危险吗?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大臣,不是参与了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报复。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强敌就要遭殃。”事奉大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君的印玺而俯首请命。献图割地,国土就会缩小;呈上印玺,君主的声望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君主的声望降低政治就要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打击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诸侯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君主的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小国保存下来,而对抗大国未必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大国制服。出兵作战军队就会吃败仗,退军防守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吃了败仗。所以,事奉强国,就会让搞连横的人借助国外的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会让搞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得到好处。国家没得到丝毫利益,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低下了,而臣子们的地位却高了;国家的土地被削割了,而那些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人就靠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那些人就靠获得的财富退职闲居。君主听信了纵横家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了而不予以惩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花言巧语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能侥幸地免祸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虚言浮辞所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和私的利益,辨别不清正确与错误的言论,并在纵横家事败之后没有坚决执行刑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本国安定。”所谓称王天下,是说能进攻别的国家;保证本国安定,是说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强盛,就能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安定,就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的安定和强盛不能求助于外交活动,只能从搞好内政中去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在外交活动上花费脑筋,那是达不到国家的安定强盛的目的的。
民间有句谚语:“衣袖长便于跳舞,本钱多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多事情就容易取得成功。所以如果国家安定强盛,就为他出主意;国家衰弱混乱,就很难替他想办法。所以为秦国出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出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少成功。这不是说替秦国出计谋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出计谋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两国“治”和“乱”的条件不同。所以周背离秦国搞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秦国攻陷了;卫背离魏搞连横,半年工夫就被魏国灭亡。这就是说西周是由于合纵而毁灭,卫国是由于连横而覆亡。假使周、卫两国不急于实施合纵和连衡的计划,而将他们国内的政治严加整顿,彰明法律禁令,坚定地实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来增加积累,让他们的百姓拼死坚守城池,天下各国即使夺得了他们的土地也只能捞得不多的好处,而进攻他们却会伤亡很大,那么,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也不敢在这样的坚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让别的强敌趁着自己的疲惫来整治自己,只有这才是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丢掉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而去干势必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错误。在外交上无计可施,在内政上造成政治的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便不可挽救了。
人们的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现在让他们去作战,前进就会被敌人杀死,后退又要受军法的惩处,那他可够危险的。抛弃了个人的家事,坚决去承受作战的穷苦,家庭有困难上面也不过问,那他家可够困苦的。面临困苦和危险的处境,百姓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就去事奉私门贵族,这样就具备了免除兵役的条件,免除兵役的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可以保证安全。用钱财进行贿赂并去投靠当权者,就可以使自己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满足了,就能保证自身安全。保证自身安全是明摆在那里的利益,怎能不追求呢?这样,为君主服务的就少了。而为权臣服务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工商业的太多了。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请托的风气很盛行,这样官爵就可以买到;官爵可以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卑贱了。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奸商搜刮到的财富超过农民收入的几倍,获得的尊位又超过从事耕战的人,这样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从事工商的人就会增多。
所以造成国家混乱的社会风气是: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借重仁义进行说教,讲究仪表服饰而又修饰言辞,用来扰乱当代的法治,惑乱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虚构事实说谎弄假,借助于别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私利,却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用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违犯国家的禁令。那些逃兵役的人,聚集在权臣贵族门下,大行贿赂,依仗权贵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的器物,聚集一些不细不好的布帛米粟等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待机出售,来谋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象蛀虫一样的人,不收养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是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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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洋洋洒洒五千余言,根据古今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论述政治的合理性,指责当时的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依附贵族的人)、工商者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种蛀虫,应把它们除掉。从而表现作者重视耕战(农业和军队),除五蠹的思想。文章纵谈古今,善于用浅近的事物来阐述深刻的道理,逻辑谨严,分析透彻,笔锋犀利,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战斗性。特别是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在痛斥“五蠹”的同时,还抨击了时政,并从正面提出了重文尚武、以法治国的主张,是十分可贵的。但是,韩非把少数“圣人”的功绩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广大人民说成是屈服于权势的顺从者,这是不正确的,具有一定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读者阅读时应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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