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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鑫没敢推门出去,但余生可能都得坐在那扇门后了

 新用户6485T8fx 2021-05-18

文/温佛佳

综合看来,目前,舆论导向大致有二。

其一,高度利益化的各种自媒体被情绪绑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摇身变成了审判官,使用“良心”、“人渣”、“冷漠”、“自私”等字眼,给刘鑫贴上了“该被送进地狱”的标签,并对一切企图“让刘鑫发言”的人,予以无情抨击,完全不管新闻职业的伦理。

其二,精英文化圈,则开始思考起“网络暴力”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影响,关注点开始转向对互联网时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境遇的考量。江歌案,反而退居到了背景地位。

于我而言,可能出于职业习惯,对热点问题,逐渐养成了不偏听偏信的习惯,总认为若还不了解事实的全貌,就着急发表观自己的观点,跟着情绪走,实在极其不负责任。

毕竟,对凶手陈世峰以及陈、刘二者的恩怨情仇,我们知道的,还太少。

吃午饭时,读了《南方周末》一篇相关文章,对当下一边倒申讨“刘鑫”的现象,作者提出了较中肯的意见。

读完,颇为认同,便顺手转发到朋友圈,并附上评论“审判他人时,也不该忘了反观自己”。

结果,一位师弟、一位师妹在评论区起了争执。

师弟呢,对大家纷纷充当审判官的态度,颇有微词;师妹呢,坚持认为刘鑫在闺蜜遇难时不出门,十恶不赦、禽兽不如。

写就此文,表达一下自己的思考。

说实话,知道江歌案而后又了解到网上“一边倒”连珠炮指责刘鑫的情景后,我的大脑中,就一直反复闪过一部小说来。


舆论坚不可摧,他们认为,陈世锋乱刀砍向江歌时,刘鑫故意不开门,简直人性泯灭。

面对痛不欲生的江母,网民愤怒至极,怪罪起刘鑫自私冷漠,简直丧尽天良。

各大新闻媒体乐此不疲,反复提及一个细节,江歌遇难后,尸骨未寒,刘鑫竟然换了新发型,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面带微笑的合影,心情“似乎”还很好。

就这样,这段时间,愤怒情绪,一直在无限发酵。

......

只是,这些评论,是否真正还原了一个最真实的刘鑫,我是决然给不出“是”或“不是”的答案的。

淹没在谴责声里的刘鑫,却反倒令我无法不想起阿米尔来——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里的男主人公。

小说开头,成人后的阿米尔有过这样一段自白。

26年前,阿富汗一次风筝角逐大赛上,小男孩哈桑为了帮阿米尔少爷抢到风筝,以便让他赢得父亲的关爱,被当地恶少阿赛夫围堵,并在一条小径尽头的乱墙角落被其强奸。遭到奇耻大辱后的小哈桑,仍不放弃为少爷抢到那条风筝......

阿米尔躲在小径不远处,亲眼目睹了好友哈桑因为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却因自身的懦弱,始终没有上前帮忙。随后,因为内心的不安,还设计诬陷哈桑,致使哈桑和家人离开了阿米尔家。

26年后,成年的阿米尔从美国返回战火纷飞的阿富汗,深入塔利班虎狼之口,营救哈桑的儿子。

这部小说,讨论的,主要是人的自我救赎。

最高的审判,不是法律,不是道德,而来自于人心。正如篇首阿米尔所说,往事是会自动爬出来的,你想或不想,它们都在那里,不可掩埋,无法否认。

所以,躲在日本东京一家出租屋门后的刘鑫,与藏在阿富汗一条小径拐角处的阿米尔,何其相像!

等待她的,很有可能,也将是一辈子的精神折磨。

而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折磨,比起刀剐与枪射,实则更具破坏性。若刘鑫没有进行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么,伴随她一生的,可能都将是无形的苦痛与自责。

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写道,人们常说,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背负着这个重担,承受得起或者承受不起。我们与之反抗,不是输就是赢。

可真正压倒我们的,不是重,而是轻。沉重,让我们身体着地,有一种实在的感觉,而轻则令我们恍若置身空中,令我们害怕惊恐不踏实。

有人说,不把矛头对准凶手陈世峰,是因为他即将受到法律制裁,却不甘让刘鑫这样一个自私冷漠的人快活,必须对其进行道德轰炸。

可刘鑫,真地,就活得很开心吗?

如果让我在陈世峰的“沉重法律惩罚”和刘鑫下半生的无形轻盈的“内心责罚”里选择,我是毋宁选择前者的。

太多时候,压垮一个人的,是那可怕的“轻”,而非实在的“重”,就如最消耗我们精力的,可能是一地鸡毛,而非大灾大难。

未来的路上,令刘鑫恐惧的,将不再是陈世峰的尖刀,而可能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这种拷问,因其无形,因其轻飘,更有力量,更有杀伤力。

所以,你看,如同阿米尔一样,刘鑫虽然没敢推门出去,但可能一辈子都得躲在那扇门后了。

想到这些,你是否愿意停止发酵自己的愤怒呢?

《追风筝的人》里,阿辛汗对成年的阿米尔说,没有良知的人,是不可能自责的。

虽然,我始终坚信人性中的善,但对这句话,却也无法辩驳。

所以,怒火中烧的朋友很可能会继续责问:

要是刘鑫就是一个良知泯灭的人呢?那她又怎会在后半生进行灵魂的拷问?

在这里,不想作是或不是层面上的探讨,倒想从心理学入手,对不断升级的“江歌案”进行一点分析。

心理防御机制,想必很多读者都不陌生,它由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依德最早提出,而这一领域最出色的研究者,则非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莫属。

1934年,安娜出版《自我与心理防御机制》一书,首次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我们会本能的通过一系列防御性行为来保护自我(我们对自身所期望的样子)。

一旦自我遭受侵犯,人就会下意识启动防御机制,在它的驱动下,会错误地指责他人,将合理的批评视为粗暴的攻击,甚至将他人真诚的话语曲解为挖苦讽刺的内涵。

心理防御机制有很多种,结合本案,稍微谈及几种。

否认,是最常见的防御机制,它是指扭曲个体在创伤情境下的想法、情感及感觉来逃避心理上的痛苦,或将不愉快的事件否定,当作它根本没有发生,来获取心理上暂时的安慰。

很多人对刘鑫的评价,来自于江歌遇害后,她对江母的态度。

江母为了逼刘鑫出来,采用了微博人肉公开刘鑫及家人的信息的方式,舆论一边倒之后,露面后的刘鑫,所面临的,其实已经是“千夫所指”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江母,网友指责刘鑫“闪烁其词,欲盖弥彰,转移话题,始终不肯说明那晚到底发生什么“,按照安娜的研究,很可能只是在危机情况下,她所启动的“否认”心理机制,这是应对危胁和减缓心理伤痛的本能反应。

因此,对刘鑫,我们或可持有包容的态度。

同时,舆论一边倒的现象,也不容小觑,它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我们大众的另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升华

这一机制,是指一个人受挫后的心理压抑,向符合社会规范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方向抒发的心理反应。

比如,你自己想骂人,但又觉得骂人不对,便下意识充当起评论家,指责他人骂人的行为。

升华实在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不自觉会启动的心理防御机制。

不否认,在指责刘鑫的人群里,有很多人确实正如她们自己所言,如果在现场,一定会冲出去,或者后半生“将江母当作自己的母亲,孝顺一辈子”。

但也不排除,说这些话的人,有些自己也不一定真做得到

那,为何又要盲目“泄愤”呢?

引用《南方周末》的一段文字:当我们在审判他人时,也不要忘记审判自己人性的弱点。很多时候,他人身上的怯懦,我们同样存在,只不过,我们比较幸运,逃离了考验的现场。

精神分析学家安娜还不断提醒我们,人的心理防御,并非出于自愿,不是有意识的选择。防御机制启动时,人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回避和防御。

一旦有了情绪,被情绪控制后,人就会不自觉启动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就很难做到客观。

回到江歌案件,这种客观,包括我们对刘鑫的认识,也包括刘鑫本人对目前这个于她而言“满满恶意”的周围世界的态度。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去认真反观自己幽微的心理状态,不再一股脑儿对外发表意见,能对刘鑫更加包容一些,

那么,待到周遭的压力减弱和消除后,处在创伤情境里的刘鑫很可能才会放下自我心理防御,真正去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

那种状态下的她,或许,才是她最真实的样子,那种情境下她的话语表达,很可能,才是她最真情的自我流露呢。

而这样一想,我反倒对那个若能放下心理防御机制的刘鑫,深感怜悯起来了。

死者已逝,生者如何鼓起勇气,继续活下去,或许,也应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呢。

背上无形的心灵十字架,正如阿米尔所言,继续活着,也并不轻松。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诗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如果这篇文字,仍不能消弱您的愤概于万一,您依旧要坚持认为刘鑫“十恶不赦”。

那么,卑鄙者的通行证,就是卑鄙本身,就像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于一个骨子里的卑鄙者,我们的痛骂,对他们,可能也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

那,又何苦浪费口舌?

何不停下来,静下来,认真反思自己人性的幽暗,这样,我们就不会成为下一个“刘鑫”,人性中善和正的火苗,也就不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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