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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旬弗反。”）其母和众兄弟便在河对岸等他，以感化他早日回家，勤理朝政。五兄弟在此每人作歌一首，故称《五子之歌》。这一记载告诉我们：夏王朝初期都城就叫“洛城”，并有洛水与之相配。其母和众兄弟在都城洛河附近等待， 说明夏都洛城紧傍“洛水”。 今天考古学已发现了夏王朝的中晚期都城，也亦二里头故城遗址。其位置正好座落在河南省偃师市南一段由西北流向东南方洛河的南岸，布局朝向与三星堆“洛城”一致。从三星堆故城有洛城、洛水系统布局来看，二里头故城当年也肯定名“洛城”。 周行夏制，周王朝的都城亦名“洛都”。《孝经援神契》说：“八方之广，周洛居中，称为洛邑”。就是指周代的都城名洛城，居于世界之中，统领天下之意。其故地今称“洛阳”，也即“螺日”，实为恢复了此名最原始的本意。夏、周两代均将都城中心称“洛”，实际上就是“洛都”。 令人惊奇的是，蜀地的都城也名“雒”。广汉三星堆故城，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名“雒城”，实际上就是指“洛都”。紧邻城北的河名“雒河”。构成完整的洛城、洛水系统。城池也建在西北流向东南的雒河的南岸，城池朝向东北方向。这决非偶然。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三星堆故城就是夏文化构城的直接承继，三星堆蜀族就是直系夏后氏！ “雒都”在稍后一些时期又有换称“广都”。“广”就是高大、至尊之意。“广”字繁体字还有一个“黄”字，古音读“黄”。《说文・广部》：“广，殿之大屋也。”通“皇、黄”等，“黄”也是太阳神正称。青海乐都位于青海东部的“湟水”边，西有“湟源”、“湟中”二名。现代学者在研究古羌人的源头时，往往把目光聚焦这里，学称“河湟地区”。这里的“湟水”，实为“黄河”，也即太阳圣河。这里有“湟”名，又有“乐都”，实为“皇都”、“雒都”和“黄水”、“雒水”矣！两称均可质换， 且同指一物。 古代在流行将都城称作“雒都、广都”的稍后时期，又产生出同意延伸的称谓，将都城称“广阳”、“洛阳”、“雒城”等。它们都是一个意思。由于“雒（螺） 都”本身就是指“螺旋太阳神”，因而后来太阳的称谓逐渐由“螺”演为“阳”后，这一中心的指称也随之演变。如周王朝的都城本来称“洛”，后来演为“洛阳”；“广都”本身也就是指“黄（皇、日）都”之意，后来也随着太阳称谓改变而作“广阳”。 由于开创古蜀文明的有缗・蜀族本来就是夏后氏。他们于夏末帝桀时期从山东辗转入蜀，带来了中原地区成熟的“雒都”文化，并在蜀地原样恢复。从此，蜀地的同类都城中心及其称谓“雒都、罗城、广都、广阳”等，就从未间断过。并在不同时期出现在与蜀史紧密相关的地方。 四川广汉三星堆“雒城”之雒都已世人皆知。还有望帝从岷山出来，就近建都的“郫都”，史称“广都樊乡”。还有汉、唐两代留在双流县境内的“广都”，以及岷江河谷中松潘地区早期的“罗廓”（雒城）、汶川地区晋代的“广阳”等，构成了蜀地完整的“雒（广）都”序列。 蜀人对“雒（雒都、雒神）”有着深刻的崇拜。史传蜀地古代青衣羌国曾有一支因反叛而逃离到广西至越南北部地区，史称“雒部”，并在那里建有“交趾”族落。《水经注・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时， 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水上下，民垦其田，谓之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请郡县。县多为雒将，铜印青瑗。”如此之多的“雒”名，可谓事事皆雒。这一习惯当来自此“雒部”在故乡时有深刻的圣“雒”崇拜，尽管已远离故土，但思祖情结犹存， 仍以“雒”为生活中的主要神崇中心。 这支“西瓯”蜀人所建的“雒城”就是正宗的“螺城”。《大越史记全书》注《蜀纪》说，安阳王“王姓蜀，讳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书中正文云：“甲辰八年……始筑城于越裳，盘旋如螺形， 故号螺城，又名思龙城。”这座蜀人所筑的螺城“盘旋如螺形”，正是模拟“螺日”之形，对古老原始傩祭中心的恢复。 巴蜀古代还有几个与“广都”性质一样的“罗城”，如传至今日的犍为“罗城”；重庆江津县西的“乐城”，梁平县北的“乐都”等，均为古蜀后裔在不同地方建立的小型族地中心。 二、隐在岷山的罗城和广都 笔者曾在多篇文章和出版的几部书中，反复介绍过史前生活在山东济宁金乡一带的“有缗・蜀族”，就是四川蜀族的先祖。由于他们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携带了夏王朝的傩祭组器，于夏末帝桀时期逃离中原来到四川，盖建了三星堆雒城，建立了蜀王朝，开创了古蜀文明。也正是这只部族，将史前流行中原的“雒城、”“雒都”文化携带入蜀，后来在蜀地深刻传继并广泛传播。 商代末期，蜀族响应周国的号召，参加了八国联军，征讨商纣王。蜀王调集成都平原腹地的青壮，组成军队，奔赴北上伐纣的战场。为了躲避战败后被商王朝灭族，临行前将蜀中平原的妇弱老幼尽数撤入岷江河谷。同时放弃了多座城池。今天蜀中平原发现的多座史前故城，就是在这一事件中放弃的。 这么多的老弱妇幼队伍，需要一个临时的统治中心来统领和指挥，否则会乱成一团。按蜀族祖俗，这个统治中心也当称作“雒（广） 都”或“雒城”，才符合逻辑。也就是说，岷江上游也应留有古代的“雒”名，笔者发现的这个蜀史框架和“雒都”系统才有说服力。 从已有的传说和当地的诸多实际情况来看，这支队伍当时的主体和总指挥部，当在今天的松潘一带滞留下来，分散在周围隐居。而松潘一带就是当时的族治中心。《蜀王本纪》云：“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王母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 综合引文中的意思是说，鱼凫王曾（借狩猎为名，实为大撤退。）率众进入岷江河谷的“湔山”一带，成“仙”消失于那一地区。随同鱼凫王的民众也随之隐藏在周围一带了。 《蜀志》还有一句“帝升西山隐”。说杜宇禅位于开明后，化仙升至西山之中隐去。这一句当是对前述“鱼凫王率众退隐西山”的实记，误记在杜宇事件中。过去许多研究者也一直不明白，杜宇是君王，何必独隐西山？综合诸多文献传说，蜀族确有一支留守队伍在商末由王率领隐匿岷江河谷“随王化去”。全部隐入“西山”――成都平原西部的岷山之中。 文献中几次提到鱼凫王及其队伍隐入“湔山”，那么，湔山在哪里呢？《华阳国志》注云：“湔山，在灌县（今都江堰）境内。四时积雪，故称玉垒”。秦始皇时在此设湔氐县。两汉时又改为湔氐道。但治地中心却在今天的松潘！由于这一地区一直被传说为鱼凫王“升仙”之处，故在晋代又将湔氐道改为“升迁县”。“升迁”就是“升仙”之意。由此可见，这一地区自古就是蜀族退隐（升仙） 的传说地。 当时蜀族留守大队退隐到松潘一带的可能性极大。原因如下： １、当时（商周时期）蜀地与中原交通的唯一一条大道，就是岷江沿岸。今天看来感觉上已经非常遥远的岷江上游地区，当时恰恰是离中原地区最近的地区。蜀族早期入蜀就是沿这条路进入岷山的。蜀族从广汉三星堆撤离，可以直线进入松潘，无需绕走今道。 ２、这一地区还有天然的防守天险“天彭门”。《水经注・江水》云：“氐道县有天彭山，两山相对，其形如阙， 谓之天彭门，亦曰天彭阙。”刘琳在《蜀志》中注释：“是则天彭门或天彭阙在松潘北”。综合引文，是指在松潘以北的岷江两岸，有一处两岸相对屹立而起的巨大绝壁山崖，远看象一座巨大的石门，故称“天彭门”。这处绝壁，实为一处易守难攻的天险！蜀族退隐岷江山中的根本原因，就是预防伐纣战败，商人军队入蜀屠杀。必然会以死守之心临阵以待。也就必然会选择一处天险以逸待劳。因而蜀族才将人众布散在这一带周围，同时将统治中心建在这里。 ３、松潘境内古有“罗城”一名。《类聚》卷六引段国《沙州记》云：“龙涸北四十里有白马关”。《水经注》认为龙涸在蚕陵北八十里。有学者认为，龙涸可能就是松潘以南的镇江关。其实，松潘古代不名“龙涸”，而叫“罗廓”，至今羌区整个北部方言区（即茂县以北）的羌人， 仍将松潘称“罗廓”。 “龙涸”两音就是“罗廓”！由于当时的史家并未细考其产生的原因，加之当地方言不可能那么纯正，汉学者又总将少数民族的语言视为与汉语有殊，因而误记。却不知这一带的羌人实际上操有早期的正宗汉语。“廓”就是“城廓”，“罗廓”就是“罗城”。至今当地羌人不仅将松潘称“罗廓”，同时有别称“罗城”、“罗都”，就是有力的证明。 《巴蜀文化大典》记，三国两晋时期，有一支“白马龙涸胡”的古部族，此前一直生活在松潘境内的白马岭、龙涸一带。南北朝时，其首领王庆云率部占据秦州略阳郡，并在境内建都，称“水洛城”（今秦安县水洛镇。）此支古羌族就应是松潘早期躲入岷山的蜀族后裔，他们一直执拗地承继着祖上的“雒城”文化，即使迁到任何地方建都， 也要圣称“雒”。 ４、明代学者杨慎在《山海经补注》中云：“黑水都广， 今之成都也”。学者们普遍认为，文中的“都广”当为“广都”。甚至默认其中“黑水都广为今成都”，实乃大误。文中所说的 “广都”与“黑水”近邻且相联系，而成都地区周围自古没有“黑水”一名，何以认为文中所言的“都广”为今成都呢？蜀地自古有名的“黑水”，就只有今阿坝州的“黑水”，今天仍名黑水县。引文中的“黑水”当指这条“黑水”。如果考虑到古代人口稀少，一个地名往往泛指一大片区域，同时发现此“黑水”离今天的松潘近，那么，文中所说的“广都”，就可能是指松潘地区的“罗都”。 综合今天的发现和史传，松潘以北的“元坝”，古地名亦为“罗廓”，也亦罗城，与三星堆故城之“雒城”名一脉相承，在时间上紧紧相衔。因而，可以认为，此罗城正是三星堆中心放弃后，有缗・蜀族隐守此地的留守队伍等待了几十年后，仍未盼回北伐的队伍，自发地重新建立的统治中心，沿名“雒城”。此“罗都”中心的发现，又反过来应证了蜀族隐退岷山的史实。并由此发现了一段丢失的古蜀历史。 后来成都平原再次成为一个大型的文明中心，其先进的文明必然会影响到岷江河谷的羌人。他们会因此将自己的中心逐渐南移，以便较近地接近文明中心。同时，成都以北的交通，特别是汉中至广元之间的山地绝壁，也有时断时续的连通。与中原的联系，可以通过这条路解决。岷江上游与中原联系的道路逐渐放弃。松潘的罗城中心，也终被放弃。但其统治中心仍在，并渐次转移到更南的地方了。 稍后时期在茂县以北的岷江边上兴起的“蚕陵”一名，就可能是松潘罗城中心南移的地名。其位置在松潘以南约８０公里的岷江边上。“陵”就是高出地面的土包，也可作为象征性的尊高之称；“蚕”就是有缗・蜀族的典型称谓，也即“蚕虫氏”或“蜀族”。“蚕陵”亦可释为“蜀族最高统治地”之意。秦汉以前还有“蚕丛氏”一族在这一地区活动居住。从逻辑上看，可能正是松潘罗城中心一族的后裔。 曾在两汉时期名“汶江县”的今汶川一地，在晋代又被改名“广阳”。“广阳”一名本质上就是“广都”“雒都”的演称。古代命名，多以恢复原古老地名为原则，这个“广阳”是否正是对早期此地曾有过的“罗城”、“罗都”之名的恢复？考古学还在牟托沟发现了一组傩祭青铜实物，祭俗及器物本质上与三星堆祭祀组器完全一致，只是规模略小。就可能是蜀族的一个小型都城中心的圣器。 同时还可以肯定，有缗・蜀族留守队伍进入岷江河谷后，在高原上留下了大量的“傩祭”文化，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岷江上游以西的大片地区，特别是“黑水”流域及杂谷脑河流域周围，看到尚残留的因傩祭而兴起的地名：罗坝、罗山、罗窝、洛多、洛河、洛汤、卡龙、若多、罗坝街、罗顶寨以及古鲁沟（歌傩沟）、梭罗（神螺）沟等。 白剑，四川广元市文化局创作办主任，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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