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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守内虚外 向朝廷推荐范仲淹的人是陕西安抚使韩琦。 韩琦，字稚圭，大中祥符元年（1008）出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 韩琦出自官宦人家，从小就是个读书种子，天圣五年（1027），年仅二十岁的韩琦科举中第，而且成绩非常优秀，第二名，俗称榜眼。年少才高、年轻有为的标签从此贴在了韩琦身上，他的仕途一片看好！ 我再三说过，到了宋朝，你会频繁碰到一些超级读书天才，一个比一个猛，一个比一个牛，看宋朝宰执大臣的履历，就相当于在翻宋朝学霸史。所以，你得有一个好心态，毕竟天才只是少数，大多数还是你我之类考前烧香拜佛、考后阿弥陀佛的平凡人。至于学霸，咱们围着看看就好。 韩琦因为科考成绩好，起步官职就是淄州通判，干完通判后，他又回京担任监左藏库。左藏库就是中央财库，韩琦成了库房总管。此类官职，大多数清高的读书人是瞧不上的，以韩琦的科举名次，监左藏库也就是一个过渡性官职，一般人都不会上心。但韩琦并不这么认为，用现在的话说，他属于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的好干部。 管理员韩琦发现了一个工作上的弊病。按规矩，任何人从左藏库支取财物，都是要办理复杂手续的，但是宫里的人来支取金帛的时候却很简单，往往是宦官直接拿着批文就来领取，没有其他票据印鉴可供查验。如此一来，取什么东西，什么规格，多少数量都经常模糊不清，宦官趁机中饱私囊的事情没少发生。其实，这个弊病别人也不是不知道，早在赵恒当政的时候就曾设立过一个“传宣合同司”，专门负责财物支取的查验监督，但是做法伤害了很多既得利益者，最后又废弃了。韩琦来了以后，也不怕得罪宫里人，立刻奏请恢复传宣合同司，一下子捅掉了很多人的奶酪。 除了财物支取环节弊病，韩琦还发现左藏库的财物入库环节也存在问题。各地的财物运到左藏库的时候，按程序必须要等验收检查后才可以入库，偏偏朝廷规定验收环节需要由宫中宦官同步参与，可是那些宦官都是无利不起早，领取财物的时候都是一路小跑，来干活的时候却经常推三阻四，找理由迟迟不到，导致很多财物放在外面而遭受日晒雨淋，白白受损，于是，韩琦又奏了一本，把这条破规矩也给废除了。 韩琦把一件士大夫都不屑于做的琐事做得如此津津有味，使很多人对他另眼相看。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 从景祐三年（1037）八月起，韩琦先后出任右司谏、知谏院，在谏官的职位上，韩琦把较真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到三年时间，上了七十多份奏疏，扫射起来火力十足。最出色的战绩是连上奏折弹劾，促使赵祯在一天内罢免了四位宰执大臣。韩琦认真负责的个性得到了赵祯的赏识，西夏叛乱发生后，韩琦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 韩琦和范仲淹有过交往，对范仲淹的人品和能力非常钦佩，上任之后，他立即向朝廷推荐了范仲淹，赵祯欣然答应韩琦的请求。 五月，韩琦、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分别掌管泾原路和鄜延路防务。 这对性格志趣相投的政治盟友从此共同投身西北战场。 然而，不久之后，两人却在应敌策略上产生了巨大分歧。 好水川战败后，赵祯非常渴望打一个大胜仗，作为一国之主，他要找回丢失的面子。尤其是刚收到战报后的几个月，他几乎把所有精力倾注到了西北方向，又是调拨钱粮，又是催促出兵，干架势恨不得自己穿上铠甲去教训元昊一顿。按照赵祯的想法，西夏和辽国不同，无论是从面积、人口还是经济上看，都无法和宋朝相提并论。三川口的失败是因为军队太长时间没打仗，只要下次全力以赴讨伐，应该还是so easy的（今因小警，乃开后福）。 韩琦的想法和赵祯差不多，也主张再和元昊狠狠地干一架，而且要打就打一场大，最好来一个五路齐出（除了鄜延、泾原、环庆、秦凤四路外，还有更靠北的麟府路），把元昊这只饿狼一举揍成丧家狗。 当然，韩琦主张积极进攻并不是意气用事，他的观点也代表了一大部分主攻派大臣的看法，咱不妨把他们的主要观点概括一下： 宋朝在西北施行的消极防御策略太差劲，朝廷在西北布置了三十余万兵力，不可谓不重视，但是二千余里的边界线，再分解到各路、各州、各堡寨，每处多不过万把人，少则几千人，兵力分散严重，根本不可能实现有效反击。西夏骑兵四处劫掠的时候，多数宋朝军队都躲在堡寨里不敢出击，即使出击了败多胜少。所以说，堡寨建得越多，只是看上去防守支点多了一些，兵力只会越来越分散，简直就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如果不断增加兵力，则会让后勤补给更加吃力，也不足取。 总结陈词一句话：坚决进攻，揍他个生活不能自理。 我相信，如果你看了韩琦的奏章，也会被他全面细致的分析所深深打动，再加上榜眼学霸的煽动性文笔，一定会和赵祯一样被鼓动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然后将奏章啪地甩在桌上，大吼一声： 打！打他个大西瓜！ 慢着，大家都不用忙着激动，在抄家伙之前咱们不妨再来听听范仲淹的意见。早在转运使的任上，范仲淹就上奏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接着意译一下： 朝廷不是没想过用进攻解决问题，早在太宗赵光义到时候，就出兵讨伐过，那时候西夏还比现在弱小得多，但结果……你懂的。当时为什么打不赢呢？因为西北地广人稀，环境恶劣，每次大军出动都要深入不毛之地，后勤补给线绵延千里，一旦找不到敌军主力决战，经常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经常劳而无功甚至招来败绩（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现在将领和士兵的素质还比不上太宗朝呢，你们怎么就自信能打胜仗呢？ 当然，有人肯定会对范仲淹的观点表示不服，汉唐时期情况也差不多嘛，人家还不是照样打胜仗？ 不急，你想问的范仲淹也想到了，还在奏章里进行了详细解答：汉唐时期对将帅的授权和现在完全不同 ，既给予完整的兵权，又给予充分的钱粮使用权，而且不要求马上立功见效（而不求速效），进攻和撤退也不需要等待朝廷的命令，所以将帅可以从容地养猛士，请谋士，耐心等待敌人露出破绽的时机（以待其隙），寻找好的时机谋取胜利（观变乘胜）。 总而言之一句话：别想着进攻了，先防守再说。 范仲淹的话，给赵祯和主战派们兜头泼了一桶冷水。谁都不能否认范仲淹所说的合理性。 宋朝到了这个时候，崇文抑武的传统已经逐渐发挥到极致。我们说过，赵匡胤立国之初为了防止武人乱政，长期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对将帅的权力进行了极大的限制，这些限制在保证武将不做乱的同时，势必要对军队的战斗力产生消极影响。但是，客观地说，宋朝军队战斗力弱的锅不能全让赵匡胤来背。 赵匡胤当初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其实还是开了口子的，尤其是对边防将帅，在军队管理上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自由度，比如允许他们搞点边境贸易，把收入用来犒赏麾下将士，对边将的具体行动也很少干涉。武将出身的赵匡胤知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不给点自由度，人家也不好带队伍。 可你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制度的设计者也掌控了不了制度的具体走向。赵匡胤的既定政策成了赵家子孙谨守的祖宗家法，还不断被发扬光大，武将头上的紧箍咒一天比一天多，比如战区的最高统帅由文官担任，武将必须受文官节制，比如弊病丛生的宦官监军等等。至于赵匡胤留给边将的一些特权，早就被废除了。 其实，比起下面这条奇葩规矩，上面这些都不算什么。“将从中御”，换句话说，前方将帅的具体行动是由住在开封的皇帝所掌控的！在没有短信、没有微信的时代，皇帝如此操控远在千里的将帅呢？ 靠“亲授阵图”。 简单说，就是由皇帝根据前方敌我情况画一张阵图，交给前方将士依此排兵布阵。 最喜欢画这种阵图的皇帝就是宋太宗赵光义，这位自学成才的“军事天才”曾经画过一幅《平戎完全阵图》，详细规定了队列阵形、各兵种站位，甚至连停车位（战车摆放位置）都给你划好，队与队之间的距离也给你测算好。至于阵图的使用效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所以，但凡宋朝将领接到阵图，无不有苦难言，手上那张破阵图，那就等于送命符啊。 哪怕对军事再外行的人也知道，这个规定绝对荒唐透顶。但是，难道宋朝君臣就没有一个明白人吗？ 当然不是，明眼人多得是（懂这道理似乎也不用太聪明），赵家的皇帝们也知道。可是，我们必须承认，人坐在不同的位置上，考虑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人都有私心，利益越大，私心越大。 道理也很简单，对武将充分放权，固然有助于剿灭外患，但大权在握、功高震主的武将一旦冒头，就是对君权的莫大威胁，所谓外患刚平，内乱已生。 两个选择，你只能挑一个，这就是很多皇帝面临的痛苦。 我相信赵家皇帝在怀念周亚夫、郭子仪的时候，肯定也会想起可拍的刘裕、安禄山。 赵光义说过，“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我想，这句话，可以看做赵家皇帝的选择。 因此，“崇文抑武”的政策映射到对外问题上，就变成了“守内虚外”。 谁都知道，谁都不肯明说。 这一回，范仲淹又成了戳破皇帝新装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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