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位学霸的父亲，苏洵自己的求学之路却让人大跌眼镜。在倡导“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今天，无数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父母恨不得从娘胎里开始就狠抓教育，君不见，陪读陪出心脏支架的也大有人在。
可事情到了苏洵身上就不一样了，别说赢在起跑线，完全属于别人已经跑了三圈，他才后知后觉地发力起跑。据说，苏洵少年时代一直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直到二十七岁才突然醒悟，开始发奋勤学。所以，三字经里才有了一句“苏老泉（苏洵自号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
二十七岁，搁现在都是研究生毕业的年龄了！更可况那是平均寿命只有现在一半的古代。
不可否认，读书这档子事，除了勤奋，天分也很重要。落后三圈的苏老先生，自从顿悟以后，急起直追，学问大长，一跃成为文章高手。不过，苏洵的学问属于野路子，并不符合当时的科考要求。因此，苏洵连续两次参加科考都没考上，只能把满肚子学问用在孩子教育上。
苏洵自己求学起步晚，对孩子的学习却抓得很紧，经常绷着脸教训苏轼苏辙两兄弟。两兄弟中，苏辙性格内敛，平时比较老实。而苏轼就不同了，从小就是个活泼好动的主，整天在外面呼朋引类地疯玩，没少让苏洵操心。
苏家除了有一个严父以外，还有一个慈母。苏轼的母亲程氏出身于大户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程氏不但苦心维持家里的生计，还能尽心尽力相夫教子。
在苏洵和程氏刚柔相济式的教育下，苏轼的学习很快上了正轨，能诗善文、才华过人等标签很快贴到少年苏轼的身上，除了以上几个学霸的标配特征外，他还具备一些常人所无的特质，正是这个特质，使他成为人才中的人才，文豪中的文豪。
苏轼最牛的本领是“活读书”。他博览经史典籍，却又不拘泥于书上的条条框框，也不愿意对书中的知识顶礼膜拜，更喜欢进行独立思考，甚至经常拿书中的典故进行打趣开玩笑。
苏轼流传于世的文章很多，其中有一篇《黠鼠赋》，是他十一岁时的作品。说是，一天晚上，苏轼在家里听到了老鼠声，起床抓捕时却发现老鼠“死”在了一个空袋子里，等他一抖搂那个袋子，装死的老鼠立刻飞快地溜走了。苏轼于是感叹，人有时能够凌驾万物之上（役万物而君之），有时却被一只小老鼠所欺骗，想来，一个的成败，皆在专注或懈怠的一念之间。
文章写得妙趣横生、发人深省，却又毫无故作高深的说教姿态。或许，正因为从小蕴含了如此的思维特质，我们此后才能见到那么多极富想象力的苏派文章。
至和元年（1054），苏轼十九岁，父母为他张罗了一门婚事，娶同乡女子王弗为妻，王弗特别贤惠机敏，有了她，生活上向来粗枝大叶的苏轼有了一个最好的帮手。不过，最让苏轼满意的是，王弗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平时还能和苏轼切磋一下诗词文章，小两口的日子过得非常融洽。
嘉祐元年（1055），二十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一起开始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考前，两兄弟在父亲的带领下一起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也是一个大儒，在见识了苏洵父子三人后，对他们的才华大加赞赏。张方平觉得苏轼苏辙的才华太出众，参加当地的乡试有点委屈人才，就鼓励他们直接到开封参加考试。此外，他还特地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洵父子到京城后去找一个能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的人。
三月，苏洵父子信心满满地离开了眉州，经过两个月的舟车劳顿，来到了开封。
八月，苏轼和苏辙一起参加乡试，并顺利过关。在省试开始前，他们去拜访了张方平所说的那个人——欧阳修。
当时，欧阳修已是公认的文坛领袖，谁的文章如果能够得到他的赞赏，就好比得到了大V的转发点赞，立刻就会身价陡增，吸粉无数。
不过，要说张方平推荐苏洵父子也有点冒险，他本人和欧阳修的关系并不好，两人政治观点有分歧，产生过矛盾冲突。好在欧阳修是个具有君子风骨的人，主张唯才是举，他并没有因为张方平的推荐而怠慢苏洵父子。
欧阳修看了苏洵父子的文章后，立刻被他们的才情所吸引，不遗余力地向外界褒扬起来，苏门三学士的名声自此不胫而走。这次见面中，最受益的要属苏洵，因为他身上并没有功名，却因为欧阳修的举荐，被朝廷特授了一个官职。
对于苏轼苏辙来说，不管你是何方天才，还是要等第二年的省试说了算。嘉祐二年的故事我们已经讲过了，苏轼和苏辙都考上了进士，苏轼那篇文章得到了欧阳修的特别赞赏，只可惜，欧阳修误以为是弟子曾巩所做，闹了个“乌龙”。其实，关于苏轼的那篇高考作文，背后还有一则趣事。
当年省试的策论题目叫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考生必须据此写一篇关于刑罚赏赐的论文。苏轼在论证“用刑宜宽”的时候引用了一则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文意是说：上古尧帝的时候，皋陶担任司法官。有一次，皋陶要判一个人死罪，报到尧帝那里，尧帝表示要宽宥此人。皋陶一连报了三次，尧都坚持宽宥。因此，天下人都畏惧皋陶的严厉，赞赏尧帝的宽仁。
欧阳修看了文章后，思来想去，就是想不出这个“尧帝三不杀”的典故出自哪里。他转头询问其他副考官，居然没有一人说得上来。最后，连欧阳修都服输了，但他觉得这个考生既然能写出那么优秀的文章，引用的典故肯定有依据，只怪自己才疏学浅，忘记了（更恨吾辈不能记耳）。
考试结果出来后，欧阳修逮住机会就问苏轼：小子，你那个“三不杀”的典故搞得老朽一直睡不好觉，说说看，它究竟出自哪本典籍？
苏轼看着一脸认真的欧阳修，满不在乎地回了一句。
我编的！
苏轼的这种做派，正如高考生想不出议论文论据，就随便瞎编了一条鲁迅先生的名言，实在是太随性了！
不过，苏轼自有苏轼的道理。他表示，虽说典故是编出来的，但也没有瞎编。你看，《三国志·孔融传》里就有类似记载。
欧阳修彻底被苏轼绕晕了，尧帝的典故怎么会在《三国志》里有依据呢？
你编，继续编。
苏轼也不客气，接着解释：据《三国志》记载，曹操灭了袁绍后，把袁绍的儿媳赏赐给了长子曹丕。名士孔融觉得这样做不妥，就去找曹操理论，说周武王灭了商纣后，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说你别欺负我读书少，我可没听说过这件事。孔融回道：“我以前也没听过这事，可从你今天的行为来看，当年周武王应该干过这种蠢事（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
你看，孔融能够“意其如此”，我也可以“意其如此”嘛，尧帝是出名的仁君，如此推论，完全合理。
听了苏轼的歪解，欧阳修不禁抚掌大笑。看来，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是个大才子，还是一个不拘一格的狂才。
也罢，后生可畏。
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嘉祐年间的欧阳修以广阔的胸襟和识才爱才的雅量，为朝廷吸纳了一大批人才，他本人也被众人尊奉为一代文宗，名望无以复加。
然而，再天才的人也会白璧微瑕。历史上的欧阳修也曾错误地批判过一个人，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缺憾。
欧阳修错批的人，叫作狄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