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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2018年4月16日晚上，美国商务部突然宣布，将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所谓“敏感商品”（比如技术、零部件等），说白了就是封杀中兴。 作为一家老牌的中国通讯企业，这突如其来的“封杀令”瞬时给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这还并不没有结束，由此直接引爆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中美贸易战。 在此之前，在短短70年的建国史上，新中国已经两度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发起的贸易制裁战争。 ▲1949年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最近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1989～1992）。 1989年，美国纠结了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在内的西方七国集团，对中国进行了一轮残酷的贸易封锁，干涉中国内政，企图破坏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造成国内社会动荡，不过最终其以失败而告终。 而另外一次则是在建国初期的时候，距离今天已经有70年了。 当时为了彻底打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贸易封锁和禁运，从1949年开始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才彻底结束，期间持续了长达23年。 在这23年时间里，物资紧缺、贫穷落后始终伴随着中国劳苦大众，“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都或多或少是受此影响而被迫发起的。 应该说，那一次的美国对华贸易封锁禁运，无论是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还是措施之严厉、影响之深远，如今看来都是空前绝后的。
总的来说，当时的新中国，就像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贸易制裁，几乎是以最柔弱的身躯扛住了一场枪林弹雨。
▲建国初期，美国对华封锁造成“油荒”，为省油国内曾短暂流行过这种以烧炭提供动力的的“木炭汽车”。 中国生产的商品出不去，中国需要的物资进不来，当时确实是令人十分难受的，该怎么办呢？ 首先，毛泽东等人迅速制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将原出口西方国家的东西卖给苏联，同时从苏联进口国内所需的精密仪器、化工原料等，极大缓解了建国初期的燃眉之急。 也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竟然在西方制裁中国的夹缝中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极大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一定程度缓解了因对外贸易受阻造成的民族自信心下降的问题。 其次，虽然中国不能直接向西方国家出口或进口货物，但却可以通过中国香港和澳门等进行秘密中转。 当时香港澳门也确实有不少爱国民族企业家，他们甘愿冒着巨大风险向大陆销售或采购货物，比如香港知名实业家、著名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等。 除此之外，中国还与印度、缅甸、锡兰等亚非国家打破坚冰，签订了贸易协定，争取到了部分战略物资的进口，一定程度上也帮助了中国成功抵御住美国的贸易制裁。 第三，陈云等人迅速制定了“内销服从外销”的政策。 当时中国人口大概有6亿，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应自觉地节省凡属可以节省的消费品，以便供应出口”，即所谓“内销服从外销”。 比如“用猪肉换钢材”“用丝绸换钢材”等口号，都是提倡节衣缩食，大力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 后来1959年毛泽东评价陈云的这个“内销服从外销”政策时候，曾说：
第四，周恩来等人“火中取栗”，将一些中国本土特色的农工产品进行统购或统销，比如丝绸、茶叶、猪鬃、有色金属（钨、锑、锡）等，换来了国内继续的宝贵外汇。 上述这些东西在国际市场上都具有极强的不可替代性，其中特别是猪鬃，尤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猪鬃？猪鬃当时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 ▲猪鬃 猪鬃，其实就是猪毛，不过它特指的是猪颈部和背脊部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因为其刚韧富有弹性，具有不易变形、耐潮湿、不受冷热影响等特点，因而成为了工业和军需用刷的主要原料，是中国传统的重要出口商品。 早在二战前，中国产猪鬃就因为品质极佳，在全世界猪鬃市场上具有极重要位置。 二战爆发后，美英日等国家因为战争需要，对中国猪鬃的需求量更是急剧攀升，中国猪鬃产业几乎扼住了全世界猪鬃市场的命脉，夸张一点说甚至间接影响着二战的走向。 当时美国为了获得战场所需的猪鬃，不惜让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飞越著名的“驼峰航线”来专门运输来自中国大陆的一箱箱猪鬃。 ▲猪鬃制成的工业刷 解放战争后，新中国领导人也很快意识到了猪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特殊作用，于是在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背景下，周恩来迅速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1949年末，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一个特殊人物，这个人就是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猪鬃大王”——古耕虞。 古耕虞当时是四川畜产公司的总经理，他公司旗下的“虎牌”猪鬃经过多年经营，已经是驰名欧美市场的国际著名品牌，他的公司也几乎霸占了全国猪鬃产业的半壁江山。 当时周恩来与古耕虞会面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希望以他的公司为“窗口”，来统一销售中国的猪鬃，希望他不仅要把猪鬃卖出去，并且还能卖出个好价钱，之后再用这些钱去买一些国内紧缺的工业原材料。 古耕虞 古耕虞是一个商人，商人以利益之上，此举必然会给他及他的家族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与此同时，古耕虞也将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人身和财产风险，弄不好甚至可能会人财两空。 虽然风险很大，但古耕虞最终依然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 1950年初，四川畜产公司与国营中国猪鬃公司正式合并，与此同时，古耕虞在香港、纽约等地的猪鬃经销公司则不动声色，由古耕虞继续亲自经营。 与此同时，为了彻底打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古耕虞将他所有的直系亲属都从大陆转移到了美国或香港，使得他自己在明面上与共产党切断了一切联系。 在外界看来，古耕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香港商人，但也许只有他自己内心明白，他要做的事情远不止买卖猪鬃这么简单。 ▲古耕虞 1950年6月，古耕虞顺利到达美国，此行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销售中国猪鬃，二是秘密帮助购买国内急需的重型卡车轮胎、五金、橡胶等货品。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简单，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相互敌视越发严峻，美国对苏联、中国的抵制也越来越嚣张，此时如果让美联邦发现古耕虞到美国卖猪鬃有“私心”，那么不仅猪鬃会有去无回，就连古耕虞自身恐怕也有生命之忧。 因此为了避人耳目，古耕虞在美国的一言一行都十分小心谨慎，他白天在纽约各地奔走忙碌，直到晚上等办公室所有人都离开后，才偷偷与国内的四川畜产公司进行联系，了解并搜集国内的情况。 最终，古耕虞不负众望，顺利卖出了10万箱猪鬃，创下了崭新的猪鬃销售记录，销售金额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8000万美元，给新中国带来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之后，古耕虞借口母亲在香港患重病，迅速离开了美国，顺利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 多年后，古耕虞回忆，他当年“奉命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同时从美国进口我国所需要的物资，比如重型卡车轮胎、五金机械、橡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猪鬃出口就直线上升，超过了旧中国出口的任何一年。” 应该说，当时在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大网”下，中央巧妙应对，通过猪鬃给国家带来了十分可观的宝贵的外汇收入和紧缺的进口物资，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被动局面。 ▲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与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前排左三）助合影。 朝鲜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对华贸易制裁有所放松，之后又通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周恩来与英国、日本等国进行私下贸易协商，从内部对其进行瓦解，逐步恢复中国对英国、日本的贸易往来。 等到1972年前后，随着中国顺利加入联合国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顺利建交，由此，美国这一轮长达23年的对华封锁和禁运才算是真正画上了一个句号。 经此一役，中华人民共和国虽遭受巨大苦难，但也证明了自己，成功经受住了这个巨大考验，完成了“破茧成蝶”的漫长过程，走出了之前几十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留下的巨大社会阴影，同时逐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经济体系。 就像后来周恩来总理所总结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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