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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鸟兽之名》畅谈会对谈现场。左起：亓昕、李洱、梁鸿、孙频 2021年5月12日，实力派青年作家孙频转型之作——山林系列作品《以鸟兽之名》出版之际，我们邀请到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与孙频一起开展了一场畅谈。 李洱谈到，《以鸟兽之名》处理的主题非常复杂，有两个故乡的概念。游小龙这个角色是非常鲜明、丰富，是当代作品里面比较少见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揭示了很多很多问题。比如，游小龙的双胞胎弟弟没法上学，他上学了。这触及了每个中国人生下来身上都有的一种原罪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很贫穷，这种情况下，一个家族往往要供一个孩子上学，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必须回报家族、回报家庭，但个体和集体之间是有强烈的冲突的。 梁鸿谈到了孙频这几年创作的变化和掘进：“几乎每一篇都会引起很大反响。孙频的创作之路越来越宽阔。《以鸟兽之名》中她在努力把人的历史性建构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纵横轴，这个轴会带动孙频的小说往下走得更多。孙频的小说元素越来越风俗，已经成为某一个世界的象征。” 孙频则谈到了自己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这个时代正变得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快速，所有人都在追求更文明的、更物质化的、更快捷的，起码能代表当代文明的一些东西，大家都在追求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趋势下，才一定会有人逆行，才一定有人背道而驰选择反方向，向那些古老的、蛮荒的、寂静的地方去寻找、去写作。我这本书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方向，我是逆行的，是往回走的。我试图与那些最古老的东西，与最古老的时间痕迹发生一些连接，在这个过程中，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人的新的发现。” 以下是畅谈会发言精华摘选—— 《以鸟兽之名》涉及的主题：我是谁 梁鸿：我和孙频的渊源还是挺深的，孙频是2015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青年作家，那是我们第一届招收的青年作家班，她们这届也是非常厉害的，像双雪涛、张楚、孙频。在她上学之前我也看过孙频的小说，她是非常勤奋的、作品量很大、并且已经具备自己风格的一个作家。这几年她创作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会引起很大反响，我亲眼看着孙频的创作之路越来越宽阔。我觉得孙频的小说元素越来越风俗，对自己故乡，以及作家的身份认同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且她已经成为某一个世界的象征。 李洱：我跟梁鸿虽然都是河南的，但是我们两个离得很远。一南一北，她是南阳人，我在豫西北。济源跟山西交界，跟孙频的故乡反而更近。从方言上看，济源也属于晋语区。我的写作跟河南关系很密切，同时跟一般人所说的河南文化之间还是有点距离。说实话，我平时也很少以河南作家身份看自己。我跟孙频在方言方面可能更相似，大概属于同一个地域文化。 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 说实话，早年，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意要摆脱自己的河南身份，或者说要摆脱方言。为什么？因为我所写的生活用一般的河南话很难表达。语言就是思维，每个人写小说都是他在说话，他的嘴虽不发声，但只要他想问题，只要他写作，他就在说话。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写小说的时候，肚子里的话不是河南话了，不是方言了。当时我还在上海。我的感觉是欣喜的，觉得这是一个进步。当然，我后来写《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时候，因为一些故事发生在河南，我又开始动用方言，或者说，在思维上想靠近方言。但总的来说，我与方言的关系不大。不过，小说中的方言，仍然与我们所理解的方言不一样。也就是说，十多年之后，当我重新回望故乡，或者想写故乡的人和事的时候，语言也在回归，有点类似于马尔克斯所说的，踏上了重返种子的道路。我们知道，这是马尔克斯很有名的一个说法。这种情况下，你的小说写作，在语言和思维层面，仿佛种子重新发芽。 孙频小说《以鸟兽之名》可能也涉及这种主题：就是我是谁，我怎么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其实这个主题，已经是文学的一个母题，至少是现代文学以来的一个重要主题。孙频当然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也是个需要终生面对的问题，你，以及你的人物，可能都会面对这个问题。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写作，甚至在他达到生命终点的时候，才有可能回答我是谁。所以，它从来都是需要你面对的一个困难问题。 县城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本质的社会构成 梁鸿：每个人走向写作的道路都不太一样，李洱老师一开始的写作非常知识分子化，所以对他而言可能思考的不是他跟故乡的关系，而是跟自我、跟知识传统本身的某种关系，是相对比较独立的思考状态。我的写作，因为一开始就是写关于故乡的，写作中我跟故乡的关系根本分不开。对于我而言，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自然会想到家乡的一些山川河流，这个没有办法，它是伴生而来的，所以自然地会去琢磨那片土地上的一些事情、一些东西，由此再去生发其他的思考。这也是我的一个文化的自我的认知。但每个写作者都是漫长的一生，不可能只写一种东西，就像李洱现在走向某一个回归途中，我因为长时间在那个土地上游荡，可能也会逸出，会写其他东西，也会由此出发再往外走。随着生命阶段不同、写作状态不同，作家会不断地自我追寻。没有一个作家只有一种身份，他一定是多种身份的存在，有多个主题、多个空间的。 著名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 孙频：任何一个人，都在不停地在找寻一种身份感，或者说确立自己的身份感，这是人一种本能的需求。如何找到一个确切的、稳定的安全感，这可能是人一生都在做的一件事。 我上大学之前生活在一个非常封闭的、很小的地方，会以为这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的原生方言、你的老家风俗、故园草木，就是你看到听到的这些。当我离开家乡去读大学，再工作，再迁徙到南方生活，南北差异给我一种非常剧烈的冲击，就是这种文明的差异给我巨大的冲击，它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在一个相对幼稚的年龄，我会去努力遮蔽自己的一些身份感。比如不愿意承认我是一个小县城长大的人，觉得我是山西人，来自于不很发达地区。但是过一些年，我又绕回去开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的故乡，重新去看待中国的县城究竟是什么。我才慢慢发现，它和我曾经以为的完全不同，县城其实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最本质的一个社会构成。但是，这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认识不到的。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断地去回望、去审视、去重新发现的时候，给写作者也会带来身份感的确认。《以鸟兽之名》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如何寻找身份感，这也是我近年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李洱：《以鸟兽之名》里面的游小龙这个角色非常鲜明、丰富，在以前的作品里面还比较少见。他身上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揭示了很多很多问题。比如，游小龙的双胞胎弟弟没法上学，他上学了，所以他说，他要照顾弟弟。黄仁宇专门分析过这种现象，他提到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原罪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很贫穷，这种情况下，一个家族往往要供一个孩子上学，一个家族里面借钱借债供一个孩子上学，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必须回报家族、回报家庭，但个体和集体之间是有强烈冲突的。黄仁宇说，如果他为家族服务，他就要对公家犯罪。如果他只考虑公家，那么他就要对家族犯罪。河南的（作家）李佩甫，很多故事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现在，我们看到，孙频以自己的方式，也触及到这个主题。黄仁宇说，每个读书人，天生就置身于两种“罪”之间。当我看到游小龙的时候也能感到，他就身处在这种原罪当中。这个人身处的环境也比较复杂，也涉及到今天讨论的主题——故乡。这部小说处理的主题其实很复杂。主人公游小龙的讲述，成为“我”和故乡的一个连接，以及“我”和大自然，以鸟兽之名的另外一个更大空间的连接。这个故乡，是我的故乡，我现在就是回故乡看桃花的。游小龙现在住在我的故乡，山民们作为移民来到了我的故乡，但他们的故乡在山上。对小说中人来说，故乡即他乡。小说要处理的主题，要处理的叙事难度，其实是很大的。在这种环境里，游小龙的角色如何塑造，他不断地对故乡风物重新进行命名，以及对名字进行更改、修正，这个行为本身也非常有意味。梁鸿：《以鸟兽之名》里有非常深刻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背后都有广阔的背景，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人不单单是个人。比如最后一篇《天物墟》里面，跟废墟一样的村庄，那里面的玉、古物，它浸染时间的痕迹，而人在时间的废墟上寻找，在重新建构精神、建构物质、建构他自身，这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人实际上要寻找的，就是他之所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所以像游小龙这样一个人物，他为什么要说普通话？他要掩藏自身。但是他也一直在写风物志，类似于语言考古一样的文本，而且永远没有发表的可能，然而他要写，因为他在为自己命名。所以他的普通话和他的地方志写作刚好构成一体两面的存在，那才是游小龙本身的形象。孙频特别擅长在一个复杂的历史时间，包括自我本源的命题之中找到人物存在的根本，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作品中的人物，他的矛盾性怎样产生的，矛盾背后是什么，这个特别重要。像《天物墟》这篇小说里面的“我”父亲去世之后，他带着父亲的骨灰盒回到原来的村庄，那个村庄已经成为废墟，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新的时间恰恰在这个废墟上建构。当他又向山里面寻找，找到元老师的时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他找到的是一种连接。这个连接既来自于中国所谓古老的某种东西，来自于历史器物身上的某种东西，同时更多来自于一个人想找到自己的生存河流，这是孙频这本小说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孙频的小说越来越阔达，背景越来越复杂，也是因为，孙频在努力把人的历史性建构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纵横轴，这个轴会带动孙频的小说往下走得更多。所以《以鸟兽之名》的人物，单说人物形象本身可能非常好，但放在大的背景之下，你能看到人有当下鲜活的一面，同时他又是跟历史连接的。孙频：这个时代正变得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快速，所有人都在追求更文明的、更物质化的、更快捷的，起码能代表当代文明的一些东西，大家都在追求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趋势下，才一定会有人逆行，才一定有人背道而驰选择反方向，向那些古老的、蛮荒的、寂静的地方去寻找、去写作。我这本书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方向，我是逆行的，是往回走的。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我试图与那些最古老的东西，比如五千年前的村庄，新石器时代留下的那些文物，商周时代的古玉等等，与最古老的时间痕迹发生一些连接，在这个过程中，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人的新的发现。《以鸟兽之名》中写到的这座阳关山，是以我老家真实的山为背景的，这本书的地理是真实存在的，而人物则是虚构的。在《骑白马者》里面一个走出大山又返回山林的人，他在山间找到一座废墟，这座废墟是一个江南园林的形态，在一个北方的深山里出现江南园林的废墟是很奇特的。但正是因为江南园林在北方的深山里根本不成立，难以存在，才衬托出背后的主人公，“我”要寻找的田利生，这是非常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北方的深山里为自己制造一种幻象，他用那么多钱建一座江南园林，希望它变成旅游胜地，其实根本不可能实现，他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这也是我本人的一种情感寄托。事实上这本书中三个小说都存在失败的理想主义，都存在这种状态。我不觉得我灵魂自由独立，正是因为我不觉得我自由独立，我才拼命写作，我拼命写作也是为了让自己自由和独立，这只是一个过程。但是我有一个原则，我写作一定要听凭自己的内心，我绝对不会为了现在流行什么、现在写什么比较讨巧、现在写什么会有人看去写作。如果有一天我沦落到这种地步，我会非常痛苦，也会看不起自己。一个作家，你得习惯寂静、习惯安静，你必须得习惯孤独。《以鸟兽之名》中有到山林、河流、废墟、古老村庄的时候，我非常愉悦。因为在越文明的地方、越拥挤的地方，人是一个戒备的、紧张的、难以放松的状态，它对人是有消耗的。但是在那种辽阔、蛮荒、寂静的茫茫森林里，有一条山泉从森林叮咚而下，周围看不到现代文明，你无从与更多的人发生更多的社会关系的时候，人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在这种放松状态中，人容易沉下去，人会变得安静，这也是为什么我写山林系列的时候，会有一种享受感。李洱：有些人，比如梁鸿，比如孙频，也包括我们都知道的余华，余华不是有句名言吗？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我可能有些不一样。对我来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出走。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写作，作品量也比较小。一个故事讲完了，类似的故事我不会再讲。关于一个历史时期的故事讲完之后，我也不会再讲。一种人物的故事讲完之后，这个人物我也不会再讲了。虽然经常还会有写作的冲动，但是往往写了几页之后就放下了，不愿意往下写了。或者觉得这个故事自己虽然没写过，但是别人写过了，我也不愿意写了。所以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可供选择的领域也变得越来越窄。总的来说，比较感性的作家，他有冲动、有灵感就可以写作，拉美大部分是这种作家，像马尔克斯、略萨。还有一类作家比较理性、知性，他愿意想清楚再写，写的时候又对自己想清楚的事情有一些怀疑，这种作家作品就比较少。国外作家经常一部小说写十几年，一辈子只写一部长篇也很正常。《应物兄》写十三年，很多人认为，出版社是因为宣传需要，说写了十三年。其实，哪跟哪啊。不过是一句客观描述而已。我希望再写一部长篇就不写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比我年轻的作家多写。因为他们感受最丰富、最敏感，在时代的、空间的、时间的夹缝中感受非常复杂，不断被撕裂，需要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作出描述。我相信，他们可能有更好的作品诞生。梁鸿：作家确实分很多类型，李洱每一篇作品都经历巨大心理的琢磨和自我输出，他写一篇就耗尽一生，然后再重新生发，是非常有难度的写作。像孙频是非常稳定的写作者，她对于写作始终充满了热情，这种热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她喜欢建构人物，喜欢琢磨这个场景，她把写作作为自己的生命一样。我现在觉得人还是为自己而写作，你想写、喜欢写，这是最根本的。当然你写什么东西又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像李洱老师虽然写得少，但他每天都在琢磨，都在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在思考写作。写作对于我而言，觉得不写好像缺点什么东西，所以不是为谁而写，人写作之初都是为自己而写。在写作过程之中可能获得某些愉悦，获得某些你自己要的安慰。李洱：我刚才说希望孙频写得更多，这个话有一个背景。今天四十岁上下的中国人，经验世界里都有三大块：一块是计划经济的生活经验，一块是市场经济的经验，还有一个是进入全球化之后的经验。即便他很年轻，但他的父母长辈、他的年长的同事，所具有的经验世界，也会对他们有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代。也就是说，几乎每个中国人脑子里都是三足鼎立，非常斑斓，非常复杂。要写出这种复杂性非常困难，中国作家在处理现实这种经验的时候，它的难度远远大于世界上主要文明体的那些国家。法国、德国、美国，他们作家经验的复杂性跟我们没法比。我们太复杂了。我们的麻烦就是我们的经验世界太复杂了。所以我在《应物兄》里有句话，说每个人身上都住了很多人。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如此复杂，而在中国，你又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无所依傍的主体，来面对这种复杂状况的，而且你和所有人一样，被时代裹挟着滚滚向前。这样一种复杂性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有非常大的挑战。一个作家的文本，即便写的是你自己的生活，别人也会认为不真实，不准确，你也会认为不准确。因为每个人在复杂的生活面前，因为他感受到的世界太复杂了，同时自己又无所依傍，所以他要紧紧抓住他所能理解的、感受最深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几乎成为他的全部。而另外的人反而认为，那不是全部、不是最重要的。这样一来，作者的写作和读者的理解，包括作者看自己的作品，就会不满意。作家认为我都写到这种地步了，已经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了，读者还认为不真实、不准确。读者还会认为这个作家完全是在胡写嘛。这种状况很常见，在文学界、艺术界很常见，如果你被责问，被追究，那再正常不过了。李洱：接着前面的话，自古以来就有文人相轻的说法，为什么会出现文艺相轻？不是道德问题、人品问题，不是文人无行，而是因为作家在面对生活的时候，他认为只有他自己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才是真实的、准确的、好的，才是有意义的。而另外那个人写，即便第三人看来是有意义的、准确的，这个人也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不准确的。也就是说，在读者和作家之间，在作家和作家之间，在批评家跟作家之间，在作家跟现实生活之间，在作家和全球化、社会主义经验和后社会主义经验之间，所有这些问题现在全部一股脑涌现到我们面前，使得我们无法判断。有点类似于《以鸟兽之名》中写到的母亲。从一个正常人成为一个哑巴，不是生理上的哑巴，而是当你想说话的时候显得笨嘴笨舌，使情况变得非常复杂。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一种状况，当代作家的写作，不管怎么非议，你也要认识到他们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这样复杂的现实，我们前辈作家没有处理过。我们整个古典文学，你打开古典诗歌，常常就写两件事，登高望远，暝色起愁。天黑之后思绪很多，再到高处往远处、往故乡望。跟那个时候相比，不管边塞诗还是什么诗，现在我们处理的情况，中国古典诗歌几乎很少给中国当代作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代作家做了一个重要的努力，他们在从事义务劳动，为后人一点点准备经验，一点点铺路，有可能沿着唐诗、宋词、元曲这个传统下来，形成一个新的传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往下走，在全新的现实面前，我们才有可能储备一种经验，慢慢地让后人可以往下走。所以当代作家做的工作，是类似于铺路的、义务性的忍辱负重的工作。所以当我说，作家们还要写作，写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是非常真诚的。当虚无的经验无法表达，当作家的想象力被现实冲垮，当作家的经验世界像栅栏一样被风吹垮的时候，就需要另外一种写作，比如以梁鸿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试图给中国作家探索出一种表达对世界复杂感受的另外一种途径，这在很多年前是没有的。所以中国作家总是在突围，总是想找到一个表达自我的途径。所以作家们还是要多写。李洱：方言就是故乡，我比较少使用方言，但是我在《花腔》里用了很多方言，不过我试图做一些改造，既让人知道这是方言，又让说普通话的人能够看得懂。这也是我们的传统，《金瓶梅》里面有很多方言，但是这些方言即便在当时文化不是很流通的时代，《金瓶梅》仍然可以被别的地方人看懂，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懂，说明这个作者对他所使用的方言做了很多改造。我们现在之所以说搞不清《红楼梦》写的南京、苏州还是北京，我们明明感觉到里面很多方言，既符合人物身份，又仿佛带着很强的地域文化特征，但我们就是搞不清楚他写的是什么地方，可见曹雪芹对方言本身也做了很多大的改造。孙频小说当中也有使用很多方言。小说里，游小龙用普通话解释的方言，方言在游小龙那里，是一些词，一些物，就像水底的礁石。鸟兽们的发声，也可以看成方言。那是另一种亘古的方言，与大山、大河一起发声的。所以方言指的是各种各样的方言，不光指人类的方言。怎么处理这些方言，也是作家要面对的。梁鸿：方言就像历史的活化石一样，本身携带着一个地域的气侯、空间，类似某种密码似的东西。标准的普通话是一种交际实用语言，方言也是一种实用语言，但是当你把它变成文字的时候，里面所携带的丰富的、当地方性的信息是标准普通话没有的。所以一个作家使用方言创作，其实是特别具有选择性的事情。当年我在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觉得乡村里面说的话太好了，我怎么办？我的话太苍白了。后来出版之后，很多读者都说农民的语言好，我的语言很差，我也承认很差，但这种结果也很好。因为你从中得到很多标准的普通话里没有的信息，标准的普通话是共通的情感，共通的表达，你我都知道的，但是方言里面携带的是它自己的信息，而这个信息是在普通话的语境下淹没掉的，也恰恰是我们想要打捞、想要知道的东西。这个意义上说方言是故乡，但又不仅仅是故乡，它是一个人试图打捞自我的记忆。其实我们用方言说话，就是那个地方的文明，最直观地在表达最鲜活的东西。孙频小说里面的方言是一个思辨状态，不是使用状态，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如果单单是使用状态可能简单化了。她让游小龙说话的时候用标准的普通话，他想彰显他的身份，想表达出自我的某种身份地位。但是当他写作的时候又要用方言，或者当他拿起笔的时候，最鲜明的是方言的东西，他要写出已经失去的大山，那里的鸟兽虫鱼种种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孙频小说里面的方言是可以去思辨、可以去琢磨的。游小龙的写作是无名的、永远不被所知，换句话说，这个方言可能永远无名，甚至随着移民村日渐融入都市之后，那个语言可能完全丧失掉，那个历史性也完全丧失掉，那样一个大山也丧失掉，因为它失去被叙事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思辨，是特别棒的。孙频：我对方言也是经历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每个人都经历过那样的阶段。在某个阶段嫌弃自己的方言，好像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土、最丑的语言，觉得它不够洋气、不够现代化。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就像我自己，会忽然感觉到方言之美，方言之珍贵，《以鸟兽之名》中我写到，方言就是沉淀下来的文明本身。这是我对方言的认识。方言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里真的太重要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承载体，它承载非常远古的文化，以及文明的演变。在我老家的方言里有非常古老的文明痕迹，比如把星星至今都叫星宿，把月亮叫月明，把天叫乾，都是一些古老的发音。三四千年前的一些东西在方言里面会被发现，这就是梁老师说的，方言是一种活化石。而且一个人从对于方言的嫌弃到后来对它的重新发现，本身就是对自我身份的寻找和确认的过程。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生方言，这个方言与我们自我身份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孙频：我想在人群之外，在现代化和文明之外来建构一个山林或乡野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其说是地理空间，不如说是精神空间。《以鸟兽之名》中出入山林的那些人群，有的人再也回不去，比如游小龙离开大山以后，失去家乡，再也回不去。另外一种人是离开大山，进入现代社会，最后还要返回深山，像《骑白马者》主人公属于这类人。第三类人是后来通过某个契机而走入这座山林，比如《天物墟》主人公永钧，他通过埋葬父亲而重新进入和发现山林，并且在这个山林中获得一种自我的成全。这些主人公全部和这座山林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我设置的精神空间中的角色，帮助我完成这场精神探索。梁鸿：人的自我本来就分多个层面，比如我现在在北京生活，其实也是自我的一部分，我也非常习惯于这个角色。我回到家里面，回到我的村庄，我马上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说的是方言，到处随便吃、随便喝，这都是非常自然的状态。每个人的心灵都有多个状态，也都是自我的一部分。当我们说故乡、北京，自己生活的地域，当你说到身份的时候，所谓的丧失，其实是内在自我的某种东西。你在北京同样会丧失北京，你不见得真的了解北京，比如我在北京会觉得我是异乡人，北京跟我之间还没有建立一种血肉的联系。但是你回到老家，你也已经不是老家人了，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很值得去琢磨的一件事。李洱：回顾一下八十年代以来对于故乡主题的处理就会发现有巨大的变化。八十年代处理问题是新与旧，九十年代之后处理的是左与右，进入全球化之后处理的是民族主义的主题。到了今天你会发现新与旧这个主题被改变了，孙频《以鸟兽之名》叙述人“我”在北京租房写作，怀念故乡的桃花。在八十年代，故乡和桃花绝对是要逃避的，因为八十年代每个人都是进化论者，都相信明天比今天好，今天比昨天好，大家一定要赶到明天，一定要往前走。九十年代以后到二十一世纪，我们处理村庄主题的时候，是想从喧哗的都市回到宁静的乡村，想去看故乡的桃花，这表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些作家想对八十年代的主题进行一次重要的改写，这其中透露出这个时代氛围里面怎样一种文化的情绪，这种情绪和时代的文化氛围构成怎样的紧张关系，值得批评家去关注。对于小说家来讲，需要对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做出精确的呈现，而且呈现的时候要能够袒露背后的心理逻辑，这个心理逻辑不仅仅是作者自己的逻辑，也是时代文化发展的逻辑。如果放在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脉络里面看，作家需要继承八十年代的寻根派作家，需要从那里出发，再往前走。当然，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往前走，有时候既可能是回家，也可能是重新出走。扫上面二维码，即可查看视频回放 《以鸟兽之名》是孙频山林系列小说，叙述人“我”从现代都市返回山林护围的老家，沿着山的脊背，河的脉搏，一场又一场无踪的“寻找”和一次又一次惊心的相遇，不过证明，月是故乡明，极有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诗意想象。草木、鸟兽、山川、河流依旧，但人已经疏离和陌生，父母旧友，像是被笼着一层轻雾一般，似近还远。是谁走失了，“我”能寻到要找的那个人吗？在主人公有点迷离的追寻途中，比人物更精彩的是人物穿行其间的山林，还有山中的鸟兽、荒芜的村庄、不言的器物和无措的乡邻。孙频花费不少篇幅耐心描写山林中的动物、植物、文物，以及它不同时节的生态视景，浩瀚如沧海桑田的演变，细小如一种微妙的气息。整个山林透着明艳、凶猛、寂静、神秘的气息，像一只巨型猛兽，温柔在人的耳畔呼吸。“我”寻访途中遇到的各色人等如同一块块拼板，他们的点滴叙述和不同际遇，拼凑起来的是时间带给这座山林的改变。商业经济的发展借由对人的改变，也让整个山林的自然和人文生态渐渐改变。人来人往的脚步和声音，遗落在山林中的每一个角落中，都成了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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