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字希仁，咸平二年（999）出生，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
宋朝的名臣数不胜数，如果要讨论一下哪位老兄的民间知名度最高，恐怕非包拯莫属。从宋代的话本到元代的杂剧，再从明清的小说戏曲，直到现在的电影电视，包拯从来都没有缺席过。上到八十岁的老奶奶，下到七八岁的小屁孩，都能说出一两段关包公断案的故事。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个红了一千多年的超级IP。
既然红了那么久，包拯也就不能是普通的包拯了，他从断案如神、刚正不阿的包拯，变成了能够到白天在人间办案，晚上还能到阎王爷那里干点兼职（白日断阳，夜间断阴）的包青天。君不见，很多地方都建起了包公祠、包公庙，将他奉若神明。
当然，真实的包拯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经历，他的脸并不像黑炭，额头上也没有月牙，更不可能成为半神半人的人物，唯有一点是真实不变的。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包拯的出身不像戏文中所说那样，现实中并没有家境贫寒、父母早亡、兄嫂抚养长大之类的桥段。历史上的包拯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官宦人家，父亲曾担任六品虞部员外郎。
天圣五年（1027），正当欧阳修经历第二次科考失败的时候，包拯考中了进士，朝廷安排他出任建昌（今江西南城县）知县。但他却没有马上赴任，理由是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顾。
古人非常看重孝道，但很多时候只停留在冠冕堂皇的说辞上，真像包拯那样身体力行的却少之又少。包拯这一照顾就照顾了七年，直到明道元年（1032），包拯的父母先后去世。可是，父母离世后包拯依然没有出来做官，因为他还要为父母守丧。
按照古人的最高道德标准，父母死后，子女需在坟墓边盖个小房子，替父母守丧，期限长达三年，称为“庐墓守丧”，意为父母将孩子养到三岁才使孩子独立行走，孩子也要报三年之恩。然而，这毕竟是理想化的观点，在实际操作中，“三年”逐渐变通成了跨越三个年度。可是，包拯整整守满了三年，并且期满后仍然不肯离开。
一直到了景祐四年（1037），包拯才在亲人的劝说下复出做官，担任天长（今安徽天长县）知县，此时距他考中进士已经整整十年！
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更何况在特别讲究论资排辈的官场。如果按照当时的迁转规律，当三十九岁的包拯复出时，他的同年进士恐怕早就成了领导的领导。
但是，包拯丝毫不以为意，在他眼里，执行规则从来不允许一星半点的通融，刚直，是他与生俱来的特质。
在民间传说中，包拯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断案故事。事实上，大多数故事纯属虚构，有的故事虽确有其事，却并非包拯所为，只因包拯成为清官的化身后，善良的百姓把别人的故事放在了他的身上。而在天长知县的任上，包拯确实有过一次断案经历——智断“盗割牛舌”案。
史载，一日，有一个农夫发现自己家的牛被人割掉了舌头，就跑到包拯处报官。包拯听了诉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告诉他，你只管回去吧，把牛杀了，然后赶紧卖掉。农夫以为自己碰上了一个糊涂官，但也不敢说什么，只好自认倒霉。没过多久，又有人前来报官，举报那位农夫私宰耕牛。原来，当时耕牛属于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私杀耕牛属于违法行为。
包拯听后，二话不说，立刻将举报人拿下，大声怒喝：“你为什么盗割他人牛舌，如今居然还要告发别人私杀耕牛！”举报者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如实招供了罪行。
其实，包拯早就料定，盗割牛舌者做贼心虚，必定时刻关注着被害人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被害者杀牛，定会第一个跑过来举报。
和戏曲影视中那些扑朔迷离的奇案怪案相比，这个小案的情节实在不值一提，但这却是《宋史》中唯一一则关于包拯断案的记载。当然，大家也没必要失望，包拯本来就不以办案为专长，他的仕途发迹起点，是一个监察岗位。
康定元年（1040），包拯迁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当时端州盛产砚台，端砚深受文人雅士的追捧，也是端州上供朝廷的指定特产。此前，历任端州地方官都要敛取超过进贡数额几十倍的砚台，用来送给朝中的达官显贵。端州的砚工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包拯到任后，决意一扫前代留下的陋习，严令各地官署除上供朝廷以外，任何人不得再多取一方砚台。包拯以身立规，直到任满回京，他依然恪守着“不取一砚归”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