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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堡一战，蒙古瓦剌部的太师也先挥师痛击明军，明军损失骡马20余万匹，衣甲器械辎重尽被夺去，50万明朝精锐大军全部溃败，死伤过半，而击溃明军的瓦剌军队总共不过区区两万人，此役即“土木之变”。损兵折将尚在其次，关键是御驾亲征的英宗朱祁镇竟然也被俘虏了。当乘舆被陷、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回京城，整个皇宫立即陷入惊恐之中。孙太后和英宗的发妻钱皇后慌乱失措，赶紧下令搜集宫中所有金银珠宝，用八匹健马驮负连夜赶往居庸关的也先军营，试图赎回被俘的皇帝。也先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全部财物，却只字不提释放英宗，继续狮子大开口地勒索更多财物。留着这么一位奇货可居的俘虏皇帝，也先胸有成竹地等待明朝俯首就范。面对危如累卵的形势，英宗的弟弟、负责临时监国的郕王朱祁珏紧急召见大臣们召开朝会，商讨战守之策。整个京师只剩下不到十万人的老弱残兵，带甲能战者十不存一，如何抵挡锋芒正锐的也先大军？况且，连皇帝都在人家手中，投鼠忌器的明军怎能朝自己的皇帝放箭呢？守也不成，战也不行，大明王朝瞬间陷入绝境。此刻，大臣们满脸愁苦，又心照不宣。北京城眼看是保不住了，而副都南京尚存，如果朝廷此时及时南迁，即便丢了半壁江山，大家去南京还能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若想留下来抵抗，肯定是玉石俱焚，和土木堡的那些冤魂一样化为炮灰。然而没人愿意先把这话挑明。也先的兵马还没到，如果就想着逃跑，在祖宗社稷面前怎么交待得过去？朝堂之上议论之声此起彼落。就在此时，人群中突然响起一声狮子吼般的怒喝：“谁再提南迁的，应该马上推出斩首！”只见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从人群里走了出来，这个人正是兵部左侍郎于谦。于谦高声抗辩道：臣以为，京师乃天下根本，若一动则大势必去，人心不可收拾。难道我们还要重蹈南宋灭亡的覆辙吗？”于谦痛陈南宋偏安一隅，最终亡国的结局，坚定劝说朱祁珏动员全国之力保卫京师、保卫大明江山。 
于谦的一番怒吼震醒了犹豫不决的群臣百官。朝廷第一号重臣、吏部尚书王直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其他的大臣如商辂、王竑等人也大声支持于谦，那些私下里希望南迁的朝臣们一看势头不对，也纷纷表示反对迁都。一直犹豫不决的郕王朱祁珏幡然醒转。要想不像南宋王朝那样苟延残喘，任人欺凌，如今只有勠力同心、誓死抵抗一途。朱祁珏立即下令于谦代理兵部尚书之职，今后凡是保卫京师之事，由于谦全权处理。战守之策虽然大局已定，但一座巨大的政治火山仍在地下奔突运行。那就是大敌当前却尚未根本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谁该为土木之变这样一场家国惨祸负责？尽管贪功妄动的明英宗难辞其咎，但满朝文武的怒火都已指向同一个目标：“罪人王振应该千刀万剐！”司礼太监王振确实是个十足祸国殃民的小人。他依仗皇上恩宠，窃权专政，党同伐异，贪鄙无度，早已经成为大明朝的公敌。当初王振抓住年轻的明英宗贪恋边功的心理，再三怂恿皇帝御驾亲征时，于谦就坚决表示反对。忘乎所以的英宗皇帝哪里肯听，他一心想效仿太祖、成祖亲征蒙古，建功凯旋，以显示自己的一番“圣明英武”。不待和群臣商议，他在也先入侵的当天下诏亲征。擅自盲动的结果造成几十万将士白白送死，大明朝顿时陷入巨大的危机。作为罪魁的王振已在乱军之中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击死，但在朝廷中的余党遍地，流毒未消。如果邪气未肃，正气难申，如何洗雪民愤激励士气？摄政监国的朱祁珏虽然顺从民意，重用于谦准备抗敌，但他生性软弱，不敢大胆刷新内政，肃清王振党羽。他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和稀泥的心态，再次把他推到了火山口上。土木堡之变发生八天后，朱祁珏临朝听政，大臣们和往常一样上朝议事。右都御史陈镒高声喊道：“臣有本奏！”他昂然立于大殿之上，厉声揭发王振的罪行。陈镒坚定指出，虽然王振已死，但余党仍在，不诛灭其九族无以谢天下！陈镒一边痛声大骂王振罄竹难书的罪行，一边悲愤难抑地放声大哭。一石激起千层浪，群臣们的情绪这下被彻底点燃了。哭声、骂声响成一片，最后所有大臣一齐跪伏于地，涕泪横流地高呼：“天子蒙尘，吉凶未卜。不诛灭王振九族，臣等誓死不起！”朱祁珏只好下令：那就让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去抄王振的家吧——因为抄家的事儿向来是由锦衣卫负责。没想到，这个轻率的回答无异于向火药桶上又扔了一根火柴。满朝文武谁不知道，马顺本来就是王振的死党，王振平日陷害忠良、逼死大臣，哪件不是这个马顺一手操办的？大家一听让马顺去办王振的案子，这下更是义愤填膺难以接受了。给事中王竑突然厉声大叫，把马顺扑倒在地。没等马顺缓过神来，王竑已经一把抓住马顺的头发，劈头盖脸开始痛打。愤怒至极的群臣群殴马顺，众目睽睽之下，马顺竟然就在朝堂之上被打死了。王振最贴心的两个死党毛贵和王长随，也被踹到人堆里去，愤怒的人群很快又把这两个爪牙给打死了。三个大活人就这么被打死在眼前，朱祁珏已经吓得再也不敢说话了。就在大家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太监金英扶着浑身发抖的朱祁珏打算从偏殿悄悄撤走。一心只顾解气的大臣们不知道，一个巨大的危机正等着他们。试想，马顺毕竟是朝廷命官，锦衣卫的现任指挥使。即便他是王振的心腹，其罪当诛，但此时朝廷尚未降罪罢官，就被一帮大臣活活打死，这在朝廷法度上就说不过去。此刻大殿外那些虎视眈眈的锦衣卫中，谁能保证没有王振和马顺的死党呢？只怕朱祁珏前脚一走，这些锦衣卫就要反戈一击。到时，谁能为这场朝堂风暴定性？千钧一发的时刻，幸好还有一个人保持着清醒，他就是于谦。当朱祁珏就要从偏殿避走的时候，于谦奋力挤过人群，连身上的衣服都撕破了，“谦排众诩王入，袍袖尽裂”，终于堵住了朱祁珏。他一把拉住朱祁珏的衣服说：“今日之事皆因王振罪大恶极，不惩处其党羽不足以泄众愤。请殿下宣示群臣是为社稷着想，众人皆无罪。”朱祁珏终于清醒过来，立即传谕百官：“国家多难，皆因奸邪专权所致。今已悉准所言，置诸极刑，籍没其家，以谢天人之怒，以慰社稷之灵。”又命都御史陈镒查抄王振及其死党之家，满朝文武无不拍手称快．京师上下奔走相告，朱祁珏也因此取信于群臣。在这场危机中，于谦当机立断，处置得宜，才避免发生一场更大的混乱。当于谦步出朝堂时，大家交口称赞，认定于谦才是大明王朝的主心骨，是这个艰危时刻的擎天柱。明朝没有皇位突然空缺时紧急承继的定法。此时既无祖宗之法可寻，又无以往成例可依，以至于各方都显得手足无措。于谦急切感到朝廷必须拥立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这样才能安定民心、稳定政局，也才能粉碎瓦刺挟持明英宗犯边的图谋。于谦也未尝不清楚这种有悖礼法的举动，将使自己踏上一条不测之途，但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从保全社稷生灵的大局出发，又不得不如此。他召集群臣上奏太后，请求在“国势危殆，人心汹涌”之际立朱祁珏为帝，以安人心。太后把此意转告朱祁珏，他却惊让再三，群臣力请，仍厉言拒绝。于谦正色劝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陛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朱祁珏这才即帝位，即明代宗。他在诏书中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一重大举措结束了举国无君的局面，给也先试图利用朱祁镇要挟明朝以有力的回击，赢得政治上的首轮胜利。京师面临的形势之危急，远远超出了于谦的想象。首先是军事上的压力。土木堡一败，大明朝几乎赔干净了老本。京城里连几匹像样的好马都难以找到了，那些勉强拼凑起来的老弱之师只不过是纸糊的残兵，如何抵挡得住也先的虎狼之兵？于谦主持军务的第二天，就下令大明帝国境内所有可调之兵全部紧急开赴京师。尽管这些大都是地方杂牌军，好歹总算凑出近十万人以解燃眉之急。于谦同时下令奖励官民动用一切手段，在敌人到来之前将通州储存的军粮抢运进北京。一番紧锣密鼓的调兵遣将之后，各地援军日夜兼程，陆续到达京师，京城工匠几天内赶制出几万副盔甲，抓紧制造军器、火炮和战车。民众也拿起刀枪，赴官府报到杀敌，守城军士迅速增至22万人。十月初一，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也先刚刚在土木堡之战中灭了明军50万精锐，气势自然非同小可。于谦虽然调集了22万人防守京师，但这些二三线部队真的守得住北京城吗？重兵压境之际，在如何迎敌上又出现了不同意见，特别是总兵官石亨主张“敛兵，坚壁老之。”如按照这一主张，明军只须在京师城内布防、据城固守即可。关键时刻，于谦再次语出惊人：只有出城迎战，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于谦认为也先来势汹汹，如果闭门不战，示之以弱，只会使其更加猖獗，“益轻我”。他果断把京城九门分为九个作战区域，每门各派一个指挥员压阵指挥。正北方向的德胜门对着也先驻营的土城，毫无疑问将是最关键、最激烈的战场，必须派最关键的人去防守。于谦把最难啃的“硬骨头”德胜门留给了自己。于谦厉声下令：“战端一开，即当死战。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作为一介书生的于谦都有这样的血性胆魄，那些身经百战的武将们自然不能再示弱了。大家纷纷表示愿听调遣，杀出城去与敌人决一死战。一切安排妥当后，于谦身先士卒，亲出德胜门督战。13日，也先派兵万人直抵城下，蒙古骑兵在北京狭窄的房子和街道之间根本跑不起来。突然间，所有空房子一下冒出数不清的火枪开始射击，他们才知道中了埋伏。也先的弟弟博罗建功心切，率一万骑兵直冲德胜门，明副总兵范广发射火器，伏兵齐起迎击，也先之弟被明军炮火击中身亡。此时明军奋勇杀敌，瓦剌军不断败退。北京居民上屋投石打击蒙古兵，并大呼助威，令敌人心惊胆战。14日，也先移师西直门，又遭到石亨所率明军的夹攻，遂无功而返。这样相持了五天，瓦剌军每战不利，见以明英宗要挟明朝的图谋破灭，又害怕被各路勤王军队断了退路，也先只得于15日夜挟持英宗向北撤退。瓦剌兵于11月初退出塞外，京师解围。北京保卫战胜利后，球被踢到了也先那一边。打又没打过，谈又没法谈。也先即便想再决高下却无隙可乘，而欲与明朝通商则边市停顿；况且他的部下也不愿再战，有人还私下与明廷议和。也先劫持的俘虏皇帝也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作用，不得不考虑放朱祁镇返回明朝。而现任皇帝朱祁珏自然一百个不乐意。坐稳了皇帝位的景泰岂肯轻易让出位子，他反复咬定这是也先的阴谋，坚决不肯迎回太上皇。满朝文武不得不明哲保身，噤若寒蝉。只有于谦从容站出来奏道：“如今皇上的大位已定，不会再有什么隐忧。现在理当迎回太上皇，万一也先真有何阴谋，我方也占住理了。”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但于谦的话不能不听，朱祁珏只得同意。即便如此，他也想方设法冷落打压归来的哥哥。先是降低迎接礼仪规格，只同意“用一轿二马去居庸关迎接，到安定门接驾”。随后他将朱祁镇送到南宫居住，名似尊荣，实为软禁。岁时生诞，无臣朝贺。朱祁珏当上皇帝后，废皇太子朱见深为王，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可惜好景不长，仅一年多后朱见济就病死了。朱祁珏再也没有儿子，无法再建皇储。这时一些大臣主张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但朱祁珏坚决反对。拖到景泰八年（1457）元月16日，于谦等大臣复请立朱见深为太子，但尚未及奏，就发生了大事。原来此时朱祁珏因为立储受了几回折腾，一病不起。在于谦等商议再立朱见深为皇储之前，武清候石亨被召到景泰帝病榻前看望。石亨见朱祁珏病势沉重，投机之心顿起，回家后就找到因力主南迁被叱逐出殿的徐有贞共谋，要搞一场宫廷政变使英宗复辟。先前饱受于谦打击的徐有贞求之不得。扳倒了景泰帝，自然就能扳倒于谦，何愁不能报一箭之仇？于是决心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他们以边吏报警为由调入人马，于16日夜偷开长安门放进兵马，用大木撞门翻墙闯入南宫。英宗朱祁镇多年来都憋着一肚子的委屈，一看让他复位，当然喜出望外。石亨等人劫了英宗就往大内赶，守门的禁军本来要阻拦，英宗上前大喝道：“我乃太上皇也。”这一下没人敢拦了，一行遂拥入东华门，前往奉天殿。守殿武士见一群人拥入，举金瓜欲打，又被朱祁镇喝住。众人进得殿内，扶英宗朱祁镇坐上宝座，一面开启大门，一面敲响钟鼓。此时正是17日清晨，百官聚集午门外准备入朝，忽见大门打开，众人只听得奉天殿鼓噪不止，不知何事。正疑惑间，只见徐有贞从殿内走出，大声对大臣们说：太上皇复位了，快进祝贺。”众人惊骇入殿，看到一身睡袍的朱祁镇坐在宝座上。因为走得太匆忙，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大臣们都糊涂了，但到了这份上不管谁做皇帝，先保住自己的饭碗要紧。于是群臣恭列朝班，向英宗叩拜，高呼万岁。病榻上的景泰帝听到呼声异常吃惊，随后知是英宗复辟了，他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好，好！”正午，英宗重登奉天殿行即位典礼。被软禁七年的朱祁镇复辟成功，朱祁珏不久被勒死，死时才30岁。于谦一夜之间变为谋反叛逆的罪人。英宗刚刚宣诏登基完毕，就一举逮捕了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于谦等人。徐、石罗织了一串大罪，于谦深知辩也无用，廷审时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而此时杀不杀于谦，明英宗尚在犹豫不定。他说“于谦曾有大功”，事后皇太后也对英宗涕曰：“于谦曾有功于国家，不用当放归田里，何必置之于死？”但徐有贞轻轻一句话，就促使英宗下定了决心：“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为了复辟的名正言顺，最终将于谦送上了祭坛。夺门之变后的第五天，于谦惨遭杀害，时年60岁。史称“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
回顾这场南宫复辟，任何人对于“英迈过人，历事三朝”的于谦之表现都不禁疑惑重重：当时于谦身兼重职，内有六部尚书支持，外有黎民百姓拥护，重权在握，民心所向，为何在斗争中一败涂地？何况作为堂堂兵部尚书，已是在朝廷主政八年的群臣之首，怎么可能对一场关乎全局的政变一无所知？于谦曾写下一首诗咏韩信说“将军不解避锋芒”，就是说韩信太单纯了，只懂军事不懂政治，最后才招致杀身之祸。既然他对此早有认识，作为一位阅历深沉、胆略过人的重臣，他又怎么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悲剧毫无预感，致使复辟轻易成功？在南宫复辟的任何一个时刻，手握重兵的于谦哪怕动一根手指头，徐有贞等人的阴谋也必将胎死腹中，而于谦也绝不至于身死家灭的下场。后世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其中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曾引了一段当时人的重要记述。根据这一说法，于谦也许早就知悉了徐、石等人的私下密谋，他只是顾及一旦自己介入，朱明王朝这两兄弟必然鱼死网破，“势不俱全”，国家势必又陷入危局之中。如果于谦当机立断，名正言顺地拥兵迎立英宗，自可避免徐、石之流的构陷机会，可这样一来无疑出卖了对自己恩遇有加的朱祁珏，这种背主求荣的事肯定也是为于谦所不齿的。在这种无解的难题中，他只能牺牲自己，“功则归人，祸则归己”，从容赴死以保全江山社稷，以及自己的清白名节。仔细想来，舍此而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这也符合于谦“忧国忘身”的为人和信念。在于谦看来，肉体生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清白和气节。于谦终身践履着这一苦行僧似的儒家道德准则。为此他一再坚持“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坚决拥立景泰帝时，不仅置作为人质的英宗安危于不顾，也使自己深陷政治旋涡之中。而他以忠孝为立国之本的名义，坚持迎回太上皇时，也并非不知道秋后算账的危险。但他最终坦然以自己的一死换取大明王朝的稳定过渡，试图保全知遇之主景泰皇帝的性命，维护自己的人格清白与道德完美。从中可以看到“民为邦本”与“君权至上”的冲突，这也是于谦悲剧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林则徐曾倡议重修于谦墓，并题联道：“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万古大明已成土，而于谦作为一代伟丈夫却熠熠生辉地活在青史之中。林则徐曾倡议重修于谦墓，并题联道：“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万古大明已成土，而于谦作为一代伟丈夫却熠熠生辉地活在青史之中。【来源：《同舟共进》2020年 第2期 文/王龙（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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