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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秘密活动到县冲锋连 我们村大革命时期，打土豪、斗地主、兴农会，搞得非常火热。大革命失败以后，表面上看，我们村没有什么革命活动，但实际上革命斗争仍在继续，只是由公开转入地下而己。当时，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人很多，就我们村来说，主要有刘洪林（鸿陵）、刘伟等人。 刘洪林（鸿陵）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幸存下来的同志之一。他家三兄弟，刘端仔、刘慧如（悔余）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主要干部，兴农会、打土豪都很积极。刘慧如（悔余）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过书，我们村的革命就是他发动组织起来的。他在县里威望也较高，茶陵县第一届农民协会成立时，任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敌人抓住杀害了，他哥哥刘端仔也被抓去杀害了，就剩下刘洪林（鸿陵）没有被抓。刘洪林（鸿陵）同志眼看着亲人被害，更加仇恨反动派，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怀着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积极开展秘密革命活动。他与刘伟、陈韶等同志，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土豪和地主，发展革命组织。在我们家乡影响很大。 那时，我还只有十五六岁，不懂得革命是干什么的。后来，受了刘洪林（鸿陵）的影响，逐渐地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觉得只有革命才一有奔头，才有希望，才能翻身得解放。打这时起，我就日思夜想去参加革命。但我这时还在刘元仔家做长工，刘元仔对我管得很紧，实在没有办法脱身。 正在我苦于无法脱身的时候，刘洪林（鸿陵）同志来找我了。他开始给我讲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和革命道理。我听了以后心里乐开了花，要求他带我去参加革命。他答应我的要求，并告诉我一些革命的纪律和行动办法。 从此，我就参加了秘密革命活动。当时，我和刘乜仔、刘俭仔、刘米生四人一起活动。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红军送信、带路、送情报、贴标语、抓土豪和筹款子。由于是秘密活动，只能在晚上行动，白天照样参加生产劳动。这时我还在刘元仔家做长工，不过我不再怕他们了，因为我参加了革命，有了靠山，有时我还敢公开地与他们斗争。记得有一次我公开地要一个叫和尚的人到刘元仔家楼上给我把谷子担下来，我说我要救济我的母亲。那时我母亲改嫁在潞水，家里很穷。开始我对我母亲丢下我改嫁，很有意见，不理她。参加革命后，懂得了革命道理，认识了旧社会农民受穷的原因，也知道了我母亲为什么要改嫁，这就不怪她了，转而同情母亲，就送些粮食之类的东西给她，尽管不能解决什么大问题，可算尽了我一点心意。 胆子练大了以后，从事革命活动也比较主动，我晚上出去活动，刘元仔也不敢干涉阻挠。当然，我们的行动，所有的地主豪绅都不知道，否则，他们就会叫挨户团（地方反动武装）来抓我们，因为当时在腰陂就有一个挨户团。我当时与刘元仔斗也是巧斗，不是硬斗。 我们的活动可说是很秘密的了，神出鬼没，除了自己人外，别的人都不知道。譬如说，送信，我们都是当晚去当晚回；贴标语，贴了就走。抓土豪时，我们自己就用布蒙住头部，只露出两只眼睛，先把土豪家的人都捆起来，然后抓走当家的这一个。抓走土豪后，就张贴标语，打的旗号都是以井冈山红军的名义，这就便于造舆论，说红军来了好多好多的人，抓走了土豪。这样，一来蒙蔽了敌人，使他们搞不清红军究竟来了多少人，也不知道红军为什么又会来，时刻提心吊胆，起了震慑敌人的作用。二来鼓舞了人民群众，群众一听到红军抓走了土豪的消息都非常振奋，看到了红军的标语都深受鼓舞，感到革命有希望，起了动员、酝酿革命的作用。三来为红军补充了给养。我们抓土豪都是受党组织的指示抓的，目的主要是筹款，因为井冈山红军的经费缺少，靠打土豪筹集。我们抓了土豪以后，采取一村递送一村的办法，一直递送到党组织所在的秘密地方，被抓的土豪要想回来，就要拿钱，否则就要杀头。土豪都是贪生怕死的，家里又有钱，所以都还是拿钱赎命。 那时，我和乜仔、米生、俭仔都是很积极的，也很勇敢，我们四个人都是拿根棍棒出来抓土豪。石陂的刘升庭是个大土豪，就是我们抓的。开始，我们派刘火生、刘水生，还有他俩的妹妹侦察了情况，因为他们是石破的，白天去侦察不惹人注意，晚上我们用布蒙住头进了他家。先把他全家的人都捆住了，捆了以后就贴标语，贴好后，就抓走刘升庭。我们把刘升庭交给龙陂；龙陂又交给布庄，就这样一村递交一村，把他交给了我们党组织的领导人。我们把他交给龙陂后就回家睡觉，等第二天起来，满城风雨，说“红军昨晚来到石陂抓走了刘升庭”, “红军都是神兵神将，来无影，去无踪”等等，众说纷纭，实在有趣。 红军两次打长沙，对茶陵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红军第一次打进长沙的消息传来以后，我们那里的农民无不精神振奋，个人奔走相告，喜笑逐颜开，公开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特别是打长沙的部分红军路过茶陵，打下茶陵城以后，茶陵革命的浪潮蓬勃掀起。茶陵地下党的组织借着这股东风，发动群众，建立乡、区、县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 1930年3月我加入共青团，5月我响应号码积极带头加入了三区游击队（区中队），9月在区中队转入党。当时，和我一道参加区中队的有俭仔、刘乜仔、陈文彬、还有颜槐生。那时进区中队要自己报名，然后经过组织上挑选，并不是个个都能去的。 我们这个区中队，共有30 多个人，枪支很少，只有一两支汉阳造和单响枪，而且都老掉牙了。武器主要是鸟铳、梭标。中队长是胡猫仔，系胡家里的人，原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懂得点军事，后来牺性了。那时共三个班。不久，我就当班长。我们的活动主要在上山田、下山田一带，任务就是保卫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同时，也骚扰地主，反动武装挨户团。我们先后跟周围几个地区的挨户团交过战，在潞水与挨户团打了一仗，我们一打，他们就跑到攸县去了。以后又在清水、腰陂等地和挨户团打过。平时，我们主要是骚扰敌人，打几枪就走，搞得敌人不得安宁。我们参加打大仗是在将军山。那是红七军来的时候，我己经当排长了。组织上分配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给红七军带路。于是我把我们一个排的兵全部分去带路做向导，我参加了这场战斗。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打这样的大战，我们都信心百倍。打完这一仗后，我们区中队在装备上有了很大的改进，30 多个人的武器基本上都换了。这些武器有的是我们缴来的。这次战斗不少人缴了枪，我也缴了一支枪。有的是红七军的伤病员留下的。这次战斗我负了伤。 伤好后，不到一个月，我被调到县冲锋连。这是一支新建立的武装队伍，我任连长。任务是保卫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军事上归湘东南游击大队领导。一共有100多个人，武器装备也比较差。去了后，我带着队伍配合县苏维埃、县委委员，开展打土豪、筹款子活动。湘东南游击大队来了后，我们就配合他们去打战，并归他们领导。他们没来就归县委、县苏维埃领导，仍从事打土豪、筹款子等工作。当时县苏维埃主席是谭余保，其他的领导同志记不清楚了。1931年，湘赣省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经过选定，我们茶陵有30 多个人参加这次大会。我也出席了这次大会，我是冲锋连选的代表，一同去的，我记得有谭余保、陈罗英等同志，其他的记不起名字了。当时湘赣省委书记是王首道同志，谭余保在这次会上选上了职务，但具体什么职务记不清楚了。 这次代表大会上，省委、省苏维埃提出了“扩兵一百万”的口号。散会以后，我响应党的号召，在冲锋连选了一排，去参加红军，被分配到独立第三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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