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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的一天，在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任弼时正在低头忙着手头的工作，警卫进来报告说门口有位“乞丐”，说是他的老部下来求见。 任弼时抬起头问：“他有没有说叫什么名字？” “叫段苏权，他说您一定知道他。”警卫的话让任弼时一惊，因为段苏权已经在三年前就“牺牲”了。为何会这时候会又冒出来一个段苏权，任弼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急忙让警卫带人进来。 来人进来后，一个健步走近，握住任弼时的手，“主任，我可算找到你们了。”  任弼时 任弼时仔细看了眼眼前这个年轻人，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小段，真的是你？我们都以为你不在了，还给你开了追悼会。” 段苏权一下没控制住，泪流满面地说：“主任，真的是我，我也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这几年受了不少苦吧。”任弼时看着眼前这个黑瘦憔悴的老部下，衣衫褴褛，有些心疼。 “我不苦，这点困难压不倒我。王光泽同志和独立师现在在哪里？我想尽快归队呢！”虽然离开了老部队三年多，但段苏权无时不刻不再想念老战友。 “你……还不知道吗？你们独立师全军覆没，王光泽同志被俘后英勇就义，所以我们都以为你这个师政委也牺牲了……”任弼时每次想起掩护红二方面主力撤退的独立师，都不忍回首。 段苏权完全没想到，他的部队会全军覆没，悲伤过后，擦干眼泪说：“不，主任，独立师没有全军覆没，我段苏权从今以后就是独立师的代表，段苏权申请归队！”尽管没穿军装，但段苏权还是给老领导任弼时敬了个军礼。  段苏权 在没有与组织失联前，18岁的段苏权已经是红二方面军独立师的政委，是我军难得的年轻将才。他没死并且回归部队，让原来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也喜出望外，在经过组织甄别后，段苏权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成为我军指战员。 段苏权脱离组织的这三年多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会被组织认为已经牺牲？为什么会和部队失散？ 18岁的师政委1916年，段苏权出生在湖南茶陵县一个相对还算可以的农民家庭，家里还有条件供他上了几年学，所以在革命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小小年纪的段苏权就在浪潮中抓住了机会，成为弄潮儿。 1926年，仅10岁的段苏权就跟着村里年龄大一些的青年，加入了当地农民运动，负责给人放哨。由于他聪明机智，又会识文断字，没多久就成为了一名通信员。5年后，段苏权终于入了党，跟着贺龙开始南征北战的军营生活。 在军中，这个年纪不大的“红小鬼”，却有着与同龄人不符的沉稳与老练，这都是之前几年在家乡的农会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他的工作能力也有目共睹，多次受到贺老总、任弼时等红二方面军领导的肯定，职务也不断获得提拔。 1933年，年仅18岁的段苏权已经是红二方面军独立师政委，师长王光泽当时30岁。 1934年10月，敌人再次纠集重兵对红军进行围剿，当时在贵州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必须组织突围，并转移到湘西，保存实力。而掩护大部队撤离的任务，落到了独立师的肩膀上。当时整个独立师，只有800多人，武器也严重不足，只能两人分到一杆枪，所以要想顺利掩护大部队转移，只能采取打游击的方式，牵制敌人，分散对方兵力，尽量给大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 王光泽和段苏权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带领独立师坚守了20多天，牵制住了国民党一个正规师的兵力。在大部队完全转移后，独立师也按照原计划，准备边打边撤，朝湘西方向进军。 但被牵制住的敌军，这时发现红二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恼羞成怒，对担任掩护任务的独立师发起猛烈攻击。面对缺乏枪支弹药的独立师，敌人的分隔、包围很快奏效，200多人在突围中牺牲。更重要的是，敌人切断了独立师向湘西方向的退路。 在这种新情况下，师长王光泽和政委段苏权商议后觉得，湘西方向被切断过不去了，贵州敌人众多也不能久留，只能带着剩余600多人向四川方向转移。但即便是这样，敌人的包围很快又聚拢过来。 在率队突围中，段苏权左脚脚踝被击中，已经无法站立，但他依然坚持战斗，无奈敌人火力太猛，独立师最后的几百人不得不转入山林中。 段苏权被战友背着前进，这让他很过意不去，因为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而他拖了大家的后腿。而且因为段苏权留了很多血，脸色发白，身体越来越虚弱。 段苏权不想因为自己而拖累大家，找来王光泽说：“你们别管我了，赶快带大家组织撤离，不要因为我而影响大家的速度。” 王光泽看着段苏权的伤，觉得带着他再这么折腾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想了想说：“随便把你扔下这我做不到，等我们找个偏僻点的村子把你寄放在老乡家吧。你这伤势也没法继续前进了，先养好伤再图后续。” 李木富收留照顾1934年11月26日，独立师在秀山县雅江乡后撤中，发现一个叫车田村的小山村，只有5户人家，在山林中相对比较隐蔽，很难被发现。 于是王光泽留下两个人，将段苏权安置在村里休养。临别，还对段苏权说：“这只是短暂的分离，我相信我们很快会再相聚的。” 车田村世世代代住在山里，本来他们头天听见山里里枪响，大家都没敢出门，第二天一早，两名红军战士，抬着一个年轻的伤员来到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敲门，但前几家都没人敢开门。 就在红军战士有些焦急之时，一户人家开门朝外张望。红军战士急忙奔跑过去，说明来意，希望能将这位伤员安置在村里。开门的农民叫李木富，是个裁缝，当时30多岁，尽管他知道很危险，但还是让红军将伤员抬进了家。  红军战士虽然见李木富肯收留段苏权，但也没敢直言相告这位伤员是红军的师政委，只说是一名小战士受伤，希望老乡能行行好，帮忙照料一下。等他伤势好转了，就会自己来寻找队伍。 安置完段苏权，红军战士再三感谢了李木富后，匆匆离去，去追寻部队了。 李木富看着段苏权，已经有些虚弱，便让老婆杨桂花去煮点红薯粥。但村里另外几家人很快就知道了李木富收留了个红军伤员，纷纷上门来劝说，让李木富把人交出去，“你知道你这样会害了整个村子的，他们要是发现是你收留的，我们全都脱不了干系。干脆交出去吧，说不定还有赏金呢。” 李木富其实也有些害怕，毕竟国民党军队要是来了，这红军伤员根本无法隐藏得起来。慌乱之中，李木富想起村子附近的一个山洞，于是他灵机一动，说：“大家都不用说了，这个伤员我答应了人要照看好，不可能主动交出去。我也知道大家担心的，放心，我不把他留在村子里，让他到村外山洞去休养。到时候要是被人发现了，大家都装作不知道就行了。” 在说服村民后，李木富和媳妇立马将段苏权转移到家附近的山洞，垫上了厚厚的稻草，将段苏权放下后略带歉意地说：“实在对不住了，小兄弟，家里是真的不能留你。你放心，你在这里养伤，我会每天送吃的来给你的，这洞里还有出着水，你渴了可以喝一口。” 段苏权虽然身体虚弱，但他深知这位农民的好意：“大哥，你没有把我交出去，我已经很感激了，这洞里比你家安全，我知道的，谢谢你了。” 虽然段苏权被转移到山洞，但车田村有红军伤员的消息还是很快走漏了。这次招来的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乡里的民团。民团的人第二天就来到车田村，很快就找到了段苏权住的山洞。 李木富闻讯赶来，只见民团的人将段苏权拖出山洞，在身上搜出两个大洋后，举起大刀，准备将伤员砍死。一见这架势，李木富赶紧开口劝阻：“莫造孽咯，他脚都已经断了，现在也半死不活的，还能活几天都晓不得。”  民团的人其实与李木富也算认识，因为民团的衣服，就是李木富缝制的，见他这么说，于是便放下了刀，其中一个问：“老李，那你说咋处置？” 李木富不紧不慢地表示：“我觉得你们拿了钱，就不要害人家命了。让他自生自灭吧，应该也活不了几天了。” 民团的人也没再说什么，扛着武器转身离去。算是给了李木富一个面子，大家都乡里乡亲的，而且杀人终归是需要些胆量的。 倾尽全家之力民团总算是给段苏权留下了一条性命，但这命能不能挺过当前的伤病，还不一定。李木富每天都会去山洞给段苏权送吃的，有时候是红薯粥，有时候是玉米糊糊。 当时，最难解决的是段苏权的伤，他的脚踝已经肿得失去了知觉，伤口虽然换了几次草药后不再流血，但一直在发炎。李木富之前已经给他换了好几回家里用的外伤包扎草药，但枪伤毕竟不像在家干活被刀口划破的伤，寻常草药没法治好。 李木富的妻子杨桂花，娘家亲戚中有人是开药铺的，于是她进城找亲戚开了个治疗枪伤的药方，为了安全起见，没敢在亲戚那里抓药，而是到了另外一个苏姓医生处抓药。苏医生一看药方就知道什么情况，于是找机会对经常去抓药的李木富夫妻说，这个药如果还不见效，可以换个方子试一试，并多赠送了好几副药。  在李家的精心照顾下，段苏权的伤，开始有了些好转。但这时，段苏权也发现，李木富给他送的饭越来越稀，有时候一两天都等不到人来，农村出身的段苏权不用问自然也知道，李木富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本来就食不果腹的李木富一家，现在还得为段苏权匀出一份口粮，而且还要为他买药治疗，这是何其艰难。 段苏权觉得，他在此处继续留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李木富家本就贫苦，无法长期负担他的生活，还不如走出去，说不定能遇到自己人。 已经三天没吃饭的段苏权，决定去李木富家告别。他拄着一根木棍没走多远，就倒下了。饥饿、伤痛，让他无法再站起来，只能不断爬行。当李木富发现他爬到家门口时，十分愧疚地把他扶进家，让杨桂花把仅剩的半截红薯再煮一遍，连着汤水一起喂段苏权。 段苏权将离开的决定跟李木富讲明，李木富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从院里拿来一幅这几天用木头给他做的拐杖。段苏权看了十分感动，要跪下给李家人磕头，但被快速拉起。 李木富随后又从灶台旁边拿出一个竹筒，穿了线挂在段苏权脖子上，告诉他，“小兄弟，我们家实在也没什么能送你的，吃的也没，你拿着这个竹筒，到了哪里就去讨点吃的吧。” 段苏权告别了李木富一家，开始拄着拐杖下山，一路异常艰难，只能走一段歇一段，但寻找部队的兴奋劲，还是让他咬牙坚持下来。 每到一个有村子的地方，段苏权就用竹筒去讨饭，而到了有集市的地方，他就会在街边讨钱。一路走一路乞讨，沦为乞丐的段苏权来到了四川和湖南交界的茶洞镇，依然没有找到队伍的消息，这时段苏权已经乞讨到了好几十个铜板，本来已经有路费回家，但很快就被一个身强体壮的乞丐给抢走了。  再次只能靠乞讨的段苏权，慢慢地来到湖南，向着老家茶陵县靠近。1935年7月，来到湖南醴陵的段苏权，已经彻彻底底成了一个乞丐，满身破烂衣服，头发打结长了虱子。虽然他依然打听着组织和部队的下落，但没人能给他答案。 不过这里离他的老家越来越近，他的乡音帮了他大忙。当他在要饭的时候，一个做豆腐生意的小贩刘维初，听出了他的口音，“小叫花，你是茶陵人？” “是的，老板你也是吗？行行好，给点吃点吧。”长时间的讨饭经历，让段苏权已经很熟练向人开口。 刘维初看着眼前的乞丐同乡，觉得有些于心不忍，“看你这么可怜，来我这帮个工吧，管你吃住。” 在当了半年多的乞丐后，段苏权终于结束了乞讨过活的日子，在豆腐摊帮忙，刘维初不仅给他吃穿，还出钱让他去看腿伤。 到太原找到组织在刘维初处帮工一段时间后，段苏权给家里写了封信。父亲以为这个儿子已经牺牲，收到信后得知还活着后，马上借了点钱赶来，在谢过刘维初一家将他接走。 回到家里后，段苏权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当他说到他在脱离部队前，已经是师政委的时候，父亲觉得他在外乞讨久了，油嘴滑舌章口就说瞎话，劝他做人要实际一点，不要异想天开。 在家老老实实干活的段苏权，其实一直在暗中寻找组织，只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一直到1937年8月，一个叫谭毛苟的熟人返乡，才打听到了一些有用信息。谭毛苟原本跟段苏权一起参加红军，只是后来在西北与张学良部队打仗时被俘，成了东北军的勤务兵。 当段苏权从谭毛苟口中得知，任弼时就在太原时，他激动坏了，因为这是他的老领导。他马上收拾好行装，告别了家人，奔赴太原。由于路途遥远，段苏权在路上盘缠不够，再度沦为乞丐，一路靠乞讨来到了太原。 历时三年的时间，段苏权终于找到了组织，在太原见到了任弼时。老领导在认真听了段苏权的经历后，很受感动，“将来革命成功了，你得好好感谢这一路帮助过你的人。” 而也直到此时，段苏权才知他的独立师和搭档王光泽，已经全部牺牲。强烈的使命感和信念，坚定了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重返组织后，段苏权被安排进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此后一直跟随组织南征北战，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开国少将。  1950年，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段苏权，就派人将当年在乞讨时帮助过他的刘维初接到北京，并希望这位恩人可以在北京长住，但刘维初谢绝了。段苏权于是将他的儿子留在身边，细心培养，进入大连工程学院，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找到李木富报恩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段苏权也想寻找救命恩人李木富一家，在早年还派人到当地去寻找，但由于当年两人都用各自的家乡话沟通，其中很多地名、人名，段苏权只能听个大概，他并不知道李木富的名字确切读法，更不知如何写，而段苏权则从始至终都没有敢用真名。 于是寻找李木富一家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后来进入特殊时期，寻找救命恩人的工作只能暂停下来。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1983年，那一年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县政府邀请了几位曾经在此战斗过的老红军前来参加成立大会。时任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也在受邀之列。他希望利用这次回秀山县的机会，好好找寻李木富一家。  在秀山县的几天，他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查看了5个山洞，都不像他当年住过的山洞，走访了好几个隐蔽的村落，都没有找到李木富或者后人。 由于公务繁忙，几天后段苏权匆匆回京了，临走前特意交代当地干部，继续帮忙寻找。当地党史办的同志，利用报纸、广播等渠道，在全县范围内寻找50年前在山洞里救助过一个小红军的农民。 寻人计划发出后，果然收到了有价值的反馈。86岁的李木富老人，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县政府，将当年救下小红军的过程跟工作人员讲了起来。这时，李木富才知道当年他们救的小红军的真实身份。  当收到秀山县党史办的人寄来的李木富的照片时，段苏权已经泪如雨下，虽然相隔近五十年，但依然还是一眼认出救命恩人：“就是他，就是他，没想到他也还活着。” 在县政府的协调下，段苏权和李木富通过电话，确认了身份，聊起了往事仿佛历历在目。当段苏权问起李木富有没有什么需求时，李木富想了一会，说：“能不能请政府帮忙在车田河上修座桥，现在村里的娃娃上学很不方便。” 段苏权听完，直接说：“这个就不用麻烦政府了，修桥的钱我来出。”  于是，段苏权自掏腰包帮车田村修了一座桥，还给李木富一家寄来了1000元钱。当地人为了纪念这段红军与村民的佳话，将桥命名为“红军桥”，将段苏权住过的山洞称为“红军洞”。  1984年，秀山县政府给李木富颁发了一块刻有“红军的亲人”的牌匾，以表彰他对红军当年的救助之举。 在李木富去世后，段苏权一直与李木富的儿子们保持着联系。上一代的两位老人都去世后，段家和李家的后代，到今天依然还保持着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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