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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节目，我们深入剖析了“屯田制”对曹操集团的真正作用，并不是足食足兵地扫荡群雄，屯田制的最大价值，其实是为曹氏父子篡位创造物质条件，乃至于为曹魏帝王专政提供制度性的“后门”，不过，在魏国建立到汉魏禅代，再到权移司马氏的历史进程中，“屯田制”内核和作用一直在发生变化。 唯一不变的，则是对“屯田客”、“屯田兵”的残酷压榨。 这个说法，看起来是非常“反常识”的，因为在经验认知之中，“耕战”、“务本”往往是与强国富民联系起来的词汇，更重要的是，“典农”作为曹魏的“政权基本盘”，理应受到更多的优待，而非相反。 那么，是不是搞错了呢？ 一 史书中也是有反例的，见《三国志·司马芝传》：
曹操开屯田，以农桑为主业，建安年间，天下仓库充实，百姓生活富足，多么美好的景象，又出自长期担任地方官的司马芝之口，还不足以说明事实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还有更权威的表述，出自魏文帝曹丕之口，《献帝传》中收录了曹丕推辞皇位时的原话：
曹丕说，听说东征沿路经过郡县、屯田部，看到百姓饿得脱相，衣服则连麻布做成的短褐都凑不全，正经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都是我的罪责，所以，上对不起老天爷降下的诸多祥瑞，下愧对治理下的士大夫百姓。 有这么一句话垫着，也就可见曹操治下屯田客与编户民的生活水平了，距离百姓“殷足”还差得远，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说是一片萧条。 《三国志·杜畿传》中收录的杜恕《请令刺史专民事勿典兵疏》就提到：
开头就是一个比喻，到了魏明帝时代，因为长期的战乱，十州的户口不如东汉一州的多，但是，有吴、蜀为患，北方又有游牧人进攻，三方用兵，故此，以一州的民力，经营九州之地，这个任务艰难的程度，就像骑着瘦马赶路，怎么能不更加爱惜马力呢？ 其实，魏明帝的时代，曹魏政权的内部环境已经改善了不少，辽东公孙氏、上庸孟达、青徐臧霸等内忧陆续解决，西部的叛羌乃至于西域都相继平定，主要的敌人就剩下外患了。 固然臣子说话的时候，要将太祖武皇帝捧在前面，这是政治正确，可现实却是，曹操留给曹丕的摊子要比这时候烂得多，以至于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给曹操提建议是：
司马朗建议曹操，应恢复上古时的“井田制”。以前百姓的土地都是家传的产业，直接抢肯定不行，现在天下大乱，百姓离散，都跑没影了，故此，田宅无主，正好都收归公田，可以复兴“井田制”。 要知道，司马氏可不是什么“经术传家”的儒学世家，他家发迹始自司马朗、司马懿的高祖父司马钧任安西将军，之后三代为二千石太守，其父司马防以熟悉《汉书》列传知名，明显是以“吏能”见长，可就是这样的家门，竟然提出 “复井田”的疯话，原因何在？ 答案就是俩字：缺人。 大乱之下，“诸县城保”也好，“寄治郡下，悉移就险”也好，都是当时郡、县政权面对动荡的解决方案，因为东汉政权撤销了郡、国兵，使得郡、县的武装力量趋近于零，唯有州一级，可以以皇帝的名义，兴发州兵，但也忙着互相攻伐，对于饱受劫掠之苦的郡县视而不见。 在《三国志·杜袭传》中就提到了：
杜袭的县长经历，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当时的地方状态，郡、县都把人口聚集在城内，没法种地，结果都吃不上饭，同时，县境内又盗贼纵横，州一级的军队并不少，荆州一出就是步骑万人，而一个县能够守城的不过五十人。 也正因为如此，司马朗的上疏中提出“复井田”的同时，还呼吁恢复州、郡兵，前者被毙掉，后者却得以实施，究其原因，就在于汉末乱世之下，东汉诸多维护皇权独尊的旧制已经沦为“乱源”，“复郡国兵”是为了对抗盗贼，而“复井田”则是为了聚集民众。 毫无疑问，汉末北方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土地反而有的是，见《三国志·辛毗传》：
能稀到什么程度呢？在《魏略》中有记载：
杨沛在建安时期，当过汉朝的京兆尹，到了魏朝皇初年间，儒生、名士优先进用，而杨沛以“吏能”见长，就被裁员，以议郎的职务为“冗散”居家，杨沛居官清廉，家里没钱，在家治病，也没有奴婢帮忙，后来自己申请了洛阳的荒田200亩，自耕自种，结果老婆孩子都不免冻饿，杨沛死后，还是乡里亲友和故吏给他安排的殡葬。 可见，有200亩地还是有2000亩地，只要没有劳动力，就是零。 所以，曹操在汉末采取了“轻赋”政策，见《魏书》中收录他建安九年发布的令文：
每亩出四升粮食，每户交两匹绢、二斤绵，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过曹魏的亩产，嵇康说亩收十斛就是上田，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则此处的田租率为千分之四，即0.4%，而汉代田租为三十税一，即3.33%，是曹操田租的8.325倍。 至于上述的出“绢”和“绵”，是以“户”为单位，所以也称为“户调”，不过，征收方式却有些猫腻，称为“平赀”。 所谓“平赀”其实来自于西汉“算钱”的征收，官府在制定人头税标准时，确实是按人头来算，比如1个人120钱，100个人是12000钱，但是，在具体征收的时候，乡、里的基层官吏再次依据财产均平负担。 具体来说，就是定额12000钱，却要分贫富地摊派，富人多交，穷人少交，“户调”是由“算钱”这种货币化人头税转变为实物征收的税收类别，在征收时，也采取这个方式，哪怕是曹操本人也不例外，见《魏略》记载：
这段记载有几处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曹操本人的“发调”是落在本籍，而非在首都许县，可见当时户籍管理之严格，又主动参与本县的“平赀”，操作者也不再是乡、里官吏，而是由谯县县令负责，并将其与曹洪的家财定位一档，以至于曹操说，我家财产哪有曹洪家多啊？！ 这个行为，恰恰与曹操平冀州之后所下令相印证，即：
强民不得隐藏财产、人口，也不能让弱民替代强民出租、赋，也就是转嫁税收，可见，当时县令长进行“平赀”征收户调时，应该有“弱民兼赋”的情况，而曹操的以身作则，是要督促地方官，设法均平。 二 这两条是有据可查，可量化的负担，比较一下“屯田”，上文中有提到“农桑”，农自然是种粮，桑则是养蚕，在《三国志·诸夏侯曹传》中就提到：
曹爽和何晏等人执政，把洛阳、野王典农部治下的几万亩桑田据为己有，分了。 这说明典农部除了种粮之外，还有大面积的桑田养蚕，那么，所谓“户调”其实就与屯田客和兵户无关了，因为他们的桑蚕出产，要么是六四分账或五五分账，要么就是部内“平赀”。 屯田民与编户民有所不同，来自于官府招募，贫富差距不大，无论是“平赀”还是“收获分成”，负担都应相对平均，在负担上，很可能是与编户民一样的。 但回归到田租上，却要疯狂得多，见《晋书·慕容皝载记》中收录的封裕劝谏：
这是说的百姓，在《晋书·傅玄传》里提到的是田兵：
可见，田租率是50-60%，同等收成下，屯田民的负担是编户民的125-150倍。
过往学界对于屯田客是否承担兵役、劳役的问题，莫衷一是，也各有史料依据，但往往是将屯田制施行七十年间的制度安排统一考虑，而忽视了不同阶段的环境变化导致的制度变迁。 现实是，上述司马芝的回顾，以及之前节目中贾逵怀疑屯田都尉隐藏逃役人口、司马懿劝谏曹操允许军人屯田的信息都表明，曹操在建安元年建制屯田之后，一直到魏国肇建，都采取的是身份分工的政略。 屯田客专事农桑；募兵专职战守；而编户民则由郡、县收租、调，发役。 正因为如此，曹操才为编户民定下了相对极轻的租、调，这是为了与豪强坞堡争夺编户百姓的软刀子，但惨重的徭役、兵役，又让编户百姓望而却步，为了弥补财政所需的粮食、布帛，曹操只能对控制力更强的“屯田客”下手，也就是俗话说的“柿子捡软的捏”。 不过，哪怕是这样的“软柿子”，捏起来，也是有风险的。 建安元年初建屯田时，枣祗曾与侯声有过争论，见《魏武故事》：
注意，枣祗坚持的“分田之术”是在屯田之制已定，“议者”众口一词的情况下，向曹操本人反复劝说，很明显，“议者”是包括荀彧的。 而曹操自称不知所从，让枣祗和荀彧讨论，当时，前军祭酒侯声明确指出： 枣祗的制度，对官府有利，对百姓不利。 接下来，曹操的措辞很有意思，“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也就是说，荀彧至此应该都是支持侯声的意见的，而曹操本身对于什么“客不便”根本嗤之以鼻，所以称之为“云云”，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你是那个谁谁？” 在主持幕府日常事务的镇东将军司马荀彧，明确不支持的情况下，枣祗仍然坚持自己的方案，而曹操予以“然之”，本质上就是乾纲独断了。 或许，这也是曹操与荀彧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分歧或冲突，而枣祗的职务，只是屯田都尉，按照之前节目中提到的梁习设屯田都尉，领客300人的规模，枣祗所作的，恐怕只能说是试点。 因为汉末屯田客能耕种的土地是有数的，一般来说是1个人20多亩，也就6000多亩，亩产都算30斛，官六民四，官府也才收10.8万斛，当然，这里的亩产本身就严重高估了，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岁收百万斛。 所以，曹操虽然想在颍川这个荀彧老家和他掰腕子，也不敢直接来，而是让枣祗干试点，然后，任命自己的亲信任峻为典农中郎将，这在曹操刚刚都许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高阶的军职了，这才：
这个项目是任峻主持的，所以，才会说：
枣祗，只是发起者，他的伯乐，是和他一样乐于“便于官，不便于民”的曹操，俩人通过配合唱双簧，才逼迫荀彧在自家的乡里，搞如此惨重的剥夺。
见《三国志·司马芝传》记载：
皇初是魏文帝年号，允许各典农部做买卖，各自想办法，这与国家大战略相违背。之所以有这一说，在于：
翻译过来就是，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以上缴给朝廷，也就是皇帝。而司马芝反对的理由是：
做买卖虽然有加倍的利润，但对于平灭吴、蜀，一统天下的大业，却有巨大的伤害，赚多少钱，都不如垦田增加一亩地的粮食收获。 注意这里的两个词：“国家大体”和“一统之计”。 三 无论是法家强调的“耕战之策”，还是儒家强调的“足食足兵”，都将农业与军事联系起来，按照当时的理论逻辑，要实现“一统之计”，就必须要坚持“国家大体”，也就是“崇本抑末”和“耕战”。 在《九州春秋》中记录了名臣傅干在建安十九年劝谏曹操不要急于南征的话：
天下大乱之后，你已经以武力平定了十分之九，剩下的就是吴、蜀，各有天险倚仗，难于征服，最好是修德以远来。这话听起来迂腐，所以，曹操的反应是“不从”，结果再次兵败退回。 其实，话不是这么听的，傅干说的是，打不下来，等于白费功夫，还不如回去修齐内政，集聚实力，毕竟曹魏的地盘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恢复，力量最强的自然是曹魏，何必非得硬碰硬地讨伐江南、巴蜀呢？ 什么叫“德怀”？说到底就是给太过悬殊的实力对比一个台阶，与天命转移是一个作用，既然力敌毫无胜算，一个合适的理由，让反抗者就坡下驴，难道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吗？ 要知道，傅干是东汉著名边臣傅燮之子，晋朝名臣傅玄之父，父子三代名臣，怎么会说什么迂腐的傻话？ 其实，他指出的才是曹魏的最大优势，那就是“地大人多”，休养生息之后，吴、蜀以天下一隅根本无从拮抗。 但是，曹操也有必须出征的道理，因为“一统之计”，“扫平天下”是他功绩的核心，也是曹魏“天命”的验证，从根本上不容置疑，即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说的：
这段话虽然归功于奉汉朝之威灵，领兵讨伐的过程中，以弱胜强，以小擒大，心想事成地完成荡平天下的大业，确实曹操自己做到的，所以，他虽然说是“天助汉室、非人力也”，到了曹丕篡汉，天命禅让之后，这威灵，就成了太祖武皇帝自己的了。 汉献帝的禅让册文就紧扣这个“天命神话”的核心。 一道里说：
另一道则说：
文字区别不小，原则却无不同，强调的就是两条：
这个成果的取得，在曹魏官方叙事里，因果逻辑相当清楚，就是：
“屯田之制”作为曹操“平定天下”的因，与“一统之计”，共同构成了曹魏政权合法性故事的基石，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可以调整、可以改动，却绝不能主动废除它。 而合法性故事之所以成立，就在于它的逻辑一定有符合生活经验的成分，可以被广泛的宣传和认可，尤其是与知识分子的书本逻辑兼容，所以，“急农”、“务本”，乃至于恢复屯田客、屯田兵的农桑专责，在这个制度存在的70多年间，被反复拿出来讨论。 那么，“政权合法性故事”的现实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曹操还是汉臣时，将自己扫平群雄的成果归功于刘氏王朝的天命，而当曹丕不想当汉臣时，就将曹操定难平乱的功劳，视为新朝的天命，各种虚假的祥瑞与曹操真实的战功混在一起，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全套叙事。 很多人不理解五德终始说与谶纬的现实政治价值，将其简单归于虚幻的“信仰”、“宣传”层面，其实曹魏的禅代叙事，最大的价值就是解决汉臣的“跳槽”问题。 因为以霸府政治起家的曹操集团，与东汉朝廷旧有的州、郡、县以至于编户齐民的治理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并立关系，而非主从关系。 之前的节目中提到过，曹操直到建安二十年九月，才被汉献帝授予了承制封拜诸侯、守相的人事权力，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曹操没有资格自行任命二千石的太守、国相，这也是《三国志》记载中，曹操部下往往只有领太守，而极少任、拜太守的原因。 哪怕是这个权力，也不是无限的，按照诏书的说法，“其便刻印章假授”，就是曹操可以随需要刻印章临时授予，事后还要“转为真”，也就是临时代理，过了试用期合格才正式任命。 当然，哪怕在建安十七年之前，荀彧担任尚书令，完全有条件以汉献帝的名义任命太守、国相，这个人选当然会经曹操的首肯，曹操对于地方二千石也是有影响力的，但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制度权力，而是曹操本人与汉献帝的权力默契。 要知道，建安十八年曹操已经建魏国、加九锡了，两年后，才拿到地方长吏的临时任命权，可想而知，汉献帝对于这项权力攥得有多紧，甚至可以说，这一变故，意味着汉献帝与地方世家大族之间最后的制度性纽带丢失了，而这也是汉献帝最后一重隐性的倚仗。 之所以说是隐性的倚仗，是与吉本、金祎等人的武装反抗区别开来，那就是接受曹操霸府征辟和任命的士大夫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在汉朝的魏国出仕，当然，更可以以忠汉为由，拒绝魏国的职务，这种行为并不违背世道通行的价值观，自身的名声也不会受到影响。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曹操还是曹丕，除了自己身边的近臣和曹氏、夏侯氏的亲旧之外，完全无法判断到底谁是自己人，谁又是汉朝的忠臣，而以汉朝忠臣自居的地方长吏们，也并不需要冒险举旗勤王，只需要在施政之中进行软抵抗，或是与蜀、吴暗通款曲即可。 所以，曹魏禅代要以新的“天命故事”来解释霸府与公府的融合，尤其是将游离于霸府之外的儒学名士，也就是挤占了杨沛名额的“儒雅”纳入到新朝朝廷之中，成为强权与民意之间的黏合剂。 要知道，在汉魏士林的名声体系之中，一个儒士纵然不能造福乡梓，起码不能“虐民”，在《世说新语》里就有这么一条“口碑”故事：
这里说的是曹操的另一位臂膀程昱，在曹操军中缺粮时，程昱把自己老家东阿县抢了，供应曹军三日军粮，其中还混杂着人肉干，由此名声大坏，故此，官位难及三公。 这事儿的真伪无从稽考，但程昱去世时，已经80岁，《三国志·程昱传》明确说：
即曹丕登基后让程昱当卫尉，又加封列侯，惠及子孙，却刚想任命他为三公，他就死了，曹丕为他流泪。 也就是说，程昱都七十九、八十高龄，曹丕还没想着给他三公之尊，程昱的人望，得多恶劣呢？ 说到底，曹丕这个皇帝，既要对“老兄弟”们照顾到，以至惠及子孙，又要对“儒雅”有交代，不能过分，这种“夹缝生存”的状态，落实到对屯田的态度上，就是既不能废除旧制，又不能沿袭旧制的尴尬。 四 正是在曹丕登基之后，“举孝廉”的仕进之路才向“屯田客”敞开，见《三国志·裴潜传》：
曹丕登基之后，裴潜担任魏郡、颍川典农中郎将，上奏典农部可以比照郡国施行“贡举”制度，农官之下百姓才有了系统性的入仕之路，在这之前，自然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不过，随着“士家”也归入典农部，以及典农部管理的郡国化，魏武旧制的身份“三分”逐步崩塌，具体到“屯田客”身上，原本的免役、免募身份不断动摇，魏文帝、魏明帝，直到司马氏专政时，屯田客的负担越来越复杂化。 实质上，典农部的编户齐民化逐步推进，放松管制以改善屯田客的生活也成为持续的议题，否则，惨重的负担下，典农部的逃亡只会愈演愈烈，但是，这种改革只能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推进，在某些时候，甚至还会大踏步地倒退，比如司马芝对明帝的劝谏。 只不过，制度发展的大趋势只与人性有关，甭管儒家还是法家的“耕战故事”，无论讲得多么精彩，都只是一堆宣传资料，“趋利避害”终究是人性的本能，当执政的司马氏不再承担曹氏皇族的“天命神话”责任时，变革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曹丕近臣出身的司马氏，父子三人或任方面大将，或任京畿典农，或是掌握中军，深知曹魏这套“豪强坞堡”体系的根底，这才能潜移默化地利用和转化这套体系为司马氏服务，最终完成司马氏的“化家为国”。 正因为熟悉，司马氏专权到西晋建立的过程中，对于“屯田客”这个曹魏的“自己人”群体，一直非常重视，恰恰是由这一家子，完成了废除“屯田制”的进程，还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见《三国志·三少帝纪》：
此时已经是司马氏专权的时代，废除屯田官以均政役，解决的就是贾逵类似的问题，让典农中郎将、校尉都当太守，典农都尉则担任县令、县长。 第二阶段，见《晋书·武帝纪》：
如果不理解典农、屯田的关系，恐怕会对魏、晋一废再废的行动摸不到头脑。 其实，司马炎在篡魏前一年，罢废屯田官，主要面向的是典农部的长官，即典农中郎将、校尉和典农都尉，将他们的职位撤销，本人调任太守或令长，却不代表将下属的屯田都尉、屯司马等建制全面撤销，而是保留组织，隶属于郡县。 这一行动最大的意义是减少篡逆行动可能的阻碍，毕竟没有人能够保证，曹魏典农部自成一体的组织中会不会残存反对势力，而将典农部长官调开，并入郡县，也有助于完成军事上的进一步集权，将典农部下的屯田士家，一元化领导。 等到泰始二年，仍旧保留的基层屯田组织也被撤销，彻底并入郡县的编户齐民之中，只保留司马氏的“部曲”，即“士家”作为特殊户籍人群存在，对他们的管理也略同于东汉建国后对安置在三河地区的“元从兵”的管理，彻底完成由霸府体制到朝廷体制的转变。 霸府体制最为关心的就是兵与粮，而朝廷体制就要考虑政役的均平，以及与豪强士族之间的关系互动，形成更加稳固的合作关系，所以，西晋政权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晋书·傅玄传》中就说：
这段话有几重对比，一重就是说，曹魏初年屯田主要关注实际粮食产出，所以，旱田亩产十余斛，水田能收几十斛；二重对比则是西晋建国后，考核标准变成增加垦田面积，屯田兵只顾垦，不顾收，亩产只剩几斛，甚至不够种子。 简言之，考核导向变了，造成了屯田不再精耕细作，而是广种薄收，而这也是与西晋占田、课田的租赋导向直接相关，《晋书·食货志》中记载了西晋初年的户调之式，其中说：
所谓“占田”，是“占”，也就是“自行申报”的意思，男子一人的“占田”是应纳税耕种土地的限额，而不是实际耕种的面积，“课田”看似是田亩税，实际上是变相人头税，即1个16岁以上的男丁要缴50亩的田租，这个数额，唐人徐坚在《初学记》中记载，就是收租4斛，换算下来就是千分之八，即0.8%，而丁女的20亩，就是1斛6斗，13到15岁的次丁男再减半，即2斛，次丁女则不课。 纸面上的负担相比好像是加重了，一个成年男子的田租比曹操旧制增加了整整一倍，但是，由于是“额定征收”，对于编户民而言，等于终结了《傅玄传》中说的“日增田顷亩之课”，“广种薄收”则负担越轻，而对于屯田客而言，也结束了“四六分成”、“五五分成”的官佃户身份，并拥有“恒产”，自然是一大善政。 综上所述，曹操推行的“屯田制”与历史上众多“制度”、“概念”一样，在施行之后数十年间，早已背离了其创制时的现实需要，但是随着“执政合法性”之类故事的混入，“屯田制”的制度回忆、作用评价，都逐步“神化”，而被后人过度地引申和解读，赋予了根本不存在的价值。 那么，类似的神话，还有什么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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