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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22日，几头野生亚洲象突然“光顾”了云南省普洱市一户村民用来看护咖啡地的简易房，房顶被掀翻，存放的玉米散落一地，所幸村民提前接到预警已及时撤离。4月18日，一头亚洲象“到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城，在附近逗留两日后离开……  行走在农田里的象群。陈飞摄/光明图片 近年来，在云南省境内约占全国五百分之一的土地面积的区域内，人与亚洲象开始“亲密接触”。据统计，2010年以来，西双版纳共发生野生亚洲象肇事事件6674起，农作物受损面积达2.2万亩，人员伤亡亦时有发生，当地一些群众甚至“谈象色变”。 然而，人象之间的冲突升级，受害的不仅是人类。亚洲象系亚洲最大的陆生脊椎动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吉祥与力量。在中国境内，野生亚洲象目前仅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区，数量不足300头。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物种，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由于种群数量极少、分布区狭窄零散，加之近年来“人象冲突”频发，我国亚洲象生存状况受到高度关注。 “人象冲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防范风险、化解矛盾，让人类与亚洲象之间实现和谐共生？近日，记者深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村寨，采访专家、管理部门和社区居民，寻找解题的答案。   我国境内是否还有野生亚洲象？这个问题的答案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存疑。直到1957~1958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开展野外考察活动，才完全确认了云南南部和西南部尚有亚洲象生活。  1993年，英国摄影师在西双版纳利用“陷阱摄影”技术拍摄到三头群象的清晰照片。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供图回溯历史，很难想象，亚洲象的足迹曾出现在我国由南到北的广大区域。《尔雅》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的记载，三国时期流传“曹冲称象”的故事，河南省简称“豫”……亚洲象与中华民族相伴相生的印迹比比皆是。 然而，自周朝开始，由于人类捕杀和生境恶化，亚洲象由黄河流域南迁；春秋战国时期，分布北界尚在淮河流域；到唐代时已退缩至长江以南；宋代时越过南岭；如今只在云南省邻近边境的小范围分布。20世纪80年代初，大象逐渐从云南德宏州、普洱市境内消失。亚洲象种群衰落的历史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不胜唏嘘：“已经退无可退！”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2018年在关坪栖息地拍摄的象群。陆英杰摄/光明图片 20世纪以来，亚洲象重要活动区域——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全国唯一保存面积最大、地球上分布最北的热带雨林，但数十年来深受人类生产开发活动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起，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当地推广橡胶种植，割裂了原有的植被版图。近年来，当地橡胶种植面积稳定，但茶树种植面积有所增加，以沟谷雨林为主要活动区的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进一步减少。 “人类大型的工程开发加剧了大象栖息地的岛屿化。不同群体间基因交流受阻，近亲繁殖导致的种群衰退问题凸显。传统上人与大象之间的缓冲带逐渐消失，大象遭遇人类的几率自然大大增加。”张立说。 4月底的西双版纳，正午气温逼近40℃。记者来到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片区，在高级工程师沈庆仲的带领下，走进亚洲象时常光顾的山林，这里是约80头亚洲象的栖息地。 亚洲象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旗舰物种，被称为“雨林生态工程师”，它们在林间伐树断藤，大树倒下、小树长起，植被得以更新。站在保护区“野象谷”的观象平台上，记者看到，数米高的木栈道下方就是三岔河，典型的沟谷雨林，河岸上的象道清晰可辨。  它们延伸向哪里，又连接何处？沈庆仲介绍，这里是勐养片区东西两片的结合部，也是大象往来的必经通道，从地图上看，勐养片区恰似一只蝴蝶——“蝴蝶”振动翅膀，掀起了大象扩散的“风”。 近年的观测数据显示，随着种群数量增加，曾经生活在勐养片区的几个大象家族，有的发生分群，有的干脆离开了保护区。前不久，有监测数据以来，野象群首次进入了玉溪市元江县，经确认是从勐养片区出走北上的“小断鼻家族”。与此同时，亚洲象南进步伐也未停止。去年，勐仑镇时隔四十年再次出现了亚洲象的身影，目前这群象又转移到勐腊县关累镇。 保护区的大象为何向外扩散？在张立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迁徙，食物和人为干扰是重要驱动因素。在旱季食物短缺和栖息空间被压缩等外部压力下，大象会被迫外出寻找新的栖息地，边走边试探，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新居住点，它们可能还会回来，如果发现适宜栖息地，可能就长期逗留。 然而“人象冲突”的一个普遍形式就是大象取食农作物。“由于人类种植的粮食作物相对集中且量大，亚洲象不必通过大范围的活动就能获得足够且营养丰富的食物，使得亚洲象对取食庄稼有了一定的依赖，大象与人类活动范围重叠度也就越来越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说。 栖息地缩小和食物短缺，使得亚洲象频繁“造访”人类活动区无可避免。如何有效应对“人象冲突”？当地展开了探索。 记者初次见到王少宽，是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01号界碑处，这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正跟随保护区管护局勐养管护所副所长王斌检查固定在树上的红外相机。界碑旁就是象道，向里走几十米是大象摄取矿物质的硝塘，向外退十几步是盘山公路。王少宽的家就在山谷中的倒淌箐村。  王少宽在王斌的指导下检查固定在树上的红外相机。徐谭摄/光明图片 倒淌箐村是保护区核心区外的彝族村寨，20世纪90年代，王少宽的父辈响应政策号召，从世代居住的莲花塘村搬迁出来，将原来的村寨退还保护区，留给亚洲象。村民都知道亚洲象常在附近出没，也有人家的农田时常被大象“光顾”。直到这两年，保护区在村口设立了亚洲象监测智能预警广播设备，才给村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倒淌箐村口的亚洲象监测智能预警广播设备。徐谭摄/光明图片 2018年，为了更好地对离开保护区、向农田农地和村镇活动的亚洲象开展监测预警，西双版纳州在勐海县建立了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天地空防范体系的建立为群众出行、生产劳作安全提供了保障。目前，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共设有300多台红外相机，其中200多台布设在保护区周边，像一双双眼睛紧盯亚洲象必经的通道。经人工智能技术识别确认后，亚洲象的地理位置等信息会在西双版纳亚洲象预警系统App上自动发布。随后，村寨和山上的预警提示广播就会响起。 “当前预警与您位置相距约58公里！”记者下载打开西双版纳亚洲象预警系统App，发现就在两分钟前，思茅区六顺镇岔河村小组监测到31头亚洲象活动，预警提示象群活动范围内的14个村小组的人们，“注意防范夜晚和凌晨大象进入村庄和周边道路活动”。目前，该App用户量已有20余万户，为当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一道智能屏障。 倒淌箐附近的避象亭。徐谭摄/光明图片 “听到疑似大象动静的时候就赶紧跑，待到看见它的时候，恐怕就跑不掉了。”王斌所言并非危言耸听，大象身躯高大，远比人类行动敏捷。王斌认为，在公路与象道交叉重叠的地方设置避象亭，也可供村民紧急避险。在倒淌箐村旁，记者就看到一处避象亭——亭子周围被粗钢管围拢，缝隙仅供一人穿过，大象无法通过也难以毁坏。王斌告诉记者，这种避象亭建成两年来，已经有20多人次在此成功避险。 在科技手段的帮助下，避免人象正面接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冲突矛盾，同时当地政府部门实施野象肇事补偿理赔，也发挥了有效作用。但在专家看来，化解“人象冲突”，应以保持人象安全距离为目标，努力实现人象和谐。 鉴于野象对当地庄稼的食物依赖，张立建议，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可帮助深受“人象冲突”影响的社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种大象不喜食且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发展可替代性生计。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云南亚洲象项目工作人员教倒淌箐养蜂村民测试蜂蜜质量。徐谭摄/光明图片 早在2000年，云南省林业厅就与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开展了亚洲象及其栖息地保护。2020年，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勐养管护所联合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和云南滇云蜜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的社区环境友好型补充生计发展项目，落地倒淌箐。在彝族村民张江美家，记者尝到了她当季采集的蜂蜜，醇厚而香甜。经技术人员检测，这些蜂蜜品质高于企业收购标准。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云南亚洲象项目主管曹大藩帮张江美算了一笔账：一年下来，不必额外到山林里辛苦劳作，养蜂就能增加2万元的收入。抗象损能力提高的同时，张江美无须整日为外出遇到野象而担心，且每年能拿出一些时间参与有关亚洲象栖息地的恢复工作。 科研人员捕捉到野生亚洲象哺乳的珍贵画面。陈飞摄/光明图片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保持人象安全距离，还要从国土规划、工程建设等多方面进行更加长远系统的规划和统筹。现有的亚洲象保护区无法覆盖大象所有的栖息分布地，栖息地的碎片化带来了种群隔离和退化。张立建议，借鉴国家公园建设的思路，从国土景观尺度为大象修复和提供适宜栖息地。“在建设公路铁路等大型工程时可考虑建立生态走廊带，有利于恢复种群间的交流。” 此外，亚洲象赖以栖息的热带雨林具有涵养水源、固碳、林下经济、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张立建议采用经济学方法重新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如果勐养保护区范围内9.6%的原生热带雨林植被用来种植橡胶和茶叶，那么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会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全度，对亚洲象保护影响尤大，将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30%～40%。”可见，如何兼顾生态保护和经济效益需要被进一步审视。 在“象爸爸”的陪同下，2015年被救助的大象“羊妞”正在进行野化放归训练。徐谭摄/光明图片 此行最后一站是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这里自2008年成立以来成功收容救助亚洲象11头，实际存栏8头。中心工作人员有个温暖的称呼——“象爸爸”，他们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悉心照料大象，目标是希望有更多康复个体回归野外。“提高大象保护意识至关重要。”张立表示，面对人类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典型矛盾，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积极尝试，方能促成人类与亚洲象的和谐共生。 “象爸爸”带领亚洲象参加野化训练归来。徐谭摄/光明图片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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