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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之金，是指商周时期的铜器及其铭文，“石”主要是指秦、汉以后的石刻。 “金”在春秋以后铜器铭文中即有称之为“吉金”者，取其坚固之意。“石”也称“乐石”，“嘉石”、“贞石”，意为质美，多见于碑石与六朝墓志。“金石”二字连称，东周文献已见，如《左传》襄公九年季武子言于晋侯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 “金石”分别指铜钟与石磐。北宋曾巩（1019-1083）的《金石录》，最早将“金石”作为学术术语使用。至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才正式命名。所谓金石学，即主要是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与石刻为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与文字考证。  金石学 北宋金石学之所以兴起，有以下历史原因： （一）北宋王朝建立后，为整治五代时军阀割据造成的混乱局面，一方面从军事上、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亦提倡经学，以恢复礼制，巩固政治秩序。 从宋真宗（998-1022）开始，尤其注重儒学，推崇儒家经典，金石之学在当时正适应了北宋统治者此种政治需要，这点在北宋刊行的金石著作中有比较明显的表述。 这些著作对于金石学的功用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认为古器本身是古之圣人用以载道之物，强调其作为礼之象征的功用。正如李公麟所言：“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旨，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朝夕鉴观，罔有逸德，此唐虞画衣冠以为记，而能使民不犯于有司，岂徒眩美贪玩，为悦目之具哉。” 李公麟作品 显然，此种说教是认为古器物有直接的晓以礼教而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 另一种说法，是认为研究金石学可以复原古礼，正经补史。如刘敞自叙其《先秦古器图碑》时所言：“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贤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独器也乎哉。” 他在所著《先秦古器记》中讲到，编撰此书是为了借此使“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资其世谥。 《先秦古器记》 翟耆（qí）年在《籀（zhòu）史》中评述太学博士吕大临考证彝器之成绩是“其讨论深远，博而合经”，“述天子册命之礼尤详，可以想象当时礼仪之大纲。” 吕大临为其《考古图》所作序言亦言著书之目的乃“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应该说明的是，此种正经补史的功用，由于含有实证主义的色彩，所以客观上还是有助于史学与文字学之发展的。 宋王朝为了恢复古礼，甚至依据经典仿造出土古礼乐器。宋徽宗时出土铜器之多，仿制礼乐器之风亦更盛。 （二）宋代中央集权政治强化，做官者益多，官僚机构庞大，金石学也正适应了地主文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当时，金石古玩多已成为商品，故许多官僚文人能依靠钱财网络流传于世之珍贵铜器。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曾记载说当时这些文人“摩挲钟鼎……不知身居人世……” （三）宋代造纸、印刷业、拓墨技术都得到显著发展，也为金石文字的流传提供了方便。 在两宋金石学风行的形式下，有一部分学者专心致力于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并出现了一批于后世颇有学术价值的青铜器著作。 宋人青铜器著作至今仍可得见其大致面目的，主要可以分为五类：一类是图文并茂，即不仅著录铭文，亦有器形图者，可称为图录式。第二类是仅录铭文而无器形图者，可称为款识类。第三类是不录图形，基本不摹铭文，专作铭文及器形考释，可称作考释类。第四类是书目提要式。第五类是字典类。 宋人有关青铜器的著作，对于青铜器的定名多有贡献。 王国维就曾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盘、曰匜、曰盏 ，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 王国维 此外，宋人对青铜器纹饰所定之名，有的今日仍沿用，如《博古图》所定饕（tāo）餮（tiè），蟠（pán）螭（chī）等名。宋代金石学家在青铜器的器类及纹饰定名上所做的工作是对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贡献。 当然，限于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以及古文字学的水平，特别是由于在治学方法上没有摆脱旧的经学研究范畴，更不可能有科学的器型学，他们所定的名称有一些未必得当，有的更属牵强，这是今日所不能苛求的。 宋代虽然堪称是青铜器研究的奠基时期，但由于金石学受到重视，统治阶级人士多喜收藏古物，古物价格遂大增，于是各地盗掘古墓之风极盛。 宋人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讲到当时的情况：“宣和年内府尚古器，……而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较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 这种对古迹的破坏，使许多古器物失去科学的地层与出土地记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伴随金石学兴盛的同时所出现的另一阴暗面。 北宋时代盛行的古铜器蒐（sōu）集、研究之风气，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逐渐凋落下去。刊于南宋的几部分金文著录书，像《啸堂集古录》，除去北宋人已著录过的器物外，新收器并不多，仅一百三十余器，赵明诚《金石录》亦多收北宋人书中已著录之器。 《金石录》 尤为遗憾的是，靖康二年（1127）侵入汴京的金军将宋室所藏铜器与其他珍贵古器一起尽略而去，而这些铜器中的多数被金人毁掉了。 宋代以后，元、明两代在青铜器研究方面处于低落阶段，没有青铜器著录与研究性著作。惟官僚、文人、学士仍有收藏与观赏金石著作手迹、善本之兴。 因而，《考古图》、《博古图录》在元代有翻刻本，而大多数宋人金石著作均在明代重刊，像《考古图》、《博古图录》、等，甚至数次刊行。 明代人的墓葬中也有先秦铜器出土，如1973年在四川铜梁张叔珮夫妇墓中即出土有殷代铜方鼎与战国铜圆鼎各一件。张叔珮为嘉靖至万历年间人，出生于官僚家庭，其父在朝廷任要职。其墓内出先秦铜器说明明代时虽青铜器研究不盛，但收藏古代青铜器仍是部分官僚士人之爱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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