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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苏区瑞金沙洲坝一片开阔的稻田中，孤立地坐落着一座房子，那里戒备森严，住着一位当时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人物。 由于这座房子孤零零地矗立于旷野中，非常显眼，因此人们称它为“独立房子”。  这座房子的主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是德国人，“李德”是化名，意为“姓李的德国人”。 又名“华夫”，意为“中国男人”，真名叫奥托·布劳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德曾在德国军队中打过仗，并被俄国军队俘虏，押送到西伯利亚关押。 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加入苏联红军。 在苏联国内的战争中，李德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白军作战，由于英勇顽强，由一名士兵 很快提拔为骑兵团长。 后来，他又参加了慕尼黑街垒巷战。 1920年李德作为德国共产党工作人员又被捕入狱，后来他惊人地越狱成功。 1928年逃到苏联，俄国人派他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 然后，分配到共产国际工作，1932年初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  共产国际本来是要派另一位将军来中国的，但由于这位将军不能来，才改派李德。 理由则很可笑，说他有巷战经验。 共产国际当时预料，中国革命将是俄国革命的重演，即中国革命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遭到蒋介石军队屠杀的上海发生。 这样的话，城市巷战必然发生。 因此擅长指挥巷战的“军事家”李德就被选中派来指导中国革命。 谁知革命不仅没有在上海发生，相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于是李德就来到了没有巷战的江西山区。 1932年春，李德离开莫斯科，向东经过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东站，凭着一张署名布劳恩以及无可挑剔的奥地利护照，顺利越过边界到达中国哈尔滨。 在哈尔滨，李德做了一些旅行调查，然后坐火车来到大连，再乘轮船到上海。 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同俄国大多数在中国秘密工作的人员一样，对中国一无所知。 李德抵达上海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已经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 1933年初，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人开始从上海陆续撤到江西红都瑞金。 李德是1933年10月初秘密抵达瑞金的。  李德有共产国际的背景，与博古为首的“左”倾路线人物关系密切。 博古因为自己不懂得军事，因此十分依赖李德，而排斥毛泽东等人指挥红军。 实际上，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李德在苏区对红军并不拥有指挥权。 连李德自己都这样承认：“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但是，在博古等人眼中，共产国际是神圣的，因此由其派来的顾问李德俨然成了共产国际的化身。 博古把执行李德的指示，当作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李德捧为“太上皇”，不是李德“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受支配于李德。 李德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虽然我一再提醒（中国的）干部们，我的职位只是一名 顾问，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好像拥有最高权力了。” 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也说过：“李德的权力，不是靠自己夺取的，而是博古给他的，这个失误，责任在中国人身上，……博古就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建议。” 确实如此，李德刚进入苏区，博古就把大权交给了李德，由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组织等问题”。 更有甚者，由于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后来就完全信任李德，不让毛泽东等熟悉苏区情况地形及有游击战作战经验的人插手，也不听他们的建议。  在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红军完全受李德指挥。 在中国作顾问期间，李德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特别是有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的完全支持，他实行了一套完全背离中国国情的军事路线，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那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等硬搬到江西山区来，命令红军与装备比自己先进实力更强的敌人去硬拼。 李德还制定了许多荒唐的规定，如打仗时不许弯腰。 对于李德这种僵化教条战法，耿飚将军后来有过痛心疾首地讲述和发人深省地评说：“那时'左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这是照搬外国“经验”的恶果·····打仗的时候，必须直着身子不断往前冲，不许弯腰，不许掩蔽，不许停顿，不许利用地形地物来躲避迎面射来的子弹和呼啸而来的炮弹，谁要躲避，谁就怕死、不革命。当时每个连、营或团等单位，都有一名“掌旗兵＇，负责打红旗。掌旗兵是百里挑一的英俊小伙，但这些人死得最多。因为无论是他们掌着红旗在队伍最前面冲锋时，或是护着红旗站在高处时，都不许弯腰，更不许蹲下，这样，他们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这种“左”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使我们无数的好战士作出了无谓的牺牲，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最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失败，红一方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走上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漫漫征途。 在长征初期，仍然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顽固地按照他的“甬道战术”前进，却不了解瞬息即变的战场情况，我行我素地按照第五次反“围剿”的老一套进行“图上作战”，导致红军在湘江之战中遭受惨重损失，8万多的军队一下子锐减到只有3万余人。 李德为指挥失败，越来越受到红军指战员们的批评与指责。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李德的指挥权被取消。 在这之后，李德以“局外人”的身份随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后来在延安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直到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结束了他在中国七年多的生活。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李德返回自己的祖国德国。 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讣告，宣布“奥托·布劳恩同志于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3岁”。 李德作为中共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他的错误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也有其他一些因素在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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