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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7910字，阅读需要约20分钟） 年近百岁的老人孙得正，喜欢讲骆驼，喜欢讲拉骆驼的故事，喜欢讲包绥大路，喜欢讲迪化口外，喜欢讲陕西泾阳马合盛的茶，喜欢讲雅布赖王爷府的盐……他忘情讲述的时候，旁人无法插话。从他记忆里喷薄而出的，似乎并不是几十年前的过往，而是散落在空旷寂寥的戈壁滩上无法数得清的骆驼“把子”，瞬间聚到一起，熙熙攘攘，挤挤挨挨，迎面而来，让听者躲闪不及。“天爷亮得了，赶紧起，起来上垛子……” 98岁的老太爷孙得正坐在热炕上，又说了一句突兀的昏话。身后搂着他喂饭的五爷，习以为常，并不在意。话，虽是昏话，却是孙得正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经历。孙得正从少年起就开始拉骆驼，挣脚钱，一辈子走南闯北，跑过不少地方，有过许多经历。没人能够理解他对驼队的感情，他对那段在沙漠、草原、城市、乡村的各个族群间往来穿梭的岁月的魂牵梦萦。在说着昏话的时候，他心心念念的，也还是他的驼队。 2018年2月，当笔者怀着对骆驼客文化的痴迷，再次来到甘肃省民勤县泉山镇复明村拜访孙得正时，却不料他已处于弥留之际，再也没法酣畅淋漓地讲述他在驼道上的经历了。他的儿子五爷一边喂他吃饭，一边说：“来的迟了，你们……” 孙得正和众多民勤骆驼客一样，默默无闻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们年轻时在西北的山川、大漠之间连通着或近或远的各个地方、各方民族，见证了那个年代以驼道为纽带连接起来的河西走廊周边地区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交融。 这些经历在骆驼客的一生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西北，大量民勤人像孙得正一样，从小就去外地放骆驼、拉驼队，很多人就因为拉骆驼而留居在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等地。回到民勤的老驼客们，生活中也往往沉淀着驼道上多元文化的印记。孙得正家里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会吃“棋蛋子”（一种蒙古族民间油炸面食），他讲故事时会突然冒出几句蒙古话或“回回话”。他的讲述总会把听众不知不觉地带到那多元文化交织的驼道岁月中。
西北大片的沙漠戈壁为双峰驼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生活在内陆干旱地区的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这种畜力的开发利用。游牧民族驯化骆驼，利用骆驼耐干渴、体力强的特点，将其作为游牧转场时的驮载工具。《史记》中就记载了匈奴人的奇畜“橐驼”。据《居延汉简》记载，西汉末年在居延屯田的汉人也开始饲养骆驼。后来西北地区的农耕民族在与游牧民的频繁交往中也学会了将骆驼作为脚力。大致在唐朝时，西北地区已经有了供驼队使用的“站头”。民勤县古称镇番，其所处的武威地区是内陆通向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以及西域的重要区域，其交通地位历来被内陆的茶商、盐商、皮毛商人、百货杂商、牲口贩子所看重，民勤自然就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站头”。在古代，民勤所在之地水草丰美，周边不远处分布着沙漠。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适合骆驼生存，因此骆驼饲养也很发达。明成祖时期甚至在民勤地界上颁布了鼓励养殖骆驼的政府例令，这使得民勤的骆驼养殖成为了地方的传统生计。明朝以后，随着河西移民的大量进入，农田的过度开垦使土地的沙漠化加剧。位于石羊河下游的民勤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的包围之中，骆驼的交通价值在这里越发得到重视。到清朝时，中等家境的百姓家中大多有骆驼，遇到灾年就靠骆驼运输来维持生计。因此民勤一直流传着“读诗书能走天下，养骆驼可度荒年”的老话。18世纪中叶清军平定准噶尔部以后，从中原经由河西到达边疆地区的商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经河西走廊过星星峡到新疆，被称为甘凉大道；一条是经河西走廊东端沿石羊河而下走阿拉善高原，往西过额济纳到新疆，往东到绥远、包头、张家口直至北平、天津卫，称北道。民勤——武威一线正好处在两条大道的交汇之处。兴起于民勤的陕西茶商马合盛正是考虑到民勤交通运输的便利和适合养骆驼的优势，才将家眷搬到民勤的。因为马合盛的驼队曾多次参与“平叛”和“救驾”有功，朝廷为昭示其忠义，封“永盛号”马家为“护国员外郎”，并授予其西北五省的茶叶专营权。军政匪盗、平民百姓，无论谁遇见了“永盛号”马家的驼队，都要礼让三分。民勤的驼把式们正是借助内陆与边疆之间的贸易活动将“民勤帮”的名声带到了绿洲、草原和雪山之间，也将蒙古、藏、回、汉等民族的文化气质凝结到自己身上，带到了河西的生活当中。虽然后来人或许濡染于其中而无所察觉。从孙得正的故事中，我们或可重温当年骆驼客身上的文化记忆。
民国初年的河西走廊，民生凋敝，百业萧条。过度的水利修建使得地下水位下降，戈壁上的大量植物由于失水而枯萎，导致耕地沙化加剧，再加上人口的膨胀带来了资源的严重匮乏，石羊河流域的民众，往往为水权而争执不断。地处下游的民勤，地贫粮少，许多民勤人不得不奔走在沙漠水草之间，以养骆驼拉骆驼为生。
孙得正出生的1920年，民勤正是这样的光景。他长到13岁时，已经算是“够着饭碗了”，家里打发他出门去讨生活。他先去民勤和阿拉善交界的北山给汉人东家放羊、放骆驼，有时也给蒙古族牧户放羊。北山的民勤人和阿拉善蒙古族牧民放羊放骆驼常在一起搭伙，在密切往来中，民勤牧民多受蒙古族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兼通蒙汉双语。在北山放牧的那段时间里，孙得正学会了蒙古话，也渐渐熟悉了蒙古人的习俗。16岁时，他被民勤的严家商号看中，先给商号放骆驼，后来又拉骆驼，成了驼把式的助手。 当时的民勤驼队有多种形式，最有影响力的，是大东家、大商号的大帮驼队。这种“大帮响铃”包括十几个到几十个“把子”不等，能达到一百多峰甚至几百峰骆驼的规模。在民勤，一“把子”一般由7峰骆驼组成，每峰骆驼能驮100公斤左右的货物。马合盛商号的驼队有四五百峰骆驼，有时候六七十“把子”骆驼同时起场，一串串首尾相接地排开来，长达数公里。驼铃叮咚，驼鸣悠扬，沙尘滚滚，蔚为壮观！ 大帮驼队有独特的组织形式，除了驼把式，还配有掌柜子、骑马先生、锅头、水头、拳棒手等，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掌柜子，又叫领房子，是总管驼帮事物的首领，一般受雇于商号东家，相当于东家的代理人。他们走驼经验丰富，门路广，又精通商业往来的各类应酬。马合盛商号就曾经常雇佣精明能干的落第文人担任掌柜子，有的掌柜子甚至还精通拳术。掌柜子和商号之间多是雇佣关系，有时也是合作关系。尤其在商号货物太多而骆驼数量有限的时候，掌柜子可以代表东家雇佣其他“把子”甚至大帮响铃入伙，所得的红利由掌柜子和临时参与的人员协商分配。每个掌柜子都有一个助手，称作骑马先生。骑马先生除了负责保障驼帮前后成员的联系畅通外，还要负责探路、寻找水源、联络客栈等事务。到民族地区活动时，驼帮里还必须配有能通译的人才，一个成功的骑马先生或掌柜子往往也掌握一种或几种民族语言。驼帮里五六个或七八个“把子”分作一个单元，各单元的负责人叫二掌柜，或者二房子，大帮响铃里面负责后勤保障的人一般有两个，一个专管驼队的用水，另一个管锅灶杂物并保障驼队的生活起居。 西北的地方话习惯把精于某种职业的人称作“把式”。赶大车的人叫“车把式”，拉骆驼的则叫“驼把式”。因为一个驼把式往往拉“一把子”或“一链子”骆驼，所以人们有时候也将“驼把式”叫作“链子”。驼队里的“链子”除了负责装卸货物、拉骆驼，还要在“站头”歇站时负责放骆驼、砍柴、做饭、值夜。这些活计由把式们轮流，一作一息一轮换。 规模小一点的商号驼队相当于大帮驼队的一个分支，自成一个单元，甚至只因临时合作而凑成，分工并不明细，往往八九个人，五六十峰骆驼，说走就走，聚散、起作便捷而迅速。 还有一种小型驼队是由小户人家自发地搭伙组成的。往往是仅有一两峰骆驼的人家就近组合，结成一个或几个“把子”，给附近的盐场、煤厂驮运货物。人们除了赚一点脚钱以外，还可以在城市或“站头”做一些便当交易，养家糊口。这样的驼队往往是一种临时、松散的合作关系，组织、分工并不严密。 严家商号有大帮响铃，16岁的孙得正进入严家驼队是由放牧人的身份开始的。由于他在北山给蒙古人放过骆驼，所以给严家放牧时，他逐渐和骆驼队打上了交道。驼队起场，他就给“链子”打下手，琢磨着“链子”拉骆驼、装货卸货的本领；驼队放场，他就拉骆驼进山放牧。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操作和学习，孙得正渐渐地成熟了起来。
18岁那年，孙得正正式出师，开始独立拉骆驼，成为了受雇于严家商号的驼把式。严家是民勤人，商号开在了大靖（在今古浪县境内）。孙得正经常跟着驼队从大靖出发再回到大靖，奔波在驼道上，很少回民勤的家。大靖在今天看来只是长城脚下一个普通的小镇子，在当时却是个商旅云集、店铺林立的富庶市镇，蒙藏回汉驼队云集，驼铃声昼夜不息。它处在河西商队北上宁夏川、东进秦陇的商路交通枢纽上，也是关陇、四川等地的商队北上蒙古、西进新疆的重要停靠地方。阿拉善高原周边的盐运线路也多路过大靖，盐巴通过驼队从阿拉善运到大清附近再流散到其他地方。因此，甘青宁一带一直流传着“要想挣银子，走一趟大靖土门子”的谚语。这个著名的西部商贸重镇的衰落其实也不过是兰州黄河铁桥、兰新铁路公路建成致使交通改道以后的事情。从大靖出发的驼道四通八达，每次驮运的货物不同，目的地不同，走的线路也不同。东去宁夏的驼道过永靖，走营盘水，到中卫、银川，沿贺兰山东侧北上包头、绥远。南下关陇的驼道，一条向东去，沿泾河南下；一条直接从大靖出发，顺庄浪河而下到达兰州、河州等地。北上阿拉善的运盐道路主要通往雅布赖盐池或者吉兰泰盐池。而进新疆的道路大多走甘凉大道过星星峡，或者北上阿拉善经额济纳到巴里坤，过木垒、奇台，通往北疆各地。贺兰山西侧也有经过沙漠连接阿拉善北衙门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的驼道。在大靖活动的骆驼队，“回回”帮、蒙古帮、山西帮、绥远帮各有各的传统。“回回家的骆驼一把子15个，条件比我们好多了。”孙得正爱讲各帮骆驼队的特点。蒙古帮和绥远帮的驼队也都是一“把子”15峰骆驼，大帮驼队多得很。大家各有各的习惯路线，也都因为语言、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各自为阵。“回回”驼队和蒙古驼队习惯在太阳落山时上路，第二日天亮时卸垛子休息。而民勤驼队则在早晨吃过“腰食”（一日两餐，上午9点左右的一餐称为“腰食”）后才出发，太阳落山时，到“站头”歇息。商号的驼队一般是大帮响铃，驼队出行是极为重要的大事，尤其走长途运输时，驼队一去就是半年，跋山涉水，艰险难测。因此驼队出发之前，东家或者掌柜子、驼把式一般要主持隆重的祭驼起场仪式，主要祭祀对象为马王爷、土地爷、列祖列宗和驼神。传说中的马王爷叫金日磾（mì dī），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因为识破刺客救驾了汉武帝，而被传说长有能预知祸福、识别忠奸的第三只眼。在骆驼客这里，他被视为驼道上的保护神。驼客们在掌柜子的带领下，给马王爷上香化表，三拜九叩，祈求保佑一路平安。驼把式们会将牲羊的牲血涂抹在骆驼和货物上，驱邪避祟。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驼道上，兵乱匪患频发，甚至兵匪一家，商号的骆驼队在出发之前还必须给军队或寨头“上供”保护费才敢放心上路。当时孙得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跟随严家的驼队走南闯北。当上了驼把式之后，他很快就成了驼队里的一把好手。常年的走驼岁月里，他先是跟着驼队走，后来带着驼队走。走北线去过王爷府（今阿拉善左旗）、包头、绥远、张家口、北平和天津卫，向西去过西宁、玉门、哈密等地，向南走过河州、兰州，到达陕西、湖北等地。等到孙得正成为严家商号的驼队掌柜时，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有胆有识、能文能武的“老江湖”了。一个合格的驼把式不但要有很好的身体，还要掌握预测天气的本领、寻找水源的办法，要有对沙尘暴等的应变能力以及与不同人群打交道的技巧。驼队的行程安排是由水源的远近所决定的，沙漠中一个站点到另外一个站点之间的距离一般为35公里左右。以民勤城到新疆哈密的驼道为例，沿途分布着站点，站点之间相隔20到40公里不等。路上要经过三片戈壁滩，赶不到这些站点，或者迷失了方向，驼队就只能露宿野外。其实，幕天席地，恰是大帮响铃里骆驼客们的生活常态。沙漠戈壁的驼道上还有一些窝铺。所谓“窝铺”就是缺乏生活来源的贫穷人家在有水源的地方搭建的简单房屋，用来为过往的驼客脚夫提供人畜饮水。商旅在窝铺上饮牲口、放牲口，生火做饭。头一碗饭叫做“锅头饭”，窝铺主人就靠分得这碗“锅头饭”得以活命。行路商旅一般很讲信用，即便路过暂时无人“看管收费”的窝铺，也会在临走时留下一碗米或面。在窝铺宿营的驼队在离开时也会将烧过的火烬保存起来，插上标志供后来者使用。这些规矩，西北的商旅人所共知，约定俗成。蒙古驼队崇敬火神，汉人驼队信守在马王爷跟前发下的誓言，“回回”们记着穆斯林的善功……走在驼道上的人们各有其讲究和习俗，但走驼道的规矩则能通过不同的文化，约束着各具信仰的人群。拉骆驼，走四方，民勤的汉人驼队遇到蒙古人的敖包，把式们会往敖包上垒上一块石头，相信可以添子添孙，添福添寿。民勤的驼把式中间还保留着不能朝着敖包小便的禁忌。骆驼客们对各族的文化事物都耳熟能详。甚至许多敖包成为骆路上的地标后，还会出现“王家鄂博”、“李家鄂博”等汉蒙文化杂糅的名称。那个时代，河西战事、匪祸不断，长途跋涉的驼队往往遭遇不同背景的强盗，熟悉规矩的人都知道如何灵活应对。许多掌柜子、驼把式们和政界、商界、土匪、军队一定层次的人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同样也了解许多族群的文化民俗。他们经常出入不同的文化情境，跨越地域、文化和社会的边界，身上具备混合的文化气质和丰富的社会阅历。
整个民国时期，河西一带军阀、土匪横行，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驼队在这样的环境下贸易往来十分艰难，这也很考验驼把式们的能力和智慧。为了驼队的安全，许多掌柜子、把式头都和政府有往来，有些驼队还承接一些官方委托的运输。民国时期，民勤商会的会长魏永堃就曾受孙中山的委托，动用民勤驼队，将茶叶作为国礼送到苏联，还得到了列宁的接见。民国后期，河西战事不断。骆驼客们必须消息灵通，哪条路上将要打仗，哪条路上换了谁的人，哪条路什么时候能走，什么时候要绕开，都需要提前知晓。但有时候军队也会强行征用驼队，用作军事运输。总之，遇到战争，驼队运输往往大受打击，商号生意也就遭了殃，马合盛茶庄的生意就败在了兵祸上。随着当时的社会形势日趋紧张，民勤驼队的远距离运输逐渐衰败了。而另一种运输却依然活跃着。那就是在阿拉善高原各个盐池之间的短距离运输，这种运输的主要货物就是盐。因为盐的成本很低，阿拉善周边地广人稀，沙漠上少有战事，少有强盗和军队，短途驼运路线相对安全。运盐驼队大多是由拥有少量骆驼的几户人家临时搭伙而成的。当时民勤附近的运盐路线主要是从阿拉善的雅布赖盐池出发，向西过红沙岗，经下四分到河西堡；从东边则经黄坑井、芨芨草、青土湖，到达民勤，从民勤转运到宁夏中卫的盐仓；另外还有一条从北方的吉兰泰盐池运盐到现在的宁夏中卫的线路。经由河西走廊的盐茶交易由来已久，是阿拉善周边地区与中原的物品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内陆来的茶叶经由河西走廊的绿洲商业重镇贩运到蒙古高原地区，而蒙古高原的盐巴也通过阿拉善沙漠南缘的绿洲城镇转销内陆。当时河西走廊东端的许多城镇，如河西堡、武威、土门子、大靖，就和宁夏平原的中卫、银川等城市构成了一个商业网络。这种由百姓自发组成的短途驼队运输，才是留在民勤老家的骆驼客们的主要生存形式。这种运输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严家的商号响应号召公私合营了，驼队也随之“入社”。孙得正回到了原来放牧的地方和蒙古人一起放牧，又过了几年才返回民勤。当时生产队里骆驼很少，拉不起“把子”，孙得正从此再也没有拉过骆驼。一辈子和牲畜打交道的孙得正不会种地，所以他重操旧业，一直给村集体放牧牛羊。如果有人愿意听，他还是会和人们聊起当年在驼道上的过往。 随着汽车、火车等现代运输工具的进入，骆驼的交通地位不再。响彻驼道的大帮响铃已渐去渐远，然而驼道运输留下的印记却并未完全消逝。驼道上地域互动、人群交往的历史活动不但被曾经的亲历者所津津乐道，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外在环境、选择机制以及族群交往意识。旧时候的民勤地贫人众，很多人跟随驼队走出民勤，谋求发展；还有人沿着骆驼粪留在沙漠戈壁上的“生命线”从民勤向外逃荒。大量的民勤人在内蒙古、青海、新疆和宁夏等地定居。他们有的和蒙古族、藏族通婚，有的生活习俗受多民族的文化影响。1950年的时候，民勤的骆驼队参与护送班禅入藏，好多人后来在返程的时候就地留在青海放牧骆驼，生活习惯颇受牧区影响。在我们的访谈中，84岁的骆驼客丁爷在讲起自己的驼道记忆时，总是对蒙古族的奶制品和棋蛋子赞不绝口。然而他经常吃到这些食品的地方却不是蒙古人家，而是他住在呼兰呼庙的民勤籍姨夫家。“我的姨夫，蒙古人当他是汉人，汉人当他是蒙古人。”丁爷说。驼道上的骆驼客们经常出入民族地区，对人群、文化的理解宽容而多元。行走在长城内外的骆驼客们，往往欣赏着各方人群的人格魅力。说到蒙古族、回族的时候，老驼客往往赞不绝口。“回回家心齐，一个做甚呢，十个八个都来呢”。孙得正还常常讲他年轻时与蒙古族打交道的往事。当年孙得正准备从蒙古族的牧场回家时，雇主给了他一头母牛犊作为工钱。孙得正想给自己留些私人财产，以备不时之需，就将这头母牛犊寄养在阿拉善的蒙古族朋友家中。几年以后，生产队里派人和孙得正一起去赶牛，他的朋友却一并领出了七头牛。原来孙得正一去几年，自己的牛犊经几代繁育，形成了七头牛的大家族。蒙古人家把母牛连同小牛都看作了孙得正的财产而交归了他。孙得正每次讲到这个故事都会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中，赞叹蒙古牧人的厚道仁义。上世纪70年代后，驼队运输已经在河西一带消失了。然而在古老驼道上定居下来的移民们与故乡的联系却日益紧密，曾经的驼道继续成为人们走出家园闯世界的道路选择。
“天爷亮得了，赶紧起，起来上垛子……”老太爷孙得正说昏话的时候，意识已经时而模糊，时而清醒。当时正好是日落时分。他已无法判断天是将黑，还是将亮，只是隐约记起了某个旧时刻。也许就如他常常念叨的，天爷还没亮的时候，必须上好垛子，驼队才能顺利到达下一个“站头”。华灯初上的时分，我坐在孙得正身边感怀驼道的过往，骆驼客的过往。作为驼客中的翘楚，他带着一生的记忆恍惚在人生的黄昏。在我们最后一次拜访他的20天之后，老驼客孙得正终于告别了他所牵挂的岁月，永久地安睡了。新时代的河西，虽然骆队远去了身影，但是却遇到了驼把式精神、驼把式文化复兴的时机。自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之后，河西走廊这个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再次引来了人们的注视。我们充满着希望：曾经的骆驼客们在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精神互通一定会通过这个地域的文化积淀再次发挥作用；曾经活跃在甘凉大道、大靖土门、包绥大路、中卫渡口的骆驼客们，为那个时代创造的辉煌，为不同人群和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也必定会由他们的后辈复兴！长城内外的晨曦中，那承载岁月记忆的丝路驼道上，打垛前行的，不只有前代的行者，更会有今天的人们。 【作者孙明远系民勤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卫东系陕西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司“阐释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之《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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