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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7日晚上7时，在湖北武汉市汉口鄱阳街四十九号的景明大楼5楼发生了一起震惊世人的“惨案”——20名美国人将30多名中国名媛集体欺辱。犯人们持续作案长达8个多小时，12时，当地国民政府警署接到报案，各级警官都害怕得罪洋人，相互推诿，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才派人到达案发现场。 警署人员匆忙到达现场后，见到了美国美孚公司的大班利富和美国军官乔治，还有一地被撕碎的女人衣物，警署人员弯着腰询问翘着二郎腿的乔治，乔治吸着雪茄，一边悠闲地吐着烟圈，一边愤怒地吼叫着：“我要控告你们诬告美国军人！” …… 这起惨案就是震惊全国的“武汉景明楼事件”。此时，沈崇案才刚刚过去，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就明白国民政府是多么的“窝囊”，又如何会人心尽失，迅速败亡。 1948年，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国。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退缩长江以南，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反败为胜”。 此时的武汉，虽然处于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但是却是逗留在武汉的外国人尤其是军方人员的法外乐园，极乐之地。国民政府对西方人的糜烂生活作风心知肚明，却无可奈何，只好颁布条例法令约束中国人要“自律，避免受到不法伤害”，禁令包括禁办私人舞会，禁止参加外国人举办的私人聚会活动等等。 景明大楼是当时武汉汉口的地标性建筑，典雅、气派、别致，原是一家英资洋行。1948年的时候，景明大楼成了一座专供外国人居住的高端公寓，里面住满了美国人、英国人、犹太人等，美国空军的一个招待所就设置在里面。 当时美国美孚公司的大班利富也住在景明楼，利富有一个叫乔治·林肯的好朋友，是美国空军的一名军官，即将离开中国。他和利富聊天的时候，谈到自己有一个愿望：离开中国前，想拥有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回忆。两人商议后，决定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私人舞会”。 利富为了满足乔治·林肯的愿望，就开始积极谋划这场“舞会”。他找到一个叫西南宾·克罗纳木的舞会导演（这人是汉口菲律宾侨民头领，在歌厅从事乐队领队的工作，举办舞会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在禁令下已经接连举办了好几场私人舞会，也正是因为他顶风作案安然无恙，利富才找到了他）来筹办这场舞会。 利富提出了这场舞会的三个条件：一是伴舞，伴宿；二是不允许中国男性参加；三是要找年轻漂亮的女性参与，最好是名媛。西南宾·克罗纳木非常清楚美国佬想干什么，本想拒绝，无奈利富给的酬金太高，西南宾·克罗纳决定“冒险”一试。 西南宾·克罗纳木为了达到利富要求的条件，他使用“骗”的招数，蒙骗中国漂亮女孩参与这场舞会。他和情人谭碧珍、菲律宾籍乐师克劳兹以及克劳兹的妻子、菲律宾籍华裔章月明等人分工合作，紧锣密鼓编织一个完美的“圈套”。 他们不提“伴宿、没有中国男性、只要漂亮女性”等字眼，只以“参加一场高端舞会，结识达官贵人”为名进行招募。谭碧珍和章月明将舞会伪装成某个权势人物祝寿会，找到江汉歌厅茶房头佬杨玉麟，让她帮忙找人。杨玉麟找到圈内有名气的舞女曹秀英、歌女莎莉盛邀中国名媛们参会，西南宾的想法很简单，把人骗来后拿钱跑路，其他的一概不管。名媛们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舞会，然后为了赶时髦就参加了这场社交舞会。 据史料记载，参加舞会的名媛有：张弥川的妻子二太太（张弥川是黄埔一期的学员，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如夫人（某行政高官的夫人，报纸没刊登出名字），曹秀英母女（母亲三十二岁，女儿十五岁，也是参加舞会年龄最大和最小的女性），住巴公房子里面的的高太太、宋太太、张太太等名媛（有记载说受害名媛中有很多都是国民党军官的家属）。这些名媛大部分都是名门闺秀，多是富商巨贾，高官显贵之千金，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舞女。 几十名漂亮的中国女性做梦也没想到，她们参加的“舞会”却是一场美国人糜烂的派对，等待她们的将士一场惨绝人寰的“惨剧”。1948年8月7日晚上，舞会刚开始时，一切显得很正常，美国军人们衣冠楚楚，文质彬彬。 很快，伴舞的音乐变得狂躁起来，这是利富的仆人将大楼主要通道落锁后的暗示，也就是告知美国军人们可以狂欢了。刚才还人模狗样的美国人此时变得面目狰狞，肆意狂笑起来，一个美军军官竟将女伴当众搂起随即按倒在地将其内衣短裤扯破，乐队人员很快撤走，只剩下中国女性们的惨叫之声和美国人的狂呼。 利富仆役的一声哨声，舞厅灯光一齐关闭，工作人员全部撤离，美国人趁机乱扯舞伴的衣裤，将其抱入房内，中国女性趁乱想趁机逃走，却发现所有通道都已经落锁，陷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惨境，景明楼事件就此上演。 当晚12点，有一名舞女翻窗逃出，她跑到警署报案，结果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警署人员盘问过后，据实将情况上报，汉口分局局长陈尔昂一看顿时急了，这种涉外事情如此敏感，更何况涉及到美国军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就去调查呢？ 陈尔昂当即下令召集范砚秋、莎莉、熊杰诉述了受害经过，将约邀舞女的杨玉麒、章月明等人传讯并关押，具文(附口供五份)呈报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涉及到“友邦”问题，任建鹏决定低调处理此事，指示刑事科、外事科派两名女警察密询真相。结果，待“侦察报告”递上来时，将“受害”、“强奸”等字样删去，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上级部门很快做出批示：“一是严格封锁消息，以顾全“国家名誉”和“盟邦友谊”；二是为平息事态，派人向新闻界疏通，要记者们“顾全大局”；三是为平息民愤，传讯章月明、杨玉麟、刘宝山、曹秀英、章继英等五人，要他们承担罪责。四是因美国人利富和菲籍侨民西宾南早已逃往香港，其他参与此事的美军军官和美英籍侨民们要顾全“中美邦交”大局，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而这些受害者中有些是国民政府政要的家眷，如国民党陆军中将张弥川的妻子二太太等，他们联名向国民政府讨要说法，政府给他们的答复是：“女家眷花枝招展引诱别人，怨不得美国人，请以大局为重，勿在生事。” 可是，纸包不住火。1948年8月8日，《中国晚报》记者杨钰将这件事捅了出来，并披露一些细节：这是大规模有预谋有准备的犯罪，有的妇女竟被欺辱达三次。 很快，其他媒体迅速跟进报道此事，1948年10月30日《大连日报》曝出更多内幕，参加舞会受害的还包括当时武汉市参议会的议长市议长张弥川的二太太和某高官的如夫人，以及住在巴公房子的高太太、宋太太、张太太等。 国民政府眼见事态失控能够，却无法找元凶算账，只好病急乱投医，抓几个闹得凶的受害者判刑，理由是引诱勾引盟军从事罪恶活动，并说出了一句令任愤怒的话：“怪你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引诱人家！” 或许，国民政府已经顾不得给人民讲什么大是大非了，抱紧美国人的大腿“保命”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早已腐败透顶，民心尽失，败退台湾后，求得一隅生存之地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我们通过这段沉痛的历史，可以铭记耻辱，奋发自强，莫让历史的悲剧再度重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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