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贤夫 / 教学研究 / 学者:绝大多数人难以摆脱过度教育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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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绝大多数人难以摆脱过度教育的状态

2021-05-18  四地贤夫

一、理论分析

(一)过度教育的年龄效应

在个体职业生涯中,过度教育是短期性还是长期性现象?学术界对此的争论持续至今。持短期论的学者,认为过度教育是一种临时性现象。持长期论的学者认为,过度教育是一种持续性现象。本文认为,教育和职业的匹配状态,与个体所处的生命历程阶段密切相关。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个体的社会角色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会发生转变,并且特定阶段的角色关系会深刻影响个体的选择和行动。

过度教育短期论依据的是职业流动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形式,并非仅仅体现为直接的收入获得,它还隐含着实现向上职业流动的更多机会。同一职业位置的那些过度教育者,其“过度”的那部分教育会带来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从而有助于其摆脱过度教育。因此,过度教育对个体而言是短期性的。人们的职业流动机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呈现下降,且个体的教育文凭也可能随年龄增长而逐渐贬值。因此,职业流动理论的解释逻辑可能仅适用于青年或中年阶段的过度教育变迁,而难以适用于过度教育随整个职业生涯的长期变迁趋势。

过度教育长期论主要来自信号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招聘过程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投资行为,因为雇主和求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雇主事先难以判断求职者的生产能力。从中国的经验研究来看,有学者通过分析过度教育随着年龄和工龄的变化,认为过度教育并不是短期现象。因此本文推断,过度教育在个体职业生涯中更有可能是一种长期性现象。

(二)过度教育的时期效应

本文认为,过度教育随着时期的变迁趋势,主要取决于不同时期与产业结构相对应的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结构特征。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职业结构随时期整体呈现高级化趋势,那么其吸收较高等级教育学历的能力越强,过度教育的发生几率就越低。反之,则过度教育发生的几率越高。分析中国过度教育现象随着时期的变化态势,我们需要准确把握职业结构的整体变迁趋势。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职业结构实现快速升级。自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迅猛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职业结构的高级化。

职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将提升劳动力市场吸收和消化较高教育学历劳动者的能力,从而降低过度教育发生的几率。这主要体现在三个过程:第一,整体职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第二,部分职业的增生和迅猛发展。第三,不同职业间的边界渗透过程。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过度教育将随着时期呈现下降趋势。

(三)过度教育的世代效应

本文认为,过度教育的世代效应,植根于教育制度本身的变迁轨迹之中。宏观教育制度的变迁,将会在不同出生世代的教育分布中得以体现;同时个体所获教育文凭的劳动力市场价值,取决于在其出生世代的教育分布中所处的相对位置:相对位置越高,其教育文凭所释放出的信号价值越强,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几率就越低。

我国教育制度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奠基、改革、扩招和内涵提升。这四个阶段的教育制度变迁,导致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构成呈现出世代差异,并且影响劳动者在市场中的相对教育位置。越晚出生的世代,接受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多,整体受教育程度将会越高。但是,同一学历对于年轻世代的价值越来越小。

相对教育位置的变化,将使年轻世代更可能发生过度教育。越晚出生的年轻世代,发生过度教育的几率越高。基于此,本文推断,过度教育将随出生世代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即越晚的出生世代,越有可能发生过度教育。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2003—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我们首先合并CGSS的9期数据,并将样本限制为居住在城市、18—60岁之间,随后剔除职业、教育等核心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进入模型的分析样本有26820份。

(二)过度教育测量

教育匹配(过度教育)的测量基于现实匹配法(realized matches)。所谓现实匹配法,是由研究者首先基于观测数据,使用众数或标准差来界定每种职业所需要的标准教育程度,再通过比较个体实际教育水平和其职业所需教育程度,来界定是否发生过度教育。许多职业内部需要不同教育程度的个体共同构成,而现实匹配法会在统计上将部分适度教育者划归为过度教育者。为了克服这一偏差,我们引入职业内部的教育异质性指数(IQV),将其纳入过度教育的预测方程,由此降低测量偏差造成的干扰。

基于改进后的现实匹配法,本文通过四个步骤测量过度教育。第一,根据调查时期和世代划分“时间格子”。第二,根据被访者的受教育状况,划分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年限。第三,每个时间格子内部,根据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88)的三位职业编码,计算每种职业内部的教育程度众数和教育年限标准差。第四,通过比较个体实际受教育状况和其从事职业所需要教育水平,使用众数法和标准差法界定过度教育。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将教育不足和教育匹配的个体都合并为适度教育。

基于CGSS数据库定义其他变量。首先在人口学特征方面,平均年龄为41岁,男性约占53%,城市户口占78%,少数民族约占6%,中共党员占32%,已婚者占83%。其次在工作特征方面,工作经验平均为23年,体制内就业比例约为49%,垄断行业就业者占46%。职业类型中,管理人员占10%,专业技术人员占21%,办事人员占13%,商业服务人员占20%,体力劳动者占36%。职业内部的教育异质性指数的取值范围是0到1,均值为0.86,意味着整体而言职业内部的教育异质性程度是相对较高的。最后是家庭背景和区域变量。本文取父亲、母亲的教育程度中的最高值,作为家庭背景的代理变量。区域是按照省份划分的,其中东部地区样本占53%,中部地区占28%,西部地区占19%。

(三)研究方法:年龄—时期—世代模型

为了研究教育匹配(过度教育)随时间的变迁趋势,本文采用年龄—时期—世代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简称为APC模型)。APC模型能够区分并估计过度教育随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变迁趋势。

本文选择虚拟变量分组模型和多层交叉随机效应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在这里采用两种虚拟变量法进行估计,一是将年龄、时期、世代都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二是将年龄作为连续变量(同时纳入年龄、年龄平方和年龄立方),将时期和世代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另一方面,多层交叉随机效应模型本质上属于多层次模型,这种模型设定可以打破原始APC方程的共线关系。本文使用虚拟变量模型和多层交叉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年龄效应

为了检验过度教育是短期性还是长期性现象,本文使用APC模型估计过度教育随着年龄的变化趋势。观察可知,过度教育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这种下降趋势主要发生在青年阶段,到中年阶段及以后,过度教育并未随年龄明显下降。由此可见,人们的确可以摆脱过度教育,但是这种摆脱主要发生在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到中年阶段及以后,就会很难摆脱过度教育。

但是,我们依然无法直接判断过度教育到底是临时性还是长期性现象。作为一项补充分析,我们基于CFPS 2010—2016年追踪数据和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来刻画过度教育的变迁轨迹。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所有个体可以被聚类到四种教育匹配的轨迹之中,即持续适度教育、持续过度教育、过度转向适度和适度转向过度。第二,尽管有些人可以摆脱过度教育,但是绝大多数人难以摆脱过度教育的状态。综合APC模型和序列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伴随个体生命历程,过度教育是一种长期性现象。

(二)时期效应

整体而言,过度教育随着时期进程呈现下降趋势。首先,从2003年到2006年,过度教育呈现出微弱上升趋势,随后迅速下降。一个背景性原因是1999年的大学扩招。其次,过度教育随着时期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过度教育上升论”截然相反。本文认为,以往实证分析之所以发现过度教育随着时期上升,是因为忽视了过度教育的世代效应(即年轻世代不断涌入劳动力市场,且年轻世代过度教育的几率更高),当严格区分和识别过度教育变迁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之后,过度教育整体随着时期而下降。

我们在理论分析中提出,过度教育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职业结构的变迁。本文通过进一步分析2002年到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城镇数据,发现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对教育和技能要求较高的职业比重迅速上升,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主要职业类型;相反,以农林牧渔生产为代表的对教育和技能要求较低的职业,其比重迅速下降。净差异指数进一步表明我国职业结构确实正在走向高级化。

那么,职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如何影响职业内部的教育需求变化?整体而言,伴随着职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不同职业对教育程度的需求出现增长,有利于劳动力市场消化不断增长的教育文凭。

以上分析表明,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结构转型深刻影响过度教育的变迁趋势。从2003年到2017年我国城市职业结构发生了明显转型,表现为整体职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尤其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最主要的职业类型。这一过程深刻改变着不同职业内部的教育需求,表现为几乎所有职业内部的教育需求都呈现上升趋势,从而不仅提高相应职业的教育准入门槛,也有力提升了劳动力市场吸收和消化教育文凭的能力,最终促使过度教育随着时期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三)世代效应

整体而言,过度教育随着出生世代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我们认为,中国宏观教育制度变迁深刻影响着不同出生世代的教育获得和相对教育位置,进而影响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

不同世代内部教育构成的相对变化,会影响过度教育的发生。这是因为教育构成随世代的相对变迁,会使得同一学历的价值不再仅仅取决于其所受教育的绝对年限,而更取决于个体在其出生世代中的相对教育位置。

综合以上分析,由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不同出生世代接受教育的机会存在差异。从1943年到1997年的出生世代,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导致整体教育水平随着出生世代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由于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主要与其年龄相近的同辈竞争,为此整体教育程度的上升使得越晚出生的世代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最终导致过度教育随着出生世代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最终得到三个主要结论。第一,过度教育随着时期进程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职业结构转型所推动的。第二,过度教育随着出生世代不断上升,主要由我国教育制度变迁引起。第三,过度教育对个体而言是一种长期性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本文从教育—岗位匹配程度来界定和讨论“过度教育”现象,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其次,教育在文化价值传承和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再次,关于教育错配问题,也需要辩证地看待。最后,无论是“教育匹配”还是“过度教育”,只是概括描述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现象,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这种现象的宏观变迁趋势。

本研究总体上丰富了我们对教育匹配(过度教育)变迁趋势的描述及其理论解释。西方学者有关过度教育变迁趋势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随着年龄和职业生涯的变化。本文沿着以往的研究脉络,将时期和世代两个时间维度纳入过度教育的变迁趋势,聚焦分析宏观制度结构变迁对过度教育造成的影响,扩展了过度教育变迁趋势的研究框架。同时,我们基于职业结构和教育制度的变迁轨迹,提出对过度教育变迁趋势新的理论解释,即使用职业结构升级理论解释过度教育的时期变迁,并使用相对教育位置理论解释过度教育的世代变迁。实证结果也支持了这两种理论解释,即过度教育的变迁趋势被深深烙上了产业结构转型、职业结构升级和教育制度变迁的印迹。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度教育现象如何随时期、世代所呈现出的变迁趋势。

本文的发现对于正确评估我国当前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进一步谋划“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建设与新的经济发展格局所适应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吴晓刚,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李晓光,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

原标题: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匹配的变迁趋势——基于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的动态分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作者:吴晓刚 李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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