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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年间，洱海地区的蒙舍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先后征服了西洱海地区诸部，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唐朝与南诏关系原本密切，后南诏势力坐大，双方为争夺爨区而矛盾激化。天宝年间，南诏乘诸爨反对唐筑安宁城之机出兵东爨，占领昆州与安宁城，此举引发唐朝不满并最终导致战争爆发。何履光虽不是天宝战争中的唐军主帅，但其三次用兵云南并多有建功，亦是这场战争中折冲之臣。然而，新旧《唐书》均没有何履光专门的传记，何履光用兵云南的事迹只是散见于《新唐书》《资治通鉴》《蛮书》及《册府元龟》等历史文献之中。当代研究唐诏天宝战争的学者对何履光用兵云南的史实多有语焉不详或重复模糊之处，难以得其梗概。笔者把有关何履光的各条史料连缀起来，对唐朝弃守安宁城和经略爨区的事迹进行了考订。不当之处，商祈正之。隋唐鼎革之际，中原王朝对云南地方继续施行羁縻政策，在滇中滇东的两爨区设置南宁州总管府（后改为南宁州都督府）①，委任爨氏大小集团首领对当地进行治理。然南宁州都督府辖地控制剑南道与安南都护府之间的通道，是唐朝经略西南边疆的战略要地，也是各种势力的角逐之地。开元年间，爨部发生分裂，唐朝把隶属于戎州都督府的西爨昆、钩、梨、求、吴5州划在姚州都督府属下。这次政区调整，唐政府欲借助直辖的姚州都督府，“以形成嶲州——姚州——安南的新的西南边防体系。”[1]天宝年间，洱海之边的南诏在唐朝的扶持下迅速崛起，渐次强大，扩张和掠夺的野心日趋膨胀，两爨有为南诏收夺之虞。而安南都护府与戎州都督府对于东爨均鞭长莫及，于是唐重定南进政策，“以开路筑城为主，打通滇东南之窒碍，加强戎州与安南之联系，以形成对两爨之南北控扼。”[2]为此，唐王朝诏命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筹划开通步头路②，并选取滇池西部盛产食盐的安宁作为据点，派遣筑城使竹灵倩对之进行加固扩建（按：安宁城在武德年间已建置）。而唐之所以把安宁作为控制诸爨的节点，不仅是因为安宁处于“诸爨要冲”地理位置，是由戎州至滇池或由嶲州经姚州至滇池再南下安南的道路枢纽；而且其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3]。可见，唐筑安宁城，是唐朝巩固南宁州都督府，控制爨氏，南抚安南的重要战略措施，也是堵塞南诏收夺两爨的未雨绸缪之举。唐在安宁筑城修路，爨氏在滇东的权力根基就会被极大动摇。安宁军镇一旦筑成，唐政府将坐收交通与食盐之利，把西南的戎州、嶲州、姚州、南宁州、安南连接起来，极大地增强唐朝在当地的军事实力，爨氏不免为唐朝彻底控制。诸爨势力自然不甘就范，他们鼓动民众起来反抗唐朝的筑城之徭役，推举南宁州都督爨归王做首领，“陷煞（杀）竹灵倩，兼破安宁”[4]。安宁城破后，唐政府派遣中使孙希庄、御使韩洽、都督李宓等人率兵前去征讨。同时，“元（玄）宗遣使敕云南王蒙归义讨之”，[3]这给南诏向滇东扩张开启方便之门。大军压境，爨归王等千余人求助皮罗阁请代为“奏雪前事”，得以释罪。皮罗阁在唐与爨之间均赚足了政治资本，为其东向政策打下基础。爨地反抗暂被平息后，唐朝继续筑城安宁，但事实上唐在当地的统治已经遭到削弱。未几，爨氏各部因李宓经营不善又生祸乱。诸爨豪乱，爨归王被杀，其妻阿姹私遣使诣蒙舍川求投皮罗阁。崛起后的南诏已经不再满足于“调解人”的身份，皮罗阁利用爨氏之间龃龉不侔的机会，派大军东进悉平爨地，其地为南诏势力范围，安宁几成为孤堡一座③，唐朝南进政策遂遭受摧抑。爨区被南诏控制之后，唐与南诏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虽然唐与南诏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关系，但这时的南诏已经不需要借力唐朝来维系其在当地的统治合法性，并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俨然成为一个排挤唐政权在云南的地方势力。南诏把势力深入爨地后，危及到唐朝在爨区的统治，而且打乱唐朝“通过剑南道前哨之地南宁州与岭南道的邕州对安南都护府形成左右环卫的治边方略”[6]。唐与南诏在云南的争夺逐渐公开化，双方矛盾与分歧与日俱增，不和与敌对的种子已经被播种下。天宝七年（748年），南诏皮罗阁死，唐册封其子阁罗凤继袭云南王。表面上，唐与南诏仍然友好，暗中却秣马厉兵。而阁罗凤与节制其的姚州都督府都督张虔陀的关系更加敌对。张虔陀向玄宗奏阁罗凤将叛，唐朝兴兵南征，天宝战争爆发。唐朝依托安宁城，围绕爨区的控制权与南诏展开多次争夺。天宝八载（749年）十月，唐玄宗“特进何履光率十道兵以伐云南”[7]，准备从南诏手中夺回爨地，双方终兵戎相见。唐政府对这次征伐是相当重视，统帅何履光是以“特进”身份领军，地位尊崇。特进属散职文官，品阶为正二品，唐初名相魏征就曾“拜特进，知门下省事，诏朝章国典”[7]。兵士则从全国十道征调，占当时全国十五道的三分之二。④特进何履光如何进军云南，樊绰在《蛮书》则记载了明确路线。“天宝八载，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伐蛮国。”[3]从中可以得知，何履光统帅的征伐南诏军士虽从全国十道征调，应该以岭南道（包括安南都护府）兵士为主。至于统帅何履光本人就是岭南道珠崖人⑤，熟知地方事务，便于用兵云南。唐军绕道安南进军讨伐云南，正是当初筑城修路南北控扼两爨的战略目标，不过征讨的对象已经变成南诏。南诏当然不会坐以待毙，阁罗凤在天宝九年（750年）先发制人，出兵攻陷云南郡（天宝元年，改州为郡，故姚州改称云南郡），“都督张虔陀死之”。[7]之后，皮罗阁又以安宁城“城使王克昭执惑昧权”为由，“遣大军将李克铎宛帅师伐之”，安宁城破后王克昭阵亡。[4]南诏在拔除云南郡，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后，又兵陷安宁城，与唐在爨区直接对抗，双方关系走向破裂。天宝十年（751年），唐朝诏令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八万与安南都护王知劲南北夹击南诏，双方战于西洱海，唐军遭遇败绩。鲜于仲通逃师夜遁，部将王天运被杀，南诏“陷云南都护府”。”[7]《蛮书》记载何履光大军从南诏手中收复安宁城，也发生在天宝十载（751年）。[3]《新唐书》亦载：“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7]恢复了唐朝在爨区的统治。何履光是否遣军策应鲜于仲通，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南诏德化碑》载：“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溪路下，大将军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3]三路大军分别从今四川宜宾、西昌和安南步头路出发合力围攻南诏。从《蛮书》与《南诏德化碑》记载来看，安南都督王知进很可能是何履光统帅兵士的一部分。南诏在得到吐蕃军队支持下，击败鲜于仲通，王知进所统帅的败卒残兵经安宁城沿步头路退回安南。其中李宓也在其中，目睹鲜于仲通兵败，后辗转返回内陆。是时，安宁城仍在唐军的控制之下。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并序》里记载：“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按：宰相杨国忠）秉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适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即是明证。[16]鲜于仲通兵败西洱海，南诏不再臣服唐朝；但何履光收复安宁城，重新确立对爨区的统治，故唐军也取得部分战果。征讨事讫，鲜于仲通之败被杨国忠掩饰为“大捷”，并推荐其为京兆尹，参与此役的李宓自然也就成为凯旋的“功臣”，高适为假象蒙骗而赋诗歌颂。唐初设置姚州都督府（云南郡），本为经略洱海地区，其内制六诏之地，外控西爨，地位极其重要。南诏“陷云南都护府”后，唐王朝为重建在云南郡的统治，在天宝十二载（753年）“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内使贾奇俊，帅师再置姚府，将军贾瓘为都督。”[4]唐朝恢复姚州府的设置，也从侧面印证了安宁城尚在唐朝的控制之下。姚州都督府的再次设置，扼制南诏东扩的咽喉，也意味着唐朝继续经略洱海地区，此举立即引起南诏的恐慌和奋力反击。《南诏德化碑》载，南诏深感“若不速除，恐为后患”，[4]阁罗凤遂差军将王丘各绝其粮道。又差大军将洪先乘等，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同围府城。南诏兵围姚州之时，安宁城的唐军也采取军事行动与姚州府策应。据《资治通鉴》卷216记载：“天宝十二年（753年）夏五月，壬辰，以左武卫大将军何复（按：履）光将岭南五府（五府，广、桂、邕、蒙[容]、交）兵，击南诏。”[19]唐政府欲使何履光将岭南五府兵通过步头道抵安宁，与姚州的唐军对南诏形成夹击之势。据《册府元龟》975卷记载：“（天宝）十二载九月辛亥，文单国王子率其属二十六人来朝，并授其属果毅都尉，赐紫金鱼袋，随何履光于云南征讨事讫，听还蕃。”[20]《资治通鉴》与《册府元龟》都记载了天宝十二年何履光用兵云南一事，《资治通鉴》记载何履光以左武卫大将军的身份统兵。左武卫大将军是皇帝身边的禁卫军指挥，官级为正三品，唐初名将秦琼曾官拜左武卫大将军[7]。然而，何履光统帅岭南五府军的策应，并没有扭转姚州唐军的败势，都督贾瓘面缚，士卒全驱。姚州一役，南诏攻占了姚州都督府及其大部分辖地，唐朝试图重置姚州都督府的努力遭遇挫折。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不得已罢姚州都督府，羁縻州大部陷入南诏。由于安宁城驻扎有何履光的军队，原属姚州都督府治下的西爨昆、钩、梨、求、吴5州仍然在唐的控制之下。[1]唐朝两次用兵南诏，未能使南诏臣服，反遭遇重大败绩。为挽回颓势，重振大唐权威，唐朝又发动更大规模的讨伐南诏的战争。天宝十三载（754年），行将大乱的唐朝第三次对南诏用兵，“命前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陇坪，广布军威。乃舟楫备修，拟水陆俱进”。[4]侍御史李宓是本次南征的主帅，其之前做过云南郡太守，熟悉云南边防军政，参加过第一次征南诏并且是“功臣”，在权臣杨国忠推荐下以剑南留后的身份统军七万征讨南诏。唐人储光义的《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诗，即为此事作。[24]而何履光在这次征伐南诏的战争中，带领“安南子弟”顿营陇坪⑥，与李宓军合力讨伐南诏。《南诏德化碑》载其身份是“广府节度”，实际为岭南五府经略使（地位相当于节度使，也被称为节度使）⑦。但唐军依然被南诏、吐蕃联军打败，“剑南节度留后李宓及云南蛮战于西洱河，死之。”[7]李宓兵败之后，何履光退守安宁城⑧。何履光退守安宁城，不仅保住了唐在爨区的势力，而且还有伺机反攻南诏的打算。[26]樊绰《蛮书》记载，“天宝十五载（756年），（何履光）方收蛮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属安禄山造逆，奉玄宗诏旨，将兵赴西川，遂寝其收复。”[4]樊绰记载何履光坚守至天宝十五年当属实，至于其载“方收蛮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则是文饰之辞。正因为如此，何履光在坚守安宁城期间，基于势孤兵寡的局势，征募或裹挟了大量的“云南子弟”，而这些“云南子弟”则多是唐继续控制羁縻州府下的民族子弟。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从各地大量征调军队入援，何履光奉旨调离安宁，将兵赴川北上勤王。至德元载（天宝十五载七月，唐肃宗称帝改元），唐朝升岭南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使，何履光出任岭南节度使。之后，何履光转战中原征剿内乱，参加过解南阳之围战役等，其统帅的“云南子弟”（也被称为“南蛮”）也多有史载。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十一月，唐肃宗御丹凤楼，下制曰：“广平王俶受委元帅，能振天声；郭子仪决胜无前，克成大业。兼回纥叶护、云南子弟、诸蕃兵马，力战平凶，势若摧枯，易同破竹。”[28]安史之乱时，广平王李俶以天下兵马元帅名义统帅各路军马讨伐叛军，而充关内、河东副元帅的郭子仪“从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28]。这些“云南子弟”应是由何履光带出去的云南军队统一隶属于广平王李俶指挥。安史之乱平定后，部分“云南子弟”留在内陆中原。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二月，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至河中，“云南子弟万人戌河中，将贪卒暴，为一府患，子仪斩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定。”[19]对于此“云南子弟”，岑仲勉与方国瑜等前辈学者多有怀疑，以为其时南诏正与唐朝交恶，不可能有“云南子弟”参与平定安史之乱。⑨事实上，唐政府在安史之乱发生时仍控制着部分爨地，并能招募“云南子弟”参与讨伐叛军。何履光调离安宁后，爨区留守兵力空虚，南诏趁势东扩，数年之间滇东爨区羁縻州相继沦没，唐朝在爨区的统治完全走向衰败。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阁罗凤置拓东城，“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4]，整个爨地全被南诏收归囊中，南诏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政权。天宝年间，唐与南诏围绕对爨地的控制权展开激烈的征战，地处“诸爨要冲”的安宁城具有得失两爨安危西南的战略地位。何履光三次用兵安宁城，并以之为中枢，坚守苦撑，维系唐朝在爨地的控制权。安史之乱后，安宁弃守，爨地尽失，唐朝在云南的百余年经略归于失败。然何履光三次被委以重任，官高爵显，位重任隆，多有建功，也不失为是功著职修的折冲之臣。唐人崔国辅因“以凡徒见待”，在《上何都督履光书》里对何履光有责备之辞，但也赞其“有谋赞之能，明恤之量”[32]，这恰恰透露出当时人对他的公允评价。安史之乱平定后，何履光不再见于史册，新旧《唐书》又无为其立传，以致后人对其用兵安宁城的历史记载多阙误、散乱、模糊不清，难以得其梗概。故撰写此文，依据文献对何履光用兵安宁城的史实进行梳理、考证，以求复原唐诏在爨地的争夺与力量消长情势，并对何履光进行简略评骘。 [1][22] 郭声波，鲁延召.唐代滇池秦藏地府羁縻州县[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24（1）：38-52.[2] 樊绰.云南志校释[M].赵吕甫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34.[3][5][9][13][15] 樊绰.蛮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32，15，32，32，8.[4][11][17][18][23][27][31] 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南诏德化碑[M].（内部发行），1988：8，12，17，17，17，32，24.[6] 陈国保.安南都护府与唐代边疆防御体系的构建及影响[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3）：18-29.[7][8][10][12][14][21][2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7，3871，147，148，6270，3758，150.[16] 高适.高常侍集[M].孙钦善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23-224.[19][30]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6918，7161.[20]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1290.[24] 储光羲.储光羲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2.[26] 郭声波.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A]//《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历史地理：第十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52-161.[28][29]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7-248，3451.[32] 袁任远，赵鸿昌.唐文云南史料辑抄[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66.① 据郭声波《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考证，南宁州都督府屡经置罢，地位当在正都督府和羁縻都督府之间变化。武德四年（621年），置南宁州总管府；武德七年（624年），改为都督府。贞观六年（632年）罢南宁州都督府，所领州改属戎州都督府。贞观八年（634年），戎州都督府下辖南宁州改为郎州；二十三年（649年）罢戎州都督府，置郎州都督府。永徽三年（652年）降郎州为羁縻州，罢郎州都督府，复置戎州都督府。开元五年（717年）郎州复名为南宁州并恢复南宁州都督府，隶属戎州都督府。开元、天宝年间的都督以爨氏世袭。转引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② 唐时期在西南地区开辟的一条北起戎州，南到安南，以安宁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线。依照此路，从安南经红河水道，到步头登陆，该段路程即为“步头路”。步头登陆后，再由陆路至滇中安宁或继续北上。“步头”具体地址，学界存在争议。严耕望认为：步头“在今红河沿岸，似蛮耗地；或在其西北，建水直南之红河岸；或在其北，蒙自南之南溪河岸，未可知也”。（《唐代交通图考》，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1986年，第1332页）；《元史·地理志》记载“建水州，古称步头”；方国瑜先生主张“元江说”（《步头之方位》，载《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陆韧教授也主张“元江说”（《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87-88页）；而尤中先生则坚持“建水阿土说”（《中国古代的红河航道》载《红河流域社会发展国际论坛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把步头定在今建水县南之阿土村。③ 据赵鸿昌辑著《南诏编年史稿》记载，天宝五年（746）南诏俘获爨辅首，杀爨崇道，占领安宁地区。参见《南诏编年史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95页）。笔者以为，安宁城于唐而言至关重要，又与姚州和戎州都督府成犄角之势。南诏若此时攻占安宁，必导致双方关系完全破裂和陷自己于不利局面。故唐依然据有安宁城，能与南诏保持表面的友好。④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全国分为十个“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进一步分成了十五个“道”。参见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8页。⑤ 樊绰《蛮书》记载：“何履光本邕管贵州人”，即今广西贵港市人。北宋初年李昉等人撰写的《太平广记》（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第4166页）卷464“南海大雨”则记载：“岭南节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明人徐霞客在其游记中揭示何履光归隐“贵县东山”，即何履光晚年归隐今广西贵港市。参见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全译》，朱惠荣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73-774页。⑥ 陇坪，为今大理市海东、挖色镇一带，古名垄坪赕。⑦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朝设置岭南五府经略使。至德元载（756年），岭南五府讨击经略使改为岭南节度使，治所在广州。⑧ 李宓兵败后，何履光在这次征伐南诏的战争是如何脱身的，史无明载，但何履光成功退走西洱海当是史实。元明以来，大理地区盛传何履光力屈请降，最终侨居邓川，且在当地多有后裔。此说极不可信。⑨ 据郭声波《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考证，南宁州都督府屡经置罢，地位当在正都督府和羁縻都督府之间变化。武德四年（621），置南宁州总管府；武德七年（624），改为都督府。贞观六年（632年）罢南宁州都督府，所领州改属戎州都督府。贞观八年（634年），戎州都督府下辖南宁州改为郎州；二十三年（649）罢戎州都督府，置郎州都督府。永徽三年（652）降郎州为羁縻州，罢郎州都督府，复置戎州都督府。开元五年（717）郎州复名为南宁州并恢复南宁州都督府，隶属戎州都督府。开元、天宝年间的都督以爨氏世袭。转引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原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作者赵旭峰，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西南近代社会政治史及地方民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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