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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明，我尊重生命，反对暴力。我不反科学，不反对进步。也不是什么“卢德分子”，因为我没有资格。但我们今天的世界确实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方向，我们仍然在为一次一次的战胜而狂欢，很少静下心来，想想我们的地球，想想人类这样一个种群，想想我们是该为我们的过去欢呼还是忏悔。 英国小说家赫胥黎在他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预言：“人类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事实上，我们今天果真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机器和工具，人的本能在依赖于工具中逐步的退化，特别是当我们有了相应的替代思维后，我们恨不得不要去思维。 在二三十年前，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关于外国人很笨的笑话：那些外国人连加减法都不会算，总要依赖于计算器。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身边那些不管是卖菜还是卖货的，也都不再善于计算，统统依赖于手机上的计算器。在没有手机之前，可以记住家人和朋友的几十个电话号码，现如今连父母兄弟的电话号码也要翻手机查。这些都是人们对工具的高度依赖的现实表现。离开了手机，已经没有几个人能正常地生活下去。 我们的发明创造越来越精确，我们的工具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人的素质却越来越退化得厉害。曾经人类也有灵敏的感觉能力，也许与猪、狗、鸡一样能提前预知地震的到来。今天的精密工具可以帮我们提前几分钟几小时预测到地震的发生，而老鼠、青蛙和鱼会提前几天预知。我们在了强有力的枪，有了导弹，可以杀人于无形，可以从亚洲打到美洲。我们可以上天入地，可以到太空到洋底，但我们仍然不能不呼吸空气，仍然不能不喝水。我们离不开环境，我们甚至没法解决人类快速退化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人工智能越来越推广，似乎越来越证明人类的无能。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命题，关系到人类究竟还能走多远的问题。 1942年5月22日出生在美国的天才、数学神童希尔多·卡辛斯基（Heodore Kaczynski），智商高达170，16岁就读哈佛。曾经在伯克利大学数学系任助理教授，最后却因为一次非人的实验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思想，一个人跑到蒙大拿州去隐居。又因为隐居地被开发所打扰，做出了一系列极端的行为。17年制造了多起连环爆炸案，目的是想引起社会对他足够的重视。 就是这样一个天才科学家，卡辛斯基在1995年他的《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中写道：“人类太轻易地让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对机器强烈依赖的境地，以至于到了最后，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完全听从机器的决定。”在卡辛斯基看来，“工业文明及其产生的后果，对于人类就是一场灾难。”卡辛斯基20岁那年，他就意识到“人类对机器的依赖，使人类失去了自治的能力，剥夺了人类的自由。”于是渐渐生出了对科技—工业体制的幻灭感。在《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中，卡辛斯基断言，“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机器控制，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如果是前者，那么就是人类亲手制造出自己的克星；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工业化社会的机器终端，只掌握在少数精英的手中。精英控制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由于机器的高度智能化，人类的工作不再是必需的，人类就变成这个系统的负担。如果精英们是残酷的，他们就会直接消灭大部分人类，如果他们仁慈，他们就会利用宣传手段或者生物学技术，降低人口出生率，直到大部分人类灭绝，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地球都会归于精英之手。另一种结果，如果精英中有一些心软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就会成为人类的牧羊人。他们会用科技改造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结构，“治疗”他们的问题，使他们变得完美。这些被改造的人类也许是快乐的，但绝不是自由的，他们更像是精英们饲养的家畜。” 社会要进步，人类要竞争。不光是与人类自己的竞争，还想与自然、与环境、与其它一切生物之间的竞争。都希望获得那至高无上的控制权，于是更加热衷于利用工具来达到目的。这工具可以是枪炮、可以是技术、可以是农药、可以是通讯，可以是一切比别人高出一筹的东西。唯独没有考虑处理人体与自然本身的关系的能力。一切的科技似乎都是以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人的初始目的是真正为了生物多样性、为了人类这样一个仅出现在地球历史上200万年的生物种群。 人们污染环境，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使用过量的除草剂。为了既减轻眼前的劳动又快速产生高效益，不惜污染环境。为了达到快速生产的目的，大量使用激素，甚至用药物破坏土地的性质。为了最方便“管理”，用一些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所谓的解决眼前问题。面对快速退化的整个人类素质，想出的是用转基因方法消除癌症、艾滋病，用人工授精和人工子宫来解决自然不育的问题。 人们总是认为人类最具有聪明才智，一次一次的“成功”让人们充昏了头脑。殊不知自然过程中每一个行为和动作都有他的现实意义。殊不知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基因记忆中对哪一些信息更感兴趣，不知道哪些是来自于本能继承，哪些是来自于后天学习。我们在用更多更大的投入来完成我们对工具的研究和竞争，却殊于对自然本质和生态伦理的认真总结。 我使用着现代的工具，可以说已经难以离开现代工具，但我同时也渴望自然而传统的生活。我与“卢德主义者”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卢德主义者”认为“科技反人性，破坏社会道德，造成了消费主义的横行和人类精神的颓败，并可能最终引发人类的灭绝。他们厌恶工业文明对生活的扭曲，渴望自然而传统的生活。科学技术本身拥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可以加强或者破坏特定的价值观念”。我则认为科技本身无罪，但科技一旦与贪婪、惰性和霸权相结合，就会给世界带来绝对灾难。自然和世界不是不可演变，只是应该放慢些，给自然留下一些修复和演变的时间，给物种留下改变和选择的机会。 今天我们的物质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就是因为丰富的物质生活，反而使我们丧失了很多，甚至精神空虚。 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地球的“主宰”，主要得益于人类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而这些工具曾经是临时的，不足以威胁到人类的本能发挥。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工具的依赖超出了想象。机械承担了大量的繁重的劳动，从中解脱出来的人们尝到了利用和压榨的甜头。今天的人工智能系统，让人类可以便捷地使用工具，完成自己的一切。曾经看书需要一本一本的读，今天一个手机就可以。曾经我们需要通过大脑计算很多东西，今天一个手机就可以解决。曾经我们需要记录很多该记录的东西，今天还是一个手机就可以解决。过度的人工智能是人类逐渐走向对工具的高度依赖，而这种依赖是危险的。少数人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工具来控制绝大部分的人类，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 另外，今天的工业文明让我们更有能力破坏环境。我们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去恢复环境，重振环境。我们却没有真正的找到破坏环境的根本。这些现代的工具让人们越来越便捷。我们不愿意再通过割草，除草来解决杂草问题，而使用除草剂。我们不愿意用竹木制成的筐来装东西，而用上塑料制成的方便袋。我们的很多便捷实际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生物多样性在锐减，人类本身的生存能力同样也在发生改变。 人类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作为人这样一个种群也在极度的退化。人们发现，科学越发达，作为人的本能却在退化。我们借助的工具越多，我们在自然中的能力反而越差。我们的感官、听觉、视觉都大不如前，连基本的繁殖率也在下降。城市问题、群体问题使人变得越来越奇怪，同性恋、孤独感、暴力倾向陈出不穷。人类越来越严重的两性趋同，这些都与城镇化、工业化有关，与那些工具带给人类的便捷有极大的关系。 “卢德主义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今天的后工业时代，在生态文明时代，应该怎样与环境交流，怎样与生物多样性形成一种特别的关系，需要人们认真去思考。并不是说为了人本身的利益，越便捷越好，越丰富越好。作为一个生物种群，在自然中的生存能力才是这个种群得以持久发展的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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