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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梵净山已经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的价值凸显，大名远扬。特别是梵净山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更是令世人瞩目。许多人都认为梵净山的良好生态系统与生俱来，其实不然，梵净山也曾经历了各种磨难，也曾是博弈的焦点。如今，一身光鲜、一身威名的梵净山，在真情与假意之间，可能又面临新的一次严峻的考验。 梵净山，就这名字，就能感觉到与佛教的恩恩怨怨。 原本梵净山不叫梵净山，《汉书·地理志》称梵净山为“三山谷”；北魏《水经注》沿称“三山谷”。唐代《元和郡县志》改称“辰山”。佛教是隋唐时期开始传入辰山。正式有记载的是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24年），在辰山脚（今天梵净山腰的木黄）建了天庆寺，是一座道佛融合的寺庙，供有释迦佛、弥勒佛、燃灯古佛、观音等，又供奉有灵官、关帝、玉皇大帝、文昌帝君，既有十八罗汉，又有二十四诸天神。到了宋代，道教文化得到重新重视，宋代《太平寰宇记》称“思邛山”。但在这一区域基本上延续了唐代的信仰，在思邛山上所建的西岩寺、天池寺、老金顶寺庙群等，虽为佛寺，也有道教的踪影，还专门修建了一座三清观。元代是佛教一家独尊的年代，道教处于没落和被融合的状态，但元朝的国教是藏传佛教，又与汉传佛教有着诸多不同，因此，思邛山区域的佛寺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兴盛。 明朝建立之初，知道思邛山有朱砂和金矿，明朝庭即派出官家督办朱砂和黄金开采。虽然当地的土司都承认明王朝的中央政权，但具体治理还主要属于土司自治管理。土司政权与中央政权半离不合，明顺暗抗，并非真正服从中央管理，各怀鬼胎。在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思南土司与思州土司为争夺朱砂发生战争。战争的结果没有赢家，战火造成生灵涂炭，同时严重削弱了土司政权的实力。明王朝趁机改土归流，在思邛山环山地区设立了思南、铜仁、松桃、石阡四个府，由中央政权派遣流官进行管理。也就是那一年，有了“贵州”这一行省。这一治，也算安宁了二百年，思邛山基本上成了二百年的禁地。除了僧侣在其间设庵建寺，其他居民很少进入。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寺，既可供信众朝拜，也成了开采人员的息脚之地。 直到明万历年间，监工游山的当朝国舅爷李妙玄，看破红尘，无心国政，奏请皇上，意欲在思邛山修建山寺，出家理佛。皇上恩准，予以拨付银两，重新修建了天池寺，并任住持，从此山寺与皇家就扯上了关系。毕竟那修寺的经费不是来源于民间，而是皇家拨款。当时除了官方叫“思邛山”外，当地还有称“九龙山”、“饭甑山”、“大佛山”的。为了显示特别，山也不再叫原来的山名，借山体的幽静陡峭与深邃神秘，真一片梵天净土，加上因山体神似当地群众蒸饭用的甑子，当地群众有叫饭甑山之说，取名“梵净山”，一直沿用至今。 作为具有朝庭背景的“钦命僧”，资金是不成问题的，只要能显示皇家的威严。有了当时最大的天池寺，又建了承恩寺、天庆寺，当然，天池寺也改称了护国寺。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重修了金顶寺庙群，并刻“敕赐重建梵净金顶序碑”碑记。金顶那破败的庙殿重修得焕然一新，左为释迦殿，右为弥勒殿，庙后两座巨石，一名晒经台，一名说法台，站在台边，望太子石方向，最为玄幻，一派万圣临銮的景象，而且常常出现神秘的佛光。真所谓：“转眼风云相会处，凭空移步作神仙”。一座天桥横跨在尖刀峡上，连接着两边的峰顶。梵净山，从野岭变成了皇家圣山。虽为佛家，却不乏霸气。 明统治者希望通过宗教信仰来增强管理能力，但明朝倡导的佛教并非当地苗民认可的宗教，当地苗民信奉的还是与道教相似，又溶入众多巫蛊之术的原始宗教，那些不仅有性而且有形的东西，对于文化背景不同的苗族来说，更有说服力。因此，山寺虽多，苗民并非认可。 明隆庆年间至明万历中叶，腊尔山苗族起义，想挣脱明王朝的统治，捣毁有明王朝象征的山寺当然是必不可少的。1567-1588年，明朝政府镇压梵净山以东的“腊尔山苗族大起义”后，在该地区开始修建“南方长城”，并对被破坏的梵净山佛教山寺进行第一次重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贵州播州土司（今贵州遵义）杨应龙叛乱，梵净山区域也成了动荡之地，少有了朝拜的香客。“既自播乱之后，传闻四方，往来朝觐人稀，非复日盛”（《敕赐碑》）。从护国寺五世住持明然和尚开始，昔日皇家气息渐少，明朝也开始走入穷途末路。明然和尚一改往昔风景，诚心修佛，踏实做事，勤俭度日，一生清苦，冷于山谷尽食野菜野果。从不为红尘所染，不为名利所趋，潜心护法修行，带徒传教，以身作则，为徒弟们树立了典范。到明未，梵净山上已有数百座大小寺庙和庵堂，就算官办的也有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毕竟有官家势力，这些皇寺也好，却庵也罢，都曾红极一时。就算佛家再怎么潜心修行，梵净山并没能保佑风雨飘摇的明王朝，辗转数十年后，被清所取代。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这些带有皇家色彩的庵寺开始破败。 信奉藏传佛教的清王朝，是不会放弃梵净山这样的关键名山的。再则象贵州这样的地方，最好的治理方法是安抚和收编，而不是对抗。清康熙年间，梵净山重新敕封并重建，并将“天”、“恩”字号寺庙改为“国”、“恩”字号，以示“天朝上国”的“仁慈恩典”。皇庵天池寺被敕名为“护国寺”，成为梵净山最大寺庙。从此梵净山的香火又旺了起来。 嘉庆元年（1795），松桃苗民首领石柳邓与湘西吴八月进行“乾嘉起义”，松桃义军开辟从石梁至梵净山道路，修筑工事，据险周旋。毕竟只在梵净一山，加上起义军掠庙杀僧，强迫乡民，终难长久。石柳邓死后，起义军残余部队在梵净山地区盘踞达12年之久。也就是这场战火，不仅毁坏了梵净山的寺庙，也毁坏了梵净山的许多森林。在起义被完全平息后，道光年间，梵净山的佛寺进行了第四次重建。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十二月，护理贵州巡抚麟庆、贵州布政使司按察使李文耕，分别署名通告，禁砍梵净山森林，并将通告刻于两碑。梵净山再次进入官管，成为名义上的禁地。 一次次的起义失败让那些心存异想者开始纳闷，是不是真的要与佛联系上才会得到胜利，也更加相信了梵净山的佛的天地。咸丰五年（1855），贵州爆发“咸同大起义”。铜仁“红号军”首领赵子隆打出“真主出生，弥勒降生”口号，在梵净山三角庄建立根据地，达一万之众，与思南荆竹园“白号军”联成一气，屡次攻破附近州县，看似真要成气候。咸丰帝饬令川、黔、湘三路清军“痛加歼洗”。同治九年（1870），三角庄根据地陷落，红号军全军覆没。梵净山，重新回复到宁静。 光绪元年（1875），太平天国军余部刘胜乘朝山之机，率20余人假扮清军，持洋枪入山，自号“黑地大王”，赶杀僧尼，四处劫掠。光绪五年（1880），梵净山环山五属团练合编为“松桃协左营练军”，新任贵州巡抚岑毓英亲往率军督剿，在梵净山隆参和尚以及印江生员廖凌霄、武举吕嘉会向导下，次年（1881）肃清刘胜及其残余。这一次的破坏时间虽然不算最长，但对梵净山的佛教打击最大，僧人被杀，佛寺被毁，森林被砍被烧，整个梵净山可谓满目疮痍。“寺院及诸菩萨俱为灰烬，尔时僧众风散云流”（《重修朝阳寺碑》）。“环山居民遭此劫杀，杀绝者不下七百户，杀葬者何此四千余命”（《镇国寺碑记》）。 为加强防范，巡抚岑毓英奏请于皇庵护国寺建“都司衙门”，称“护国营署”，统领“松桃协练军”分驻环山八汛，对梵净山实行长达30年的军管。这30年的休养生息使梵净山又慢慢恢复了元气，生物多样性也慢慢得到恢复。 清帝还是退位了，民国时期梵净山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日寇未能到达，红军也未在山上逗留，解放战争也未在梵净山发生大的战役。追击流寇是再所难免的，只是穷途末路的流寇并未给梵净山的森林带来灾难。只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没有太多心思去修整那些寺庙，也懒得去搭理那些僧人，任由它慢慢地破败。 单从以上这些历史记录就可以看出，梵净山自古以来就与神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似乎在神佛掩盖的背后有着更多的秘密。梵天净土也好，皇寺野庵也吧，见证了梵净山的一次次事件，却无力保全梵净山的生灵安全。梵净山的生物多样性得以保存，主要得益于山体庞大，沟壑纵深，悬崖绝壁，人类难达。每次灾难过后，那些残存的物种慢慢得以重新恢复，留传至今。只不过，可能建立了新的组合，形成了新的生命，居留在了新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梵净山的外围也曾遭受到一些砍伐，矿产也遭到开采。那个战后百废待兴的时期，还没有精力来处理生态保护的问题。但很快，这种破坏得以终止。在1978年成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了专门的机构、人员和经费开展生态保护，使梵净山的生态环境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保护。 生态系统逐渐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当然，40年来，也曾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利益与公权之间的博弈。直到今天，都还存在着各种争议，但总归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如今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自然遗产，对它的保护已不仅仅是当地人的事，中国的事，已经上升到了国际的高度。但愿几千年来神佛没有保住的山林，在人的保护下，得以安宁。 愿这片梵天净土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各种生灵与人类一起分享大自然的馈赠，共享天地之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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