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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五凤年间，一位叫做耿寿昌的理财专家，给朝廷出了一个增收的主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所有耕地都要向朝廷交“田租”。普天之下也莫非王海，所以，所有靠海为生者也都要向朝廷交“海租”。耿寿昌觉得，百姓们依靠朝廷的海洋过日子，交的海租太少，应该再提升三倍才对。 汉宣帝很开心地接受了这项建议。 御史大夫萧望之听说后忧心如焚，跑去对汉宣帝说： 大意是：御史衙门以前有一位叫做徐宫的官员，他们家在东莱（今烟台、威海一带）沿海。据他讲，往年只要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里就不出鱼了。当地的老人们还说：本朝武帝时，出台政策将沿海捕鱼业全部变为国营，结果海里便不再出鱼了。直到武帝去世，捕鱼业国营政策被废弃，海里才再次出鱼。耿寿昌的建议是馊主意，不能听他的。 汉代盛行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学。所以，对于“海鱼不出”，萧望之的解释逻辑也是“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为免刺激汉宣帝，他没有说得更具体，但汉宣帝应该能听懂这八个字背后的真意：朝廷实施了暴政，天意便做出反馈，不再让大海出鱼，直到朝廷放弃暴政。 其实，萧望之讲述的，是一个古老而惨烈的关于躺平的故事。汉武帝以无远弗届的皇权垄断山海，将捕鱼业变成国营，由官府控制渔民在固定时间去固定区域劳作，捕获上来的鱼全部交给官府，由官府来出售和分配。其结果，便是渔民失去了改善生存境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主导权，成了官府无限制盘剥的对象。他们敌不过皇权，于是便选择了消极怠工，并告诉那些管控者和汲取者：海里不出鱼了。 汉宣帝早年流落民间，饱受汉武帝时代政治斗争及其余绪的迫害。但他做了皇帝之后，与汉武帝本质上成了同一类人，玩的都是“霸王道杂之”的游戏，并不相信真有什么天人感应。相比民心，他更在乎耿寿昌的建议能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对于萧望之的批评： 汉宣帝不但无视萧望之的批评，还大力奖赏耿寿昌，下诏赐爵其为关内侯。 渔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除了效仿汉武帝时代的那些先人，躺平下来不再努力捕鱼，不再无望地追求生活质量的改善，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海里再次不出鱼了。 “海不出鱼”这类事情，其实是秦制国家的一种常态。同期的汉帝国，还有许多百姓因为交不起“口钱”而放弃了生养子女，不小心怀上了也会在生下来之后便将之杀死（见《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孩子》），类似的故事一直延续到南宋，许多南宋底层百姓“宁杀子而不愿输税”。 这当中的区别仅仅在于：“宁杀子而不愿输税”这种行为，会给社会造成一种强烈的道德刺激，迫使许多读书人去注意它、记录它。而“海不出鱼”这种更普遍的躺平行为，却很难得到时代的关注——如果不是萧望之那封简短的奏章留存了下来，今人根本就不会知晓，在汉武帝时代曾发生过“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这样的事情。 但，只有补足了“海鱼不出”这样的细节，才能真正理解，为何汉武帝时代会发生“天下户口减半”这样的事情。“海鱼不出”这四个字很普通，它背后藏着的，却是一段极为惨烈的消极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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