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木哇 我的老师（下） 1963年的金秋，这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份，更是一年中收获万物的黄金季节。养父怀着“丰收”的喜悦，带我去汉川一中报名。 学校座落在县城西边的火猴山东麓，依山势而建，西边紧邻县委、县政府。东北方向两百米处的王家山上，就是过去汉川的最高学府儒学堂。 这两所学校如此相近，可能是当时县领导或设计师对汉川一中的倚重，希望新老学校文脉传承、源远流长。 这所新学校的地势前起后伏、左右落差。 走进校门，左手坡地上是办公处、图书馆，包括实验室，全是平房。 右手稍高处是两栋两层楼的高中教室。 办公处后面稍高的空旷地是开会与演出的广场，还有一个比赛专用的篮球场。初、高中十八个班全部集中后，广场还剩三分之一空地。西面小高地是主席台兼舞台，后面还有一栋平房，是初三年级教室。 高中教室后面两排平房是初二年级教室，该教室东坡下是大四合院，教工宿舍。 广场北面的平房是初一年级教室。 顺路往北是长长下坡，坡西侧是大藕塘，坡底的平地是开水房、礼堂、食堂。 藕塘与食堂之间的空地是两排学生宿舍。 藕塘西侧的空地是运动场，一座十米左右的小山矗立在跑道内。在我们初、高中新生入学不久，被爆破后剷平。 从自带高低不一桌櫈的教室，到民房教室，到牛棚茅草教室，到砖瓦玻璃窗户教室一路走来，再到中规中矩的现代学府，踏进校门那一刻起，神圣、庄严、肃穆、神秘氛围扑面而来。 过去的儒学堂，只能隔着院墙的花窗往里看，从未涉足。现在，我跟养父不仅踏在比儒学堂级别更高、规模更大、设备更好的殿堂，还是这个庞大院墙内三年甚至可能长达六年的“居民”！ 也许，我是大家族中数百年来，第一个走进汉川最高学府的幸运者。 那天，养父满脸春色，眼神格外和蔼。 两块钱的学费，五角八分钱的书本杂费，其它没有任何 项目收费。住校生自带米，用陶钵或搪瓷缸蒸饭。 该说到我的十一加五后，第十七位老师景超。 景老师年龄跟我父亲相近，更相近的是他也出过天花，除了满脸的后遗症，眼睛也受牵连。当他正眼看你时，他的焦点其实在别处；反之，你没觉察到他看你时，你的一举一动恰好在他视线内。 有个叫魏泽生的同学，不止一次中景老师的“招”。他满以为在老师视线外搞点小动作很安全，但是，每次都被逮个正着。当他自感委屈以流泪企图蒙混过关时，景老师马上一箭“封喉”：“你这个魏泽生呐，动不动就把这个不值钱的眼泪往下淌”！边说边伸出右手食指中指，在自己眼前比划着瀑布由上往下的泄流状。 万幸的是，景老师在出天花的灾难中保住了视觉功能，没有像堂姐那样裹上一层白膜。 不苟言笑是景老师的第二大特征。无论课上课下，我似乎记不起他在何地、因何事而笑过，至于阳光灿烂的大笑，我实在没有见过。 景老师的语文、古文基本功扎实、深厚，据同学严昌华、夏仁安回忆，他的授课能力在初中语文教师中无出其右。我也感觉得到，很多晦涩难懂的古字、古文，如同他戳穿魏泽生的小伎俩一样，那抑扬顿挫的语调加上独特个性的手势比划后，茅塞顿开。 我们这个班五十二名同学，跟其它两个班的同学一样，是一个高手云集的新团队。在这样的环境，我毫无优势可言。原先小学老师上课时，他们精力与激情似乎在朝我倾斜。现在，这个良好的自我感觉荡然无存，特别在景老师面前，我有被忽视的落寞、自悲。 彼时，彭习美、朱长学、黄顺清、吴绪言甚至王之虎李双明胡昌刚，包括那个外号叫斑蝥的严必想等男同学们一个个身强体健、肌肉发达，他们能跑能跳能投能打球。彭习美的铁饼、朱长学的短跑还参加过孝感地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我依稀记得，朱长学的六十米跑好像是七秒六！ 运动场上，我这个不到三十公斤体重的蔴杆豆芽体形如弱柳扶风，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如果评选运动场外超级观众，倒是非我莫属。 我甘愿当观众，动力是盼望、幻想有朝一日也能威风八面驰骋在运动场上。至于是跑步还是打球、是篮球还是足球，在幻觉中连影儿都没有。 文艺方面的距离更远，没有音乐细胞，吹拉弹唱一样不会。在全校组织的文艺汇演时，王红华、龚志华等班上的花季女生们，以一曲草原姑娘的舞蹈红遍校园！她们身着少数民族服饰，以半筒胶套鞋代替草原皮靴，翩翩舞姿、勃勃朝气、阳光笑魇加上优扬悦耳的轻快旋律，把草原的美丽与生机演绎得幻若仙境。 多才多艺的男女同学们既让我自惭形秽，又激活小男子汉的自尊。我暗下决心，必须有所作为，引起景老师对我的关注才是。 图书馆的阅览室是我常去的地方，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飞传、西游记、中国民间故事选等，除了红楼梦外，其它书都爱看，包括封神榜。外国小说主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牛虻、唐.吉诃德等。看这些书一是被故事情节吸引，开阔视野，还有一个显著功能是忘记饥饿的痛苦。特别是水浒好汉们经常三五成群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情景，常常把自己也幻化成其中一员而大快朵颐。在日后的几十年人生中，呼朋唤友分享美食成为我的一大嗜好。 每天放学回家，必须经过新华书店，店前有一个报夹。来回路过，我经常无意识地在那里停留一会，浏览一下国内外大事。当时美苏争霸，特别是美国，我们叫美帝，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闹得很多国家要么不安宁，要么内政被干涉、要么合法政权被推翻。我最愤慨的是一个叫卢蒙巴的刚果民族英雄被美帝豢养的反动势力杀害。于是，我以《江洋大盗》为题，学着新华社评论员的口吻，洋洋洒洒、有理有据再加义愤填膺的情感写了一篇遣责美帝的文章。 作业完成后的第二天下午，景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作文本，只说了两个字：抄的？ 我尽管很紧张，因内心无愧，坦然回答说：没有啊。 从他面部表情看，根本没有责备更没有批评的意思，于是，一阵窃喜涌上心头！ 从他说那两个字的语气上，我感觉到他对文章的认可，于是把写文章的资料来源如此这般地描述了一番。 景老师思考片刻后，拍着我瘦削的肩膀说，嗯，不错。以后还要努力才行。 霎那间，激动的眼泪盈满眼眶。他以难得一见的和蔼声音说，回教室吧。 那一晚，我兴奋得失眠了，好久好久才入睡，梦到自己变成一只自由的小鸟，在杨柳树稍飞来飞去……。 没过几天，他在教室的走廊上叫住了我，大声问：邓木哇，你们家有没有棉花板櫈？ 我对家里的几个板櫈再熟悉不过，童年时期，它们都是我的玩具，马上说，有、有、有啊。 他说，那好，你明天给我搬一个来吧。 他的家在我上学必经地的小山坡上，每天路过，以前从未上去过。 我回家很兴奋地跟祖母说了此事，祖母也很高兴，让我把那个唯一的棉花板櫈给老师搬去。 棉花板櫈很轻巧，櫈面不宽，两头上翘呈弧形，四支细腿，大约四十公分高。棉花刚出苗时，野草蜂涌着跟棉苗竞争空间，仔细锄草的活儿大都由婆婆妈妈们承担，不高不低的轻巧板櫈是锄草时必备的工具。 我把板櫈送到景老师家时，才发现他的家跟我们农民的家没多少差别，室内空空如也！ 在我临毕业的前夕，景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让我把板櫈拿回去。 我太无知啊，只晓得无条件听老师的话，没加考虑就照办。 祖母批评我了，说，老师家里连板櫈都没有坐的，你怎么又拿回来呢！ 第二天，我又送到景老师家，他很不客气训斥我说，我只是借来坐一下，你又拿来作什么？快拿回去！ 顿时，我有老鼠钻进风箱，两头受气的感受。 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的祖父祖母如此敬重老师。德高为师，学高为范，他们希望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真本领，将来有文化能成为像老师一样受人尊重的人。 再后来，我更明白，这就是一代先师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傲然风骨。 如果，如果景老师仍然健在，我会请他去北京故宫，或曲阜孔府，去坐坐那个比棉花板櫈宽许多、也舒适许多的大“板櫈”。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留下的灿烂一瞬，会在一个幼稚的草根心中闪耀至少半个世纪。 (图二 初中毕业时三（1）班与三（2）班合影 ) 我的第十八个老师是高我五个年级的学长徐国财。 当年时兴姊妹班，即高三年级学生有帮、带初一年级新生的义务。与我们对应的是高三（1）班，班长叫王伏汉，一对一帮我的叫徐国财。 如果不是一件尴尬的突发事件，我不可能记住王伏汉的名字。 初一下学期的插秧季节，我们打起背包下乡，到城隍公社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社会实践教育，姊妹班同行。 插秧的时间应该是五一前后，高考在七月初，除去星期日，不到六十天，这个时间我对即将参加高考的毕业生们无比金贵，还抽出一周时间下乡从事跟高考毫无关联的活动。现在从事学校教育政策法规研究的领导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记得先辈们当年的成功教育理念？ 那是一个临近收工的下午，太阳穿梭在稀疏的云朵间，秧田四周偶有蛙鸣。临近黄昏或清晨时分，这种声音如涨潮之水，一浪接一浪涌来。 此时，王伏汉蹲在茅厕边方便。他面前不到半米的距离，是一条田间小径。 农村的茅厕很简陋，挖一个圆坑，四周砌上砖块即成。有的围上几块草袋或麻袋，有的种上灌木丛，在边沿垫两块砖。王伏汉就蹲在这种简陋茅厕边沿的砖上。突然，几个高中女同学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后，沿小径鱼贯过来，即将从王伏汉左边路过那个茅厕，她们的视线被右前方的灌木丛所遮挡，不可能提前看到王伏汉。此时，不远处的几个男同学齐声高喊：王伏汉，完一一了、王伏汉，完一一了……。此时的王伏汉一手挡脸，一手遮住羞处，我才记住了这个大班长的姓名。 徐国财是脉旺镇人，从外表看英姿勃发，高出我一头，柳叶眉，眼睛不大，炯炯有神，成年人的身形，至少满了十八周岁。 不知是老师对他的要求，还是他生性喜欢小弟弟，或者某种缘份，他跟我一见如故，对我这个从内到外乏善可陈的小弟呵护有加！从他的眼神，从他的举动，我第一次感受到被“哥哥”爱护、帮助、关注的温暖之情。 进入高三年级，不到一年就将高考，这是十二年寒窗后，决定学子命运的关键时段。时间，对他们的重要不言而喻。 王伏汉们经常组织集体活动，班上的文艺、体育队也分别接受他们的培训、指导。王红华龚志华们的美丽舞蹈，彭习美、朱长学等能参加孝感地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都有这帮大哥大姐们的智慧。我没有什么可辅导的特长，徐国财就陪我到操场边散步、聊天，或者把我带到学校阅览室看书。有一天，他还让我带他到我养父新盖的家里看看，跟养父交流一些学校的情况，同时建议家里应该对我加强营养。当时的我，也实在太瘦太瘦。 进入中学的第一场期中考试，徐国财给我一个惊喜：他把他戴的手表摘下来给我，让我掌握考试时间！ 手表，这是当时很多年轻人可望不可及的梦幻之物。徐国财说要学会分配时间，不能盲目作无用功。这是我第一次对时间有了新概念：时间是可以用来分配的。由于胳膊太细，手表根本戴不到手腕上，我只能把它揣在口袋里。第一门功课考试后，我把它还给了徐国财，理由是没办法戴，反而成为我的心理负担，还担心搞丢了。  从姊妹班，从王伏汉、徐国财们那一代人的整体修养与素质，我感受到学校对我们的关爱，看到我们国家的希望，看到他们的美好前程，也看到即使在很遥远的未来，我也说不定有个“锦绣”前程。 1964年秋季，开学不久，我接到一封来自中南矿冶学院的信，是徐国财写来的。他介绍了他高考后的情况，勉励我好好学习，将来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好好报效祖国！ 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远方飞鸿，我激动得连看十多遍，晚上还贴在胸口。可惜，我没有能力回信。不是我不会写，是八分钱的邮票加一分钱的信封难住了：我上哪里去找九分钱啊！ 学校偶尔组织的半价学生电影专场，每人只交五分钱就能看一部新片，三年间我一场都没有看过。 后来，徐国财又给我来过两封信，我仍然没回。但是，他的话我记住了，也记住了他学校的名称，更记住了这位没有血缘亲情的大哥。 1966年年底，我们一行四人步行去韶山。过湘江后，在岳麓山下看到湖南大学的校门，不远又看到湖南师范学院的大门，让我兴奋的是在前方不远处居然看到中南矿冶学院的大门！六个草书的“中南矿冶学院”用水泥镶嵌在宽大的门楣上，在蓝天白云下格外醒目、亲切。啊，我的徐大哥就在这里念书！一种无名的自豪、亲情在胸中升腾。本想进学校去找徐国财，细想后，没有进去：一是阴历年底，二是全国大串联，徐国财肯定不会待在学校。 姊妹班的两位知道姓名的学长包括他们的同学，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他们绝大部分都考上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可惜的是，王伏汉考上北京商学院后留京工作，在一家很大的商贸单位任党委书记，不到四十岁英年早逝，死于肝癌！ 我的徐大哥，至今杳无音讯。不过，我没有放弃寻找他的努力。 第十九位老师、准确地说是一个庞大的老师团队，他们组成的老师方队如温柔拂面的春风，如淅淅沥沥的春雨，沐浴、滋润着一个更大、更浩荡的种籽方队发芽、成长。 生物老师胡文莉后来是班主任，发现我下午上课迟到后，叫到办公室准备好好“修理”我一下。我解释是挖藕充饥而迟到。她仔细看看我裤褪上黑色的泥巴后，知道我没说谎而放我一马。那一刻，在她的办公桌前，我感动的流泪了。 俄语老师武成国太年轻，听说是高中毕业留校任教，这是唯一没有师范以上文凭的老师。他的专业能力肯定不差，印象更深的是他慈眉善目、皮肤白晰的英俊五官，再加上一对柳眉凤眼，饰演唐僧几乎不用化粧。那种温和性格大度胸怀，真是我佛慈悲！几个调皮的学生经常以各种原因拿这个大不了多少的小老师开涮，他不急不躁，不是耐心解释，就是一笑了之。 地理老师是三班的班主任周养民，他描绘成昆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后新中国的美丽蓝图，让我顿时有了周游全国的冲动、梦想。 半个多世纪后，中国高速发展的蓝图远远超过周老师当年的描绘，我的旅行足迹也超出他当年为弟子们设计的范围。 接过景老师语文教鞭的王国松，工作细致到一丝不苟，这种精神不仅在课堂、课本上，还表现在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 1964年春季，国家在初中挑选滑翔学员，体重只有三十四公斤的我居然被初选上。他登记我的详细材料，能不能闻汽油味，哪儿长过疱，一字不漏记录在案。我说我的屁股上被蚊子叮过了，有一个小红点。他如实记录成：被蚊虫叮过后留下一个针头小疱。后来，听说他当过一段教务主任、校长。 体育老师吴绪永老实憨厚，投篮是左撇子，是篮球场上埋头苦干的老黄牛，跟另一位高中体育老师李文珊配合默契。 李文珊篮球打得漂亮，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我后来在体院图书馆田径类资料上查到他的强项是三千米障碍院纪录保持者，没有想到篮球居然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音乐老师汪子屏一口武汉腔，身材修长，钢琴、手风琴再加上磁性歌喉，是同学们的偶像。他在篮球场上像猿猴在树梢间一样灵活，风度翩翩，颇有明星气质。我想不明白，这个老师怎么这么聪明，什么都会。 孙粹先老师没有教过我们，他教什么功课也记不清。但是，他是篮球场上的灵魂、智多星，有他拿球，围观的同学都会睁大眼睛，看他如何在人丛中左冲右突…。 还有几位球场上的骁将，记不清他们的名字。我们的教工篮球队在学校的篮球场上好像没有输球的历史。他们的成就，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中学生，无比自豪。 看老师们跟外单位的篮球比赛，实在是精神上的饕餮盛宴，尽管我根本不会打球，只要有比赛，我会从头到尾目不转睛看到散场。 也许，冥冥之中，大自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左右。 大概在初三下学期，武汉体育学院来了几个实习的大学生，他们一个个身材健硕、高大。其中一个篮球动作很娴熟的实习生，两条腿跟青蛙腿的形状几乎一样，肌肉有的一块一块，有的一条一条，轮廓非常清晰。如果我跟此人在夏天同行，身材强弱的反差会让我无地自容。岂知，若干年后，这名男神级人物竟然成为我的同事和良师益友，我俩上班后在一起形影不离，同在操场上体育课，同在健身房练杠铃，雕塑肌肉与身材，或者在乒乓球室切磋球艺！ 这是中学时代的意外花絮。 对我们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老师方队中，梁书明老师的形象记忆深刻。他教高中数学，一条腿走路有残疾。教数学的水平有多高不知道，他因乒乓球打的漂亮而被很多学生传诵、尊敬。 教务主任韩德恭是大悟人，平时说一口大悟话。他的毛笔字很有特色，龙飞凤舞、收放自如、张驰有度，自成一体，风靡汉川县城。春节后，街面上有很多春联似乎都是他的笔迹。每当看到类似他的笔迹时，我会情不自禁用手指按他的风格边走路边比划。他的“韩体”在汉川城关附近流传多年，我偶尔返乡探亲，也在城乡看到有他书法风格的对联。 教历史的老师王建希，二十来岁，一头披肩秀发，匀称的身材与清秀的五官，再加上她特有的气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位美丽、高雅的女神！不仅是高中男生的偶像，在初中男生中也被顶礼膜拜，视若仙女下凡。她的存在，对学校的格调、品位是一种提升，也为教师队伍添色、加分不少。 这个庞大的老师团队，各位老师以自身形象向所有学生展示各自的风度、学识、才艺、气质，一批一批弟子们他们面前肃然起敬、亦步亦趋地仿而效之。 在这支高度文明的队伍中，也有个别老师，因追求科学、崇尚真知的秉性而命运多舛。 物理老师刘晨丰，年龄不到三十，一副近视眼镜，典型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任职高中物理。我们认识他，是因国际局势使然。 美英苏法掌握了核武器，西方搞核垄断是自然、必然，它们作梦都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赫鲁晓夫掌权后的苏联跟中国渐行渐远，中苏关系已公开恶化，它们撤走了包括核科学在内的大批科学家、专家。 在此背景下，备战、防核袭成为国家战略。学校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请刘晨丰给全校师生讲授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与破坏力。当时，大家都坐在学校广场听课，刘老师在黑板上展示原子弹的结构，全场鸦雀无声。我是第一次知道原子弹的巨大威力。 没过多久，听说刘晨丰老师到学校农场种地去了！原因是说他过份夸大核武器威力，是涨国外敌人的志气，灭人民战争的威风。作为传授现代知识的老师，他必须实话实说，不能从科学的角度把原子弹说成吓唬人的纸老虎。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已成历史，如果仍然宣传它们可以跟现代武器对抗，无异于让义和团挥舞大刀与枪炮对垒的历史重演。 当时的右派们还戴着沉重的帽子，在艰苦岗位改造。刘老师是比照着右派，“享受”着右派的“待遇”！ 1964年十月十六号，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不知道刘老师是否回到他的教师岗位。作为稚嫩的我们，事后才明白，对刘老师的处理，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政策导致的特殊错误。 还有一位校外老师，他的际遇非常特别。 那是一个阴天的上午，学校通知，所有同学两节课后到斧头坝去看枪毙罪犯。 斧头坝在汉川轮船码头上游几百米的汉水堤外滩，这个滩很高，很宽阔，稍有倾斜，几乎有一个足球场大，也很荒凉，是枪毙死刑犯人的地方。 当死刑犯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后，旁边有人说这是港堤小学的一个老师！我大吃一惊，老师也犯罪！？ 他犯的是强奸杀人罪，说是强奸了一名女学生后，校长举报，此人杀了校长的儿子…。 霎那间，五味杂陈的感受涌上心头。我不明白强奸是怎么回事，还杀人！这样的行为怎么发生在老师身上？ 一声枪响，罪犯应声而倒。 愤恨之余，法律不可逾越不可侵犯的敬畏之情在潜意识中扎下根来。老师，这个让我们高山仰止的神圣职业，一旦触犯法律，跟所有盗窃犯贪污犯甚至反革命犯没有任何区别！ 这个另类的老师，他为我、为所有在现场的学生“上”了以身试法的最后一课。 这一课，至少让我明白，法律的红线不可逾越，即使天不知、地不知时，自己也必须知。 十七年后，这一“课”的功效得到验证。 1981年，由于学校体育工作小有成就，领导批给我一万多块钱的经费购买体育器材。我只知道这笔钱很多，还不十分清梦一万多块钱到底是什么份量。到汉口六渡桥的星火体育用品商店后，那个姓莫的老师傅看到我的采购计划惊呆了。他说我一个学校的体育经费是荆州地区所有中小学体育器材采购经费的总和！ 当时我的月工资不超过六十块钱，这一万多块钱的采购，事情背后发生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倒是学校财务会计周启云替我揑了一把冷汗。 原来，某个心术不正的人因我只身一人花这笔巨款去买东西而度君子之腹，打小报告说我肯定有很严重的经济问题。领导派两个人悄悄到武汉了解情况、核对发票，最后发现只有四分钱对不上账。 老莫说，是他把整个购物单清点后，多出四分钱，随手送一个五分钱的乒乓球结账。如此一来，我为学校“赚”了一分钱。 在三年的初中期，还有一位重要的老师对我的成长功不可没，这位“老师”应该排列在第二十位，它跟我如影随，三年时光，不离不弃。 这位老师的名字叫“饥饿”。 因家境贫寒，天寒地冻时节，衣服穿单薄一些，尽管难受，身体还能慢慢适应。没有棉裤、没有袜子的冬季对我并不十分痛苦；长期没有营养、腹内空空饥肠辘辘的痛苦实在难熬。 刚开始上体育课就跟不上男生的节奏，体育老师吴绪永照顾，让我进女同学序列跟她们作垫上滚翻之类的活动。偶尔一次两次无所谓，时间一长，我也浑身不自在，男子汉的那点自尊还没有完全泯灭。吴老师也看得出来，默许我不上体育课。 中学时代的体育课，除广播体操外，老师没教我任何体育或运动技能。不是老师不教，是我的身体根本不俱备承受运动所需的基本能力。刚开学的一次上午，第四节是体育课，投手榴弹，我投出的弹没有落地，身体就倒地了！吴老师马上安排同学把我背到学校医务室，张校医一检查，说没事没事，低血糖，早上没过早的原因。 还有一次在单杠下作引体向上练习，其他同学蹭蹭地三个五个不在话下。我吊在杠下，摇头晃脑、两条腿像被宰杀后的鸡一样扑腾，两条胳膊由一百八十度的直线顶多弯曲成一百六十度，再也无力往上。吴老师看着细得像蔴杆的胳膊后马上说，算了、算了。我估摸，他可能害怕胳膊太细有扯断的危险。至于跑步，二三十米后就呈现老太婆赶大集的速度，尽管很努力，一下就被大部队甩开……。 于是，每周我就多出两节课的时间看小说，既不透支所剩无几的身体能量，又能缓解饥饿之苦。 我也有我的“规划”，期盼将来吃饱肚子后，再有力气把身体练棒练壮。这是我关注、喜爱到篮球场旁边当观众的原因。 十一年后，如果有人对吴老师说，你“恩准”那个可以不上体育课的学生，现在当了高中体育老师。我估计，打死吴老师，他也不会相信这事是真的。 越是饥饿，对食物的渴望与印象越是深刻。我记得第一次吃苹果的滋味与情景。那是初二上学期开学不久的秋天，同村的张斌祥也考进一中，成为我的学弟，我俩每天一起上学，成为新伙伴。他的幺叔在辽宁当兵，探亲时带回一些苹果。斌祥在上学路上给我一个。原先在水果店看到的苹果终于可以品尝，我来不及清洗，直接张口就啃，那又脆又甜又香的味道比地里的烧瓜不知强多少倍！ 那个年代，黑土地的土肥得冒油，没有农药化肥，没有空气污染，苹果也没有现在的硕大。进口后的香甜味道，我估计应该比王母娘娘的蟠桃不差。除了苹果后面的那根枯柄和小黑籽外，其余部分被我狼吞虎咽。 这是我十四岁人生吃到的第一个苹果。 1966年初夏，席卷全国的文革风暴乍起，我们临近毕业，未来何去何从，路在何方，不得而知。自然灾害已过去将近四年，我的饥饿历史还没结束。 那天中午放学回家，我按往常习惯走最近的路。从原儒学堂西院墙笔直往北，到王家山下一个潘姓学长家门口时，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了，便到潘家讨一碗水喝，顺便歇一口气。坐了一两分钟便告谢、告辞。往北走了一百多米后进入东昇社的菜地。 东昇社是全职种菜的城郊农民，给县城供菜，他们种菜技术比种粮的农民要好，豆角、丝瓜等特别长，黄瓜、西红柿也结得多、长得大一些。 刚进入人迹稀少的菜地后，浑身突然瘫软无力，不说走路，连站立的劲也没有，饥饿的痛苦一浪高过一浪，我不得不在地上爬行。联想起红军过草地因饥饿体弱爬行的情景，我边爬边哭…。前面不远处有人路过，我立刻坐起来，装作闲得无事模样坐在路边玩泥巴，待那人走远后又爬。伸手可及的黄瓜、西红柿、豆角，路的两边都有，当年偷萝卜充饥的教训、严肃的向老师说过的下不为例的嘱托恍如昨日，我没有伸手，也不敢伸手，更不会伸手。 也许是肠胃没有食物引起痉挛，一会，痛苦突然消失，人也有精神了，还能站起来快步走到家。 因饥饿而爬行的经历像刀子雕刻到花冈岩上一样的记忆，永远刻在我的心上，这也是我当上石油工人、拿上工资能吃饱饭后拼命干活的巨大动力。 人们常说，苦难是财富。对我而言，饥饿是财富，它永远激励我珍惜手里的饭碗。 感谢我的第二十位“老师”一一饥饿，是你成全了我的简朴人生，还有一个副产品：坚强。 在性格的成长期、叛逆期，我对未来一片懵懂、模糊、未知，汉川一中的众多老师以及姊妹班的学长给了我足够的精神营养，对老师的敬畏，对知识的敬畏，对饥饿的敬畏，对规则甚至法律的敬畏，这让我在漫长的人生与社会活动中，形成责任意识，边界意识，还为融入到任何一个团队的品性奠定了基础。 油田办这所学校的最大特色是与生产单位的需要直接衔接，为各种岗位提供专业技术工人。 来自全省的数千名同届初中毕业生首先汇集到沙洋，然后再分赴潜江与沙市两个分校。 特殊的年代，决定了学校的特殊窘境：从进校到“毕业”没有上一天课！ 我们没有跟老师正常交流的渠道，只是随波逐流，每月按时能领到足够的生活费，等待上级通知。 总校的校长陈勇跟我们同住潜江展览馆大院，某种意义上，他是我们这批学生命运的操盘手。在全国所有学校复课闹革命运动中，其它各类学校当年招收新生基本回原校时，是他与关天培老师，带领我们的学生代表吴绪言、魏天栋找湖北省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的干部邓垦，才以油田单位特殊为由，将已招收的学生全部分配到生产一线，保住了我们此生与石油融为一体的命运。 不到一年的在校时间，我跟任何老师没有任何接触，绝大部分同学也如此。工作多年后，这所学校从领导到老师，只有三位与我有具体交集。 一位陈勇校长，后来任局长时，因油田篮球水平逐年下降后，如何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我跟他有过争论。我主张，如其每年费大量时间与金钱搞集训，不如到荆州体校各招收几名十八岁左右的男女毕业生到油田工作，平时在一个单位上班，下班后或节假日坚持训练，有比赛任务就直接参赛。 陈勇说，我要优先考虑职工子女就业问题。 我对陈校长说，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个招工机会，腾出十来个指标就能解决问题…。另外，石油系统对篮球运动情有独钟，每个单位都有灯光球场，绝大部分职工不是热情的球迷观众、就是水平高低不一的选手，群众基础很厚，有点像巴西的足球在其国内的欢迎程度。不同层次的代表队也能体现各单位的精神面貌与单位的团队凝聚力，是对外展示的窗口。 争论的结果是，他说，你是老师，我说不过你；但是，你的建议我不接受。 (图四 1986年油田职工羽毛球比赛闭幕式，石油部康司长（左四）出席，康的左手为陈勇局长） 第二位是体育老师黄平章，即当年到汉川一中实习的那位。他先在上级教育管理部门领导我，后来机关精简，他下放到广华中学工作后，我又“领导”他的亦师亦友的兄弟经历。黄老师是体育科班出身，由业余体校、体院预科、本科一路走来，运动技能与基础很全面，但文化基础先天不足。我俩既能优势互补、又有相见恨晚之感。1978年江汉油田最大规模的一次职工篮球运动会，有三十几个处级单位参加。他是教育系统队的教练，我是队员；同时，他是油田中学生联队的领队，我是教练。如此一来，我俩是那届运动会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但合作很愉快，两个队的成绩都不错。后来他调回故乡广州，任海珠区业余体校副校长，1984年任中国残疾人代表队教练，去美国参加过洛杉矶奥运会。 第三位是沙洋高桥时期的老师田林，后来在局研究院任工程师，江汉油田桥牌运动的推手。他跟我真正认识是桥牌比赛中。因为桥牌，我们既有共同语言，又有师生之谊间的默契，他想培养我作桥牌竞赛的组织者、管理者，我因学校工作离不开而作罢。 几个月的工读学校经历，学校老师没有舞台发挥他们的专长而无用武之地，师生关系没有实质内涵。但是，这所学校让我们直接感受并参与了社会脉动，为以后的人生架起了第一座有形桥梁。 我的第二十一位老师是我初中、工读学校双料同学吴绪言，他还是我的朋友、兄长，没有他的举荐，我根本没有上大学的机会。 1972年阳春三月，那是一个阳光和熙的上午，老吴带领体院招生的袁文学老师到我工作的单位电测站。 原来，老吴的办公室就在油建灯光球场附近，看到一大早有一群人在篮球场上，他跑过去钻进人群一探究竟，体院的袁老师正在对各单位推荐的考生进行目测。他忽悠袁老师说，这些人都不行，我的同学才是打篮球的料，身高一米九啊……，如此这般的把我吹嘘一番。 电测站领导通知正在汽修队上班的我，换上球鞋到机关篮球场。袁老师对我说，你上个三步上篮给我看看。我把球拍了几下，完成动作。袁老师说再来一次，我重复了。袁老师对吴绪言说，你所言不虚。 老吴当即高兴的跳起来说，你被录取了！ 文化革命前，我们所有同学的终极理想是考上大学。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上高中的梦都没有作成。 初中毕业六年后，这个梦幻般的理想，居然经过不到一分钟的“考试”就得以实现！ 袁文学老师当之无愧成为我的第二十二位老师，尽管他是排球专业，尽管他只花一分钟“考核”我的三步上篮，尽管他后来从未给我上过课。 就是这一分钟，他发掘出一名不久的将来还算合格的中学体育老师。 (图五 武汉体院学生代表队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 ) 侥幸进入体院后，一位身材偏低、既不教体育专业、又不教文化知识的老师走进我的生活，他从事的工作跟以前的小学、中学、石油学校的任何一位老师都不搭界，他的职业称为辅导员。 这位老师叫林永通。 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跟林老师的第一面，准确地说，是第一个眼神，让我瞬间感受到“家”的亲切。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眼色，我童年的特殊环境，迫使我学会通过眼神看人性内在的世界。 从踏上汉江的沙洋班轮船后，几经辗转，工作很顺，生活很好，身边同事同学朋友相处融洽快乐，唯独没有感受到家的温馨。林老师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很有特色，话不多，一经从他口中说出的话，倍感实在、中听。中国有句成语叫知人善任，大学的管理机构也不是随意设岗，而是根据青年人的性格特质与对社会的认知，在这段人生航船上为青年人设置的舵手。辅导员的岗位，在某种程度上比一门文化教员、一项专业教练更重要。一百多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聚集在一起，同乘一艘远洋之轮在茫茫大海航行，没有一个称职的船长、舵手，很难保证正确航向。 后来的实践证明，林永通是优秀的船长，舵手，同时，他也给了我家的温暖。 我的班长，也是体育系男篮队长的张文魁一直跟我同寝室，来自侦察兵，身体素质全面，单手能举一百多斤的杠铃。此人性格刚烈，个性很强。他提前复员的原因很奇葩：因琐事把侦察连连长揍了一顿，结束了不到两年的军营之旅。 在林老师面前，这头暴躁的老虎变成一只温驯的绵羊。 林老师任何时候出现在我的视野，都有一种亲情感、亲切感、安全感，如同有血脉亲情的长辈、兄长。从我周围同学的只言片语中，我的感觉不是一家之言。 让我感激涕零的一件事，是我祖父来体院看我。林老师得知后，马上安排到学校招待所住宿。 招待所位于风景如画的东湖之滨，坐的房间望窗外，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一名大学的资深老师，对大字不识的老农礼遇有加。用现在的话说，很接地气。 如此扎根于大地的人，不成功是很困难的事。 我们是文革后的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包括寒暑假在内才两年三个月，这么短暂的大学生活，居然有相当一批人毕业后被分配到各大学任教。几十年后，这批当年的精英们都在各自岗位成功、出彩。从这些人身上，折射出当年林老师的伯乐身影。 在我的老师中排序在第二十三位的林永通，他对我的影响如同食物中的某种重要元素，不可或缺。 并列在第二十四位的是两位语文老师，一位是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陈祖善，一位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学院的谢琼桓。 这两位老师对我的先天不足无异于雪中送炭。 陈老师是蔡甸人，师母是哪里人不清楚，但她烧的菜特别是鱼很好吃。我不止一次被陈老师叫去他在体院的家中大饱口福。美食固然营养丰富，更丰富的是他对我语文基础的夯实。不同于课堂，在家庭氛围里的交流更随意更亲近也更滋润。他在课堂上表扬、认可我，是激励其他同学努力学习；而在家庭环境下，他以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把我语文作业、作文中的病灶毫不留情地进行精准剔除，让我看到”病因”所在，明白短板的同时，自然知道努力的方向。 陈老师在课堂上、在他家里、包括在篮球场旁当我的“观众”，亲切、信任、欣赏、鼓励、慈爱的眼神始终如一！ 谢琼桓老师比陈老师要年轻几岁，他住的是筒子楼，厨房厕所是公用，只有一间卧室，是陈老师把我推荐给谢老师后，谢老师让我有空就去找他。 这是一对福建藉伉俪，他们资历浅，住不上陈老师那样正规宿舍。谢老师跟我讲授文学作品时的专注、专业与全身心投入的忘我状态，经常让收拾房间的师母忘记手上的活儿，全神贯注地聆听。 文革好几年了，他们没有上讲台的机会。首届工农兵学员，本来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再加上是体育专业，学生学文化的积极性又打折扣，文化老师讲课时，相当一部分同学伏桌睡觉。我主动上门讨教，还能用专注眼神、面部表情跟谢老师呼应、交流、互动。在这种氛围下，尽管只有我一个学生，他也能进入最佳工作状态。当他妙语连珠、旁征博引而滔滔不绝描述某个情节某个人物时，师母自然也被吸引过来。 有一句俗话说，文人相轻。这句话用在陈、谢两位老师身上，应改一个字，叫文人相敬才准确、贴切。 陈老师就是放大版的景老师，他的文字功底比景老师更深厚更全面，他把我向比他年轻一截的谢老师推荐，除了对我的厚爱，还折射出他胸怀若谷的大度、坦荡。 谢老师重点传授写文章的情与景的相融，他以《静静的顿河》为例，说作者走进小说主人公的情感世界时，看到太阳的形态，如同悲伤、绝望之极的主人公一样，是黑色的圆球！他说，好文章如好酒，要陈酿，让时间去除杂质。文章完稿后，要反复阅读，换几个角度、换几种心情去审视、去推敲、去感悟，如此反复后则功成。 关于文章的逻辑与严谨，他说到他的老师姚文元。 姚文元！？我问，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个姚文元吗？ 他平静地说，是的。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曾经风靡全国，广播中连篇累牍反复播送。姚的文章在文字上无可挑剔，他的名气当时如日中天。谢老师的文字功底如此深厚，为什么不去找位高权重的老师弄一个更大的舞台？ 他不是专门给我介绍风光一时的老师，平淡的语气、平淡的表情说明一切，他注重学问。 三年后，作为四人帮重要成员的姚文元走下神坛。不久，谢老师被调往北京，任《体育报》总编。 我的第二十五位大哥级的老师是杨鹏飞，他的年龄跟徐国财差不多，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与以往所有老师不同的是，我先是跟他以队友身份相识。 从1966年到1972年的六年间，体院没有补充新鲜血液，最年轻的老师是杨鹏飞这一届大学生，他们已经二十七八岁。体院恢复招生后的一件大事是组建院篮球队，以这项最有群众基础的项目与社会交流。人才断层、青黄不接之际，我这个南郭先生以身高优势被选进院代表队。杨鹏飞与北京体院毕业的王世元作为老师代表也入队，这支临时队伍的技术力量还不足以完成比赛任务，年龄更大一些的篮球教师钟添发、柯景礼、黄满栈等也根据需要加入比赛阵容。 我跟杨老师先在院队集训、比赛中相识，他又是篮球普修课的老师，经常给我们上篮球基础课。课堂上，他安排的每一个练习我都競競业业、一丝不苟认真完成，彼此配合默契。师生关系与师生等级很明确。让我们在感情上不断密切、升华的是在艰苦的大运动量训练中。 篮球是体院的门面，以我们当时的能力，跟体院的门面相差甚远。院领导很重视，暑假不放假，全日训练，伙食标准接近省专业队，吃的非常好。 武汉以闷热、高温著称，半个世纪前的盛夏，阳光下气温高峰时能烤熟鸡蛋。在阳光直射下的极限大运动量训练，对体能的要求更高。我时年二十二岁，经过几年严寒酷暑的野外露天作业工生涯，高温对我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特别是集训期每餐三荤两素的天堂伙食，我们一帮同学像水草丰沛期的牯牛，养得膘肥体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集训教练是原中南代表队的老队员，也姓钟。他把保温桶内泡冰块的酸梅汤放在树荫下，完成训练指标任务的可到阴凉处喝酸梅汤，完不成任务的在烈日下继续操练。如此一来，每次训练过程中，我们的回力鞋都灌满汗水，跑跳时呱唧呱唧的，下午训练必须另外换鞋。我们的运动服装包括回力球鞋不仅免费提供，还配备至少两套。 有一个训练项目，对杨老师来说，如同鬼门关，不是九死一生，是毫无生机：半场二对二或三对三的“斗牛”，胜者到阴凉处休息，败者继续被“吊打”。 杨老师身高一米八左右，身材单薄，打全场能发挥灵活加技术的特长；半场对抗就没有优势。我身高手长，脚步移动还算灵活，年轻，体力旺盛，再加上我的长处是防守好，在小范围内、在没多少技术的蛮力对抗中占尽优势。相较杨老师，我喝三次酸梅汤，他难得喝一次。那天上午十点多，太阳正烈，杨老师一组已经连输几场，没有酸梅汤降温，战斗力更差。我们一组上场后，杨老师边喘粗气边悄悄对我说，木哇，手下留情啊。 我眨眼点头。 这哪里像师生，如同战壕内生死与共的战友，如同两肋插刀的哥们。 后来，他担任体院院长，他的办公室随时对我敞开。我们学校举办湖北省第六届中学生篮球运动会时，所有场馆的设计与建设都以体院为参照。 当年的老师、队友，如今的院长对我们学校的体育工作无条件支持。我们的师生关系跨越半个世纪。 两年加三个月的体院时光非常短暂，给我们授过课的老师从武术到游泳体操等超过部队的一个加强班。他们当中有国宝级的大师，有久经赛场的运动健将，无一不专业无一不敬业，个人操守堪称楷模。 大学，乃大师云集之地。 从私塾的曾蓝庭起，到体院期间伴随我毕业的林永通，这些知识殿堂里的偶像如人生灯塔，永远矗立在我心中，时不时唤醒记忆的流云再现他们当年的风采。在这块庞大的云层中，每个人都被我顶礼膜拜，过去、现在、将来，一如既往，他们是实至名归的灵魂工程师。
( 图七 武汉体院建校五十周年，与同届部份同学合影，第三排右一为作者 ) 谨以此文献给我生命中邂逅相遇的老师、恩师们！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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