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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制定的所谓“铁桶计划”，亦步亦趋地向苏区的核心围拢。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央红军总部以及红一、三、五、八、九方面军团，连同后方的机关，一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在当年10月的一天下午五点，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后来毛主席表示，长征是一次迫不得已的选择，甚至是完全不必要的，如果有更高明的指挥才干，可以击破第五次“围剿”，就能很好地扭转这一局势。 但是，当时的军事指挥权已经从毛主席、朱德转移到李德和博古的手上，他们完全照搬苏联红军斗争经验，犯下了极其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是这一错误直接导致的结果。 当时面对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同时在蒋介石“铁桶计划”的压迫下，只有进行顺利而安全地转移，才能解除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妥善保存我军的实力。 同时，为了能使主力部队安全转移，需要留下来一部分牵制国民党军队，甚至伪装成主力，吸引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 当时留守苏区的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粟裕，刘伯坚，方志敏，何叔衡，陈谭秋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和伟大领导人。 在这些伟大的革命家之中，项英和陈毅两位革命家的官职最高，项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代理、中央革委副书记，而陈毅则是军事方面最高的指挥，也就是一文一武，项英属于全面领导者，而对于留守部队在军事方面的斗争，则以陈毅的指挥为主。 分工极其明确，本来应该是相对平衡的一个局面，但是当时存在一个很大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也直接造成了后来苏区工作的重大损失。 当时留守部队的人数是三万余人，看上去是很有实力的一个部队，但实际上情况却比想象的更加糟糕，因为其中可以战斗的也只有1.6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妇孺、老弱、伤病人员。  当时红军主力撤走之后，对于留守在苏区的这些人来说，整体军事能力薄弱，根本不适合和敌军正面硬攻，只有发挥我军最擅长的游击战。 陈毅心里明白，让这些部队去伪装成主力牵制敌人，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其中的难度之大，军情之危，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但是，负责人项英在这一点上，却和陈毅的意见相反，项英坚持沿用李德博古等人留下的错误战术，认为红军主力向西进行长征之后，必然会把敌人的主力部队吸引过去，这样，留守苏区的同志压力就会减轻，自己只要坚持守住根据地，等中央红军与红26军会合之后，就可以反杀回来，到时候两军来个里外合击，就可以击溃蒋介石的铁桶计划，这样就能守住自己的根据地。 而实战经验颇多的陈毅则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幻想，蒋介石一定会兵分两路，一部分追击已经长征的红军主力，另一部分则会继续他的“铁桶计划”，围攻留守苏区的红军。 但是项英却坚持己见，更看重博古等人留下的错误思想，抱着守住根据地的幻想，坚持和敌人打硬仗，用留守的薄弱军队和敌人硬碰硬。 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使红军损失极其惨重。 后来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中央苏区的核心县城和一些重要的据点就已经被敌人占领了。 从12月开始，敌人以陈诚等人指挥的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清剿”，企图彻底消灭留守在苏区的红军，摧毁苏区根据地。 在这时，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适当做出改变组织和战争方式的明智选择，反而将一些小游击队编入独立团，以及将一些刚刚出院的伤病员补充到红24师之中，企图继续和敌人打当时并不擅长的阵地战，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红24师部队严重受损。 直到1935年2月的时候，面对这种险境，上级要求立刻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就是用我军最擅长的游击战争，来进行和当下环境相适合的斗争方式，目的就是分散部队，突出重围，以便于保存我军的力量。 这一事件就是非常有名的“九路突围”，在制定好计划之后，为了激发出这些身处困境的军民的斗志，分局的领导要求毁掉电台等设备，开始一次破釜沉舟的突围行动，而这一次的九路突围，红军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 当时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等人均在战斗中牺牲，翟秋白，刘伯坚等人被捕之后英勇就义，而项英陈毅等人，率领300余人先后转移到赣粤边，同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部队会合。 当他们突围之后，剩下来的部队分别活动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等八个省份范围内。 项英和陈毅几经周折，抵达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油山，与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等及随后到达这里的蔡会文、陈丕显所率赣粤军区余部会合，后来，项英陈毅留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进行了极其艰苦和伟大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效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之路。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在这三年时间以来，国民党军队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围剿，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强迫山中村民转移，断绝山中粮草，甚至放火烧山，企图用困死、冻死、饿死的方法剿灭这一支红军力量。 而当时被困的红军部队不畏艰险，和恶劣的天气斗争，和残忍的敌军周旋，他们挖野菜，吃野果，因为长期食物短缺，甚至饿的皮包骨头，但是依然坚守内心的革命精神，坚持与敌人斗争。  而陈毅就是在这一时期写下了豪情万丈的不朽诗篇《梅岭山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这三年时间，留守在南方各苏区的党和红军，面对艰难困苦的条件依然不屈不挠地同敌人作斗争，坚持长期的游击战，挫败了敌人的“清剿”锋芒，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推动了抗日救国的发展，也造就了一批伟大的革命干部，保存了重要的革命力量，他们的功业是永垂不朽的，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千古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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