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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袁隆平要去北京开会。 妻子和孩子还从未去过北京，考虑到会议安排较为宽松，袁隆平决定带上妻子邓则和大儿子袁定安、二儿子袁定江一起去，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怀化上车时，没有买到卧铺票。袁隆平心想，上了车再想办法吧。 可是上了车，他们才发现连座位都没有了。一家四口人只好站在过道上。 乘火车从怀化到北京，那时需要30多个小时。站着到北京，两个大人尚可以忍受，可两个孩子怎么坚持？ 妻子对袁隆平说：“老袁，得想想法子，补两张卧铺票吧。”  袁隆平与妻子邓则 此时，正好列车长从他们身边路过。 袁隆平拦住说：“列车长，我们要去北京，是否还有卧铺票，我们想补两张。” 列车长抬眼看了看袁隆平，心中暗自称奇：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农村一实行包产到户，这农民就富起来了，竟有钱坐卧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列车长带着瞧不起的语气说。 “我爸爸是水稻专家，应该给我们补票。”袁定安实话实说，据理力争。 “像你爸爸这样的'水稻专家'，我们南方到处都是。”列车长嘲笑着说。 显然，列车长认定了袁隆平就是个普通农民，与别的农民毫无区别。  “不对，我爸爸是有名的杂交水稻专家，连美国人都请他去传授技术呢！”袁定安继续解释。 可列车长依然故我：“不行，即使是专家也不行，如果是高级干部，我马上叫人给你补票。” 话说到这地步，就是有意难为人了。 “你是逼着我用特权啊！”袁隆平无奈地对列车长说。说完，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证件，递给列车长。 列车长打开一看，不由地脸上充满愧色，连声道歉，立马给袁隆平补了一张软卧和一张硬卧票。 令列车长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其貌不扬的袁隆平居然是全国人大代表。 让列车长误解、费解的是袁隆平的外貌。  不过，误会袁隆平的，列车长可不是第一人。袁定安说的美国人请袁隆平传授技术一事，就闹过类似的笑话。 1980年，中国派制种专家赴美国传授杂交水稻制种技术，袁隆平是其中的首席专家。 袁隆平与湖南农科院副研究员陈一吾和慈利县良种场场长杜慎余组成中国杂交水稻专家组，乘飞机到达洛杉矶。 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和数位美国专家举着牌子在机场迎候。 袁隆平3人走出机场，向举着牌子的威尔其一行走去。 威尔其满面笑容迎上去，但他与袁隆平只是礼貌性地轻轻握了一下手，接着紧紧握住陈一吾的手，又是拥抱，又是贴脸，连声说：“您好，尊敬的袁先生！真诚地欢迎您到来，能够结识您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我感到无比地荣幸！” 热情的威尔其还不知道自己搞错人了，他以貌取人，凭经验和直觉觉得又黑又瘦的袁隆平不是“袁隆平”，陈一吾的外表、气度倒与“袁隆平”吻合。 陈一吾连忙推出袁隆平，介绍说：“威尔其先生，这位才是首席专家袁隆平先生。我们都是他的助手。”  威尔其赶紧请求原谅，再次握住袁隆平的手，紧紧拥抱、贴脸。 袁隆平没有半点生气的意思，他用流利的英语说道：
见威尔其听得出神，袁隆平接着风趣地调侃说：
 听到这里，威尔其不由地大笑起来。 “刚果布”是同事们对袁隆平的戏称。袁隆平皮肤黝黑，面容清瘦，身材单薄，不认识他的人很容易误把他当作农民。 袁隆平本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却越来越像一个农民。那是他刻意选择的结果。
80岁以后的袁隆平，依然是一下到稻田里，便精神矍铄，活力四射。 一直以来，袁隆平都非常重视实践，他认为只有在生产第一线才能做出像样的成果。
 一次给武汉市中小学生作报告时，袁隆平这样说。 “不在稻田里，就是在去稻田的路上。”人们这样形容袁隆平。 水稻扬花时，正是炎炎夏季，袁隆平每天都得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田间工作。 哪怕打雷刮风下雨了，袁隆平也要披上雨具到田间去，看看禾苗有没有倒伏，观察各种品种的水稻各能承受几级大风。 用袁隆平自己的话说：“搞杂交水稻的人，不经过'水深火热'是难出成果的。” 天长日久，袁隆平便比农民还像农民了。 一年秋天，袁隆平到湖北黄冈指导工作。 方圆几里的农民朋友们听说袁隆平来了，奔走相告，纷纷赶来，都要见这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袁隆平走出门，亲热地与农民们一一握手。
一位农民惊讶地发出不可思议的疑问。 其实，袁隆平不但长得像农民，他的很多做法也都是农民化的。他从不愿耍特权、搞特殊，以示自己显得高人一等。 1980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上午，时任怀化地区科委主任的佟景凯外出办事，到汽车站转车时，猛地看到袁隆平提着行李，满头大汗地准备去挤车。 打听后，佟景凯才知道袁隆平刚从美国讲学考察回来，下了火车要改乘汽车回安江农校。  佟景凯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在国外都是专车接送，而在国内，连一辆吉普车都没有。 心中觉得有愧的佟景凯请袁隆平等一下，他要去地委小车班找一辆车送袁隆平。 袁隆平婉言谢绝了佟景凯的好意，坚持挤公共汽车回到家中。 在袁隆平身上，永远有一种农民科学家的本色。 袁隆平吃得很简单，从不铺张浪费。为此，他还自我解嘲：“吃得太好会得肥胖症。” 穿着上，袁隆平更是能有多便宜，就有多便宜。 2001年12月，袁隆平到香港出席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理学博士的仪式。 当时袁隆平没系领带，同事劝他到商场买条金利来，体面些。 可是袁隆平觉得贵，拉着同伴到了地摊上，买了一条16元的领带。  当时，袁隆平的三儿子和三儿媳妇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听说这件事后，特意买了条金利来领带送到宾馆给袁隆平，嘱咐他第二天出席仪式时系上。 第二天，袁隆平还是系上自己买的领带，把金利来领带留给了儿子。 袁隆平穿得最贵的西装，是一套打折到七八百块钱的西装。那还是去北京领首届最高科技奖前，同事们鼓捣了半天，他才买的。 “衣服对我来说感觉都一样，高档的不会说穿上就舒服些。”袁隆平说：“什么鳄鱼的皮带，2000多元钱，我不要。讲那些派头做什么？你搞豪华奢侈有什么意思？我不讲究名牌，也不认识名牌。” 有句俗语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是袁隆平没有钱消费名牌吗？ 当然不是。 2004年10月，袁隆平从美国领了“世界粮食奖”回来。  一下飞机，有人便问他，你这次荣获的12.5万美元打算如何花？ “全部捐给基金会。”袁隆平呵呵笑着回答。 多年来，袁隆平把自己在联合国的技术顾问费，还有研究中心与美国水稻技术公司合作得到的个人顾问费都捐了出来，作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所长基金”，专门资助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人立项的有潜力的科研项目。 每年都有近10个课题获得袁隆平给予的5万到8万的资助。 袁隆平还特别热衷于支持教育事业。江西德安一中、武汉博学中学、南京师大附中等学校，都得到过他的捐款。 是袁隆平没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吗？ 也不是。 袁隆平有了名气后，国际上有很多机构高薪聘请袁隆平到他们那儿去工作，他都婉言谢绝了。  199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曾以每天525美元的高薪聘请袁隆平到印度工作半年，袁隆平却想，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的人口，粮食始终是头等大事，我不能去，我必须留在国内。 袁隆平说，世界上很多地方、很多大城市我都去过，但从来没心动过。高楼大厦有压抑感，一天到晚都是金钱的世界，没什么意思。 这背后折射着袁隆平独特的金钱观：
1998年，湖南一家评估事务所对袁隆平进行品牌价值评估，结论是袁隆平的品牌价值达到了1008.9亿元。 一下子变成了“亿万富翁”，袁隆平风趣而自嘲地说：“人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脑子里的知识。我这个糟老头子，才1.69米高，60公斤重，连骨头卖了也不值几个钱，哪算什么'亿万富翁'啊？” 当初用袁隆平的名字为公司冠名时，袁隆平本是不同意的：“一旦上市，袁隆平今天涨三分，袁隆平明天跌三分，这像什么话？” 后来木已成舟，高科技产业化的道路越走越宽阔，但袁隆平的心思还是全放在杂交水稻的研究上。
自己不爱钱，可袁隆平希望农民能致富，他还为农民指出了一条“曲线致富”的路子：粮食作物提高单产水平以后，在保证粮食总产量的同时，农民可以拿出多余的土地去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最后让农民富裕起来。 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一心为民的人，老百姓自然会把他抬得很高。 1995年春节，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塔水村二组青年农民曹宏球在自家门口贴上了一副春联：“发家致富靠邓小平，粮食丰收靠袁隆平”。横批“盛世太平”。 曹宏球是在种植杂交水稻获得增产、逐步由温饱走向小康后，发自内心感谢崇拜袁隆平作出这一举动的。 说实话，这副对联让袁隆平很不安。 但曹宏球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要用自己的储蓄给袁隆平雕塑一尊汉白玉像。袁隆平得知后在回信中写道：
但曹宏球最终还是花了5万多元给袁隆平把像雕塑成了。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农民对袁隆平的爱都是自发的、真诚的。 2012年10月18日，4名农民专程从湖南溆浦赶到长沙，抬着写有“天降神农，造福人类”的牌匾，提着自家生产的土鸡和鸡蛋，来到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得知农民朋友远道而来，袁隆平不顾身体不舒服，早早来到办公楼前迎接。他饱含深情地说：
除了农民颁的“奖”让袁隆平高兴，还有一类人的举动让袁隆平高兴，那就是青年学生。 2004年，袁隆平到美国领取“世界粮食奖”，一拨拨不同肤色的年轻人跑到袁隆平跟前，都要求签名留影，就像追星族一样。 2013年，袁隆平到武汉大学演讲。由于礼堂只能坐300人，结果来了2000多人，主办方只好把地点转移到操场。 对于这样一种现象，袁隆平很感动，他说：
原来，“精神首富”才是袁隆平追求的境界，怪不得他不在乎物质。所以，他明明可以享受特权，但从来不要特权。 若不是被列车长那样的人逼到那个份上，袁隆平绝不愿意亮明自己的身份。他说，我害怕出名，出名之后，自由度就小了。一走出去，别人就会指指点点：“瞧，这就是袁隆平。” 袁隆平更喜欢别人称他“泥腿子科学家”“生产队队长”，还有那个“刚果布”。 只要农民能受益，人们能吃饱吃好，袁隆平就心满意足了。“刚果布”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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