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相龙：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中国考古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4小时前

摘要：为深入理解新石器时代河南地区生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与环境波动、文化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本文根据已发表的人和动物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先民的食物结构和家畜的饲养方式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本地生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贾湖遗址已经开启了向农业迈进的步伐，那么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农业社会，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业，则可以概括为生计方式多样化与生业经济复杂化，其中粟作农业的生产是本地生业经济的主体。通过对生业经济与环境、文化、社会变迁之间相互关系的梳理，本文认为自然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背景和舞台，生业经济则集中呈现了人们为适应、开发和利用环境而发展出的生计方式的技术体系，其转变将引发物质文化与社会层面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生业、环境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对于社会复杂化进程加深和早期文明化进程提速的影响需要我们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一、前言

本文所论考古遗址上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下至汉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王湾三期文化以及同时期遗存，地理位置今隶属于河南省。该地区地处天下之中，八方通衢，遗址密集，古都林立，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核心舞台。至少在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李家沟文化与坑南遗存出现开始，河南省内就开始出现了定居的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本地开始出现裴李岗文化（公元前6200~前5500年）。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吸收周边地区文化因素的同时又逐渐发展出了后冈一期文化（公元前4500~前3500年）、大河村文化（公元前3900~前2900年）、大司空文化（公元前3100~前2700年）、下王岗文化（公元前4600~前2700年）等众多考古学文化。与此同时，豫西南地区则成为源自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400~前2500年）的分布范围。新石器时代末期前段本地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公元前2900~前2600年），以及与之年代大致相当的大河村五期类遗存、台口一期类遗存、段寨中期类遗存。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后段，王湾三期文化（公元前2600~前1900年）、后冈二期文化（公元前2600~前2000年），以及三里桥类遗存、下王岗类遗存、王油坊类遗存占据此地。

严文明先生曾把中国史前文化大势高度概括为“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这是中国历史时期文化格局的史前基础。其中，中原文化区是向心结构的花心，“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考古资料也的确显示出了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最后阶段、奠基于龙山时代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这一宏大的历史图景的展演过程中，以食物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业经济始终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根本，也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经济基础。为了深入认识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生业经济，本文搜集已发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下文将对比分析四千多年来本地先民生业经济的历时性变化趋势，以便从生业经济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中原地区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根据前人已发表的河南境内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图一）人与动物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数据来讨论先民食物结构与家畜饲养方式。基于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的食性分析研究方法，自1984年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以来,已有多位学者做过综述，此处仅做简单介绍。

自然界中陆生植物的光合作用可分为C3途径、C4途径和CAM途径，分别使用三种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的三类植物δ¹³C值的分布范围有明显的差异。其中，C3植物以水稻、小麦、大麦等农作物以及所有的木本植物、绝大多数草本植物为代表，δ¹³C均值大约为-26.5‰，C4植物以粟、黍、玉米、高粱、狗尾草等喜热草本植物为代表，δ¹³C均值大约为-12.5‰，CAM植物是具有景天酸代谢途径的植物，以仙人掌、芦荟、菠萝等多浆液植物为代表，与人类关系较为疏远，研究中一般不予考虑。植物在被消化吸收时，其δ¹³C发生大约5‰的富集，而C3与C4植物δ¹³C的差异将再传递到消费者的身体组织中。因此，碳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根据对骨骼中δ¹³C值的测定来评估人和动物食谱中C3与C4类食物的大致比例。根据对河南境内公元前2000年前后王城岗、瓦店、新砦、程窑等遗址出土农作物的同位素分析结果可知，粟和黍这两种C4类作物的δ¹³C（n=35）分布范围与平均值为-15.3‰~-8.5‰与-9.4±1.1‰，稻米的δ¹³C（n=17）分布范围与平均值为-26.0‰~-22.9‰与-24.7±0.7‰。如果分别采用-9.4‰和-24.7‰作为本地史前粟、黍等C4农作物和稻、麦等C3植物的平均值，那么以粟、黍这类C4农作物或C3植物为基础的食物为食的人和动物的δ¹³C值应该分别在-4.4‰、-19.7‰左右。如果将其引入简单二元方程，那么可大致以-12.1‰为界，来评估早期农业居民的食谱是以粟类食物为主（δ¹³C>-12.1‰）、还是以稻麦类为主(δ¹³C<-12.1‰)。

氮同位素可以用来推断个体消费动物性食物的多少，这是因为营养级每升高一级，消费者身体组织的δ¹⁵N值会增加3～5‰，因此可通过测定骨胶原δ¹⁵N值来判断人和动物的营养级或对于肉、奶制品等动物蛋白的消费情况。豆科植物等可以通过与其共生的根瘤菌固定大气中的氮气，而具有较低的δ¹⁵N（大约在1‰），其他植物的δ¹⁵N深受土壤δ¹⁵N的影响，并与其根系吸收的土壤中相关养分的δ¹⁵N值相关。研究表明，土壤δ¹⁵N与温度、pH值以及腐殖质含量相关。因此，干燥、海滨和盐碱地区生长的植物的δ¹⁵N相对较高，湿润的森林环境中植物的δ¹⁵N相对较低。近年来植物同位素的研究发现，植物体不同部位的δ¹⁵N值也不尽相同：麦粒的δ¹⁵N值要比小麦叶子高出1‰～1.5‰，比花轴高出3‰左右；粟粒比粟叶要高出0.8‰～2.6‰；施农家肥的庄稼要比普通野草更富集¹⁵N，而且植物δ¹⁵N也会随着施农家肥强度增加升高。此外，虽然动物的δ¹⁵N与其营养级高低直接相关，但有研究者提出动物生理代谢异常也会导致其体内的δ¹⁵N值异常。比如，研究分析干旱条件下动物新陈代谢会强化对N元素的利用，从而导致¹⁵N进一步富集。由此可见，动物体内δ¹⁵N值的主要决定于食物δ¹⁵N值（即动物的营养级水平），同时也有可能受到新陈代谢的影响。因此，利用N同位素进行食谱重建遭遇异常值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原因。讨论人的营养级与肉食消费程度时，往往需要先根据遗址动植物遗存重建当时的稳定同位素背景。在没有动植物稳定同位素数据的情况下，简单基于人的δ¹⁵N的大小来讨论其食谱是以肉食为主还是以谷物为主是不可靠的。

三、研究材料归纳

下文大致按照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末期三个阶段列举相关遗址已经开展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工作，并总结各遗址先民的δ¹³C、δ¹⁵N值的概况。

（一）  新石器时代中期

贾湖遗址是河南境内新石器时代中期唯一开展过食性分析研究的考古遗址。该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北舞渡镇贾湖村东，主体遗存属于贾湖文化，年代为公元前7000~前5500年。胡耀武等曾对该遗址先民进行过同位素分析。贾湖先民（n=17）δ¹³C、δ¹⁵N的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21.3‰~-18.8‰与-20.4±0.5‰、7.2‰~10.5‰与9.0±0.9‰，可见他们基本以C3类食物为食。结合羟磷灰石δ¹³C的变化，胡耀武等认为，贾湖遗址先民的饮食结构反映了从狩猎向采集、捕捞再向稻作农业和家畜饲养转变的过程。

动物考古显示，贾湖遗址已经出现了家养动物狗以及东亚地区最早的家猪。罗运兵曾公布过贾湖遗址11例猪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值，并将其分为A、B二组，两组猪的δ¹³C分布分别介于-21.7‰～-18.5‰（n=8），-6.9‰～-6.7‰（n=3）。然而，由于贾湖遗址并没有发现裴李岗文化有栽培粟和黍的线索，不存在C4类粟类作物，按照常理也无法饲养出δ¹³C如此高的猪。罗运兵认为“猪骨的测试结果可能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这些猪骨的来源可疑”。因此，贾湖遗址的家畜饲养方式仍有待研究。

（二）  新石器时代晚期

1.晓坞遗址 晓坞遗址位于灵宝阳店镇晓坞村南、弘农涧河支流朱乙河北岸的黄土台塬上。遗址堆积可分为仰韶时代东庄类型遗存与二里头文化遗存。舒涛等对东庄类型两座二次葬合葬墓M1与M2的人骨开展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晓坞先民（n=74）δ¹³C分布范围是-14.1‰~-7.8‰，平均值为-10.3±1.2‰，δ¹⁵N分布范围是6.4‰~10.6‰，平均值为7.8±0.8‰，说明遗址人群的食物主要来自与粟、黍等C4作物有关的食物，且不同个体食物结构中C4类食物的比例有一定差异，少数人食物中稻米、野生植物或渔猎获取的肉食资源等C3类的食物可占相当比例。对比发现，M1(n=60)与M2(n=14)两个墓葬人群之间的δ¹³C均值（-10.4±1.2‰vs-9.5±1.1‰,p=0）与δ¹⁵N（7.7±0.6‰vs8.5±0.9‰,p=0）均值都存在显著差异。考虑到M2的时代可能略晚于M1，舒涛等认为M2人群较高的δ¹³C与δ¹⁵N可能与粟作农业以及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家猪饲养业的不断繁荣有关。

2.西山遗址 西山遗址位于郑州市北郊西山村西南200米处枯河北岸二级台地的边缘，发掘者将该遗址仰韶时代的遗存分为三期，基本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绝对年代分别大约为公元前4500~前4000年、公元前4000~前3200年、公元前3200~前2800年。张雪莲等曾对西山仰韶先民开展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从西山先民δ¹³C均值来看，西山一期为-11.5±0.2‰（n=3），低于二期的-7.9±1.0‰（n=19），而二期与三期的平均值-8.0±1.3‰（n=17）相当；西山先民的δ¹⁵N一、二、三期并没有太大差异，分别为9.0±0.7‰、9.1±1.0‰、8.8±0.5‰。这一现象说明，西山一期粟作农业产品已经成为遗址先民主要的食物来源，进入西山二期之后，粟作农业更加繁荣，先民食谱中粟类食物的比例进一步提升。

3.关家遗址 关家遗址位于河南渑池县城东北约70千米黄河南岸的高土台上，现位于小浪底水库淹没区内，遗址总面积9万平方米，主体为庙底沟文化遗存，东部还发现有裴李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董豫等对关家遗址出土的23例庙底沟文化时期人骨开展了食性分析研究。关家庙底沟文化时期先民δ¹³C、δ¹⁵N的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9.0‰~-6.8‰与-8.0±0.6‰、4.8‰~7.3‰与6.2±0.6‰，可以看出该群体的食物基本依赖于粟作农业生产。

4.西坡遗址 西坡遗址位于灵宝阳平镇西坡村西，墓地位于遗址南壕外约100米处。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学分析显示其文化属性为庙底沟文化最晚阶段，相对年代大致介于庙底沟文化向西王村文化的过渡阶段，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3300年~前2900年。Pechenkina等与张雪莲等分别对西坡的动物与人骨开展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猪的δ¹³C分布范围是-7.7‰~-6.5‰，平均值为-7.2±0.4‰（n=6），其中两个猪骨样品的δ¹⁵N分别是7.5‰、8.0‰。1例狗的δ¹³C与δ¹⁵N分别为-8.2‰、6.9‰。可见，西坡的猪和狗基本以粟作农业副产品为生。31位西坡先民的δ¹³C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为-12.4‰~-7.9‰，平均值为-9.7±1.1‰，δ¹⁵N分布范围为6.9‰~12.7‰，平均值为9.4±1.0‰，说明粟和黍以及用与粟有关的农业副产品饲养的家畜是先民食物的主要来源。西坡人群的δ¹⁵N平均值比猪和狗的δ¹⁵N平均值（7.5±0.6‰，n=3）高大约1.9‰，说明西坡先民食谱中有一定的动物性食物，而人群较大的δ¹⁵N分布范围意味着不同个体肉食资源消费程度差异比较明显。张雪莲等曾注意到西坡先民δ¹⁵N值与墓葬规格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大墓墓主人δ¹⁵N值总体上高于中小型墓墓主人，这种情况暗示当时社会地位较高的个体生前可有机会食用更多的动物性食物。

5.中沟遗址 中沟遗址位于洛阳老城区邙山镇中沟村东，是一处仰韶晚期的小型村落遗址，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陈相龙等曾对中沟遗址的人和动物开展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猪（n=5）的δ¹³C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为-10.5‰～-6.2‰与-8.1±1.9‰，δ¹⁵N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为5.5‰～7.5‰与6.7±0.7‰，表明它们基本以C4类食物（如粟和黍的果实及谷糠）为生，且以植物性食物为主。1例狗的δ¹³C与δ¹⁵N值分别为-6.0‰与6.0‰，意味着其食物也基本来自C4类食物。中沟先民（n=28）的δ¹³C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为-11.9‰～-6.1‰、-7.5±1.4‰，δ¹⁵N值的分布区间为6.8‰～10.1‰，平均值为8.5±0.8‰，比猪和狗的δ¹⁵N平均值（6.6±0.7‰）高大约1.9‰，这意味着中沟先民整体上以粟和黍等C4类食物为食，并摄入了一定比例的动物性食物。值得注意的是，ZG11与ZG15的δ¹³C值相对较低（-11.9‰、-11.3‰），表明中沟先民不同个体食物结构存在差异。通过对墓葬（n=17）与灰坑（n=11）出土人骨的δ¹³C与δ¹⁵N进行非参数检验发现，两类遗迹人骨δ¹³C值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68），平均值分别是-7.7±1.6‰、-7.2±0.8‰，但前者δ¹⁵N值明显高于后者（p=0），分别是8.9±0.6‰、7.8±0.7‰。这说明灰坑内死者生前食物中的动物性蛋白的比例低于墓葬中出土的人群。

6.沟湾遗址 沟湾遗址原名下集遗址，位于河南淅川上集镇张营村沟湾组东，主体遗存可分为仰韶、屈家岭和龙山三个时期。其中，仰韶遗存可以细分为四段，分别对应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一期或枣园类型晩段、邓州八里岗仰韶文化第二段或后岗类型、邓州八里岗仰韶文化三期或庙底沟类型、八里岗仰韶文化第五段或大河村类型早段。付巧妹等曾对沟湾遗址仰韶一、二、三期与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出土人骨进行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仰韶一（n=12）、二（n=20）、三期（n=7）先民的δ¹³C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为-15.6‰~-12.7‰与-14.4±0.9‰、-20.0‰~-11.1‰与-14.2±2.5‰、-16.8‰~-11.9‰与-14.5±1.9‰，δ¹⁵N平均值与分布范围分别是6.9‰~7.8‰与7.2±0.2‰、7.6‰~10.6‰与8.9±0.9‰、7.4‰~9.5‰与8.6±0.7‰。总体上看，仰韶时代沟湾先民主要以稻米为代表的C3类食物为食，同时消费了一些以小米为代表的C4类食物。非参检验显示，三个时期先民δ¹³C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90），而δ¹⁵N则差异明显（p=0），检视数据可知先民食物中C3/C4类食物的比例没有明显变化，但仰韶二期与三期的δ¹⁵N值明显升高，即食物中肉食资源比例稳步增加。作者认为这种变化可能暗示仰韶时期该遗址稻粟混作的农业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家畜饲养业规模不断增加并为先民提供了更多可消费的动物资源。屈家岭文化时期2例先民的δ¹³C与δ¹⁵N分别是-15.2‰与6.4‰、-14.4‰与7.6‰，他们食物中C3/C4类食物的比例与仰韶时期先民相比几无变化，但食物中动物性资源的比例明显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沟湾遗址出的农作物中，稻米虽有发现，但其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无法与黍和粟相比。这与食性分析的结果似乎有矛盾之处。就研究材料来说，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均是通过对古代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有意或无意丢弃后、又历经埋藏学的后期改造而被收集的遗存来探讨相关问题。因此，所分析材料之于食物资源消费的代表性有时难免会有偏差。骨骼稳定同位素数据记录了骨骼代谢周期内人和动物的饮食信息，反映了个体较长时期内食物结构的总体状况。如果将同位素数据与动植物考古研究结果相结合，便可以比较全面的复原先民食谱与家畜的饲养方式。

7.八里岗遗址 八里岗遗址位于河南邓州市城东约4千米处的白庄村北的湍河南岸的阶地上，遗存主要可以分为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相当于龙山晚期的八里岗四期遗存。其中，仰韶文化遗存极为丰富，涵盖了仰韶文化一、二、三期，与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基本一致。魏彩云曾对八里岗仰韶（n=6）墓葬出土人骨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其δ¹³C、δ¹⁵N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18.7‰~-14.7‰与-17.4±1.5‰、9.9‰~11.2‰与10.4±0.5‰。可以看出，这些样品所代表的八里岗仰韶先民食物结构中C3类食物的比重应高于C4类食物。

（三）  新石器时代末期

1.西金城遗址 西金城遗址位于河南博爱金城乡西金城村中东部，主体遗存包括龙山文化、战国与汉代的堆积，兼有唐宋时期的地层和灰坑。杨凡等曾对西金城遗址人和动物骨骼开展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龙山文化时期1例猪、2例狗与1例牛的δ¹³C与δ¹⁵N分别是-7.6‰与7.7‰、-8.9‰与7.2‰、-8.1‰与7.0‰、-8.4‰与6.5‰，可以看出它们基本以C4类粟作农业产品为食。3例龙山先民的δ¹³C、δ¹⁵N平均值与分布范围分别是-12.8‰~-7.1‰与-9.3±3.0‰、7.1‰~9.7‰与8.5±1.3‰，其中δ¹⁵N平均值比猪和狗（7.3±0.4‰，n=3）高1.2‰、比牛高2.0‰，表现出了明显的以粟作农业为主要食物来源的食谱特征，食物结构中有一定比例的动物性蛋白。

2.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位于新密双洎河畔的台地上，遗址的主体堆积可分为三期，分别属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早期，绝对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100～前1700年，其中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2100~前1900/1850年。吴小红等、戴玲玲等、张雪莲等、王欣曾对新砦先民、动物与植物*开展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新砦的植物考古研究发现，粟、黍两种小米与稻米是新砦最主要的农作物，它们分别属于C4植物与C3植物。粟与黍（n=15，未分期）、稻米（n=10，未分期）δ¹³C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10.0‰~-8.6‰、-9.3±0.5‰，-25.3‰~-23.6‰、-24.7±0.5‰，基本呈现了典型C3与C4植物的碳同位素特征，两类谷物δ¹⁵N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2.2‰~5.7‰、4.4±1.0‰，6.2‰~9.9‰、8.0±1.4‰，说明稻米δ¹⁵N值整体上高于小米。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猪（n=7）的δ¹³C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20.2‰~-8.1‰、-12.0±4.6‰，δ¹⁵N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4.4‰~10.0‰、6.5±1.8‰。2例狗的δ¹³C与δ¹⁵N值分别是-7.9‰与7.3‰、-11.1‰与5.9‰。黄牛（n=3）的δ¹³C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11.4‰~-10.0‰、-10.7±0.7‰，δ¹⁵N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4.9‰~7.5‰、6.4±1.4‰。2例绵羊的δ¹³C与δ¹⁵N值分别是-15.2‰与5.9‰、-14.5‰与6.1‰。1例鹿的δ¹³C与¹⁵N值分别是-18.0‰与6.4‰。可以看出，大部分猪、狗与黄牛主要以C4类食物为食，表明了它们对粟作农业经济的依赖。绵羊的食物中除了C3植物外，也包含较高比例粟和黍的谷草。值得注意的是，个别猪表现出低δ¹³C与δ¹⁵N的特征，与作为野生动物指标的鹿类似，研究人员据此认为这些个体是被人们捕获的野生动物。新砦遗址王湾三期文化1例人骨的δ¹³C与δ¹⁵N值分别是-9.9‰与8.2‰，其中δ¹⁵N值比粟和黍的δ¹⁵N平均值高4.9‰，基本相当于一个营养级的差异，比猪和狗（6.6±1.6‰，n=9）高1.6‰，比牛羊高（6.3±1.0‰，n=5）、比鹿高2.8‰。这意味着该个体基本以谷物为食，动物性食物摄入量较少。

3.瓦店遗址 瓦店遗址位于禹州颖河上游的台地上，主体遗存为王湾三期文化（公元前2200～前1900）。张雪莲等、陈相龙等与王欣曾对瓦店遗址的人、动物与植物开展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瓦店的农作物主要包括粟、黍、稻米与少量大豆，可能还有零星的小麦。其中，粟和黍两种小米与稻米分别属于C4植物（n=10）与C3植物（n=5），其δ¹³C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9.8‰~-8.9‰、-9.4±0.4‰，-26.0‰~-22.9‰、-24.7±1.0‰。小米与稻米δ¹⁵N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3.8‰~10.0‰、6.6±2.9‰，6.7‰~8.6‰、7.7±0.8‰，说明小米与稻米δ¹⁵N值有一定差异，后者整体上高于前者，这种情形可能与稻米生长于δ¹⁵N值较高的水生环境有关。猪的δ¹³C（n=15）与δ¹⁵N（n=10）的分布范围分布是-16.1‰~-7.1‰、5.5‰~8.7‰，平均值分别是-10.9±2.7‰、7.0±1.0‰。狗（n=7）的δ¹³C与δ¹⁵N的分布范围分布是-11.0‰~-8.5‰、6.1‰~8.5‰，平均值分别是-10.0±0.9‰、7.3±1.0‰。这说明大部分猪和狗的食物源自粟作农业，而δ¹⁵N仅略高于小米不到1‰的差异，表明它们消费的C4类食物基本来自δ¹⁵N较低的谷草，而极少食用δ¹⁵N较高的谷物。与此同时，部分猪可能食用了相对较多的与稻作农业有关的食物。黄牛（n=9）与绵羊（n=3）的δ¹³C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16.0‰~-9.4‰与-12.8±2.0‰、-17.3‰~-8.6‰与-14.0±4.7‰，黄牛的δ¹⁵N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6‰~9.1‰与7.6±0.8‰，2例羊的δ¹⁵N值则与黄牛基本相当（分别是7.5‰、7.7‰），这说明黄牛与羊的食物结构个体间差异较大，其中多数黄牛主要以谷草为食，少数个体以C3植物为主食，并采食了一定比例的谷草。瓦店先民的的δ¹³C、δ¹⁵N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15.0‰~-8.7‰与-11.0±2.1‰、6.8‰~10.4‰与8.2±1.3‰。其中，人群的δ¹⁵N比主体农作物粟和黍高仅1.6‰，比稻米高仅0.6‰，比猪和狗高（7.1±1.0‰，n=17）高1.1‰，比牛和羊高（7.7±0.8‰，n=12），比鹿高0.6‰，这意味着大部分瓦店先民的食物主要源自谷物，且肉食资源消费程度较低，人群结构内部饮食情况有一定分化。具体检视数据发现，瓦店先民可以基于δ¹³C、δ¹⁵N值分为二个群体，虽然他们的食物结构中粟和黍以及用粟类食物饲养的家畜占比最高，但其中一个群体的食谱中明显包含了更多的稻米。

4.煤山遗址 煤山遗址位于汝州市区，主体遗存属于王湾三期文化，同时兼有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遗存。周立刚对煤山遗址王湾三期文化的先民开展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4例人骨δ¹³C与δ¹⁵N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16.9‰~-10.9‰、-15.0±2.8‰，8.0‰~11.2‰、10.2±1.5‰，说明煤山先民的食物结构虽同时包含C3类食物与C4类食物，但个体间的饮食差异较大。结合文化背景，周立刚发现以水稻类食物为主食的3位先民墓葬等级较高、随葬品较丰富，而另1位以粟类食物为主食的先民则墓葬较小、无随葬品，因此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煤山遗址地位较高的人更倾向于食用更多的水稻。

5.平粮台遗址 平粮台遗址位于河南淮阳大连乡大朱村，主体遗存属于龙山时期的造律台文化（王油坊类型），其中龙山时期墓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300~前1930之间。周立刚对平粮台造律台文化墓葬出土人骨开展了食性分析。该群体（n=8）δ¹³C、δ¹⁵N的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10.5‰~-7.5‰与-8.7‰±1.2、7.2‰~10.0‰与9.0±1.0‰，其中墓葬规格较高的M254墓主人的δ¹³C、δ¹⁵N分别是-9.4‰、9.9‰。可以看出，平粮台先民的食物主要来自于粟作农业，M254较高的δ¹⁵N表明当时个体间肉食消费的多少可能与墓葬形制展现出来的身份和地位有关。

6.郝家台遗址 郝家台遗址位于河南漯河郾城区孙家庄乡石槽赵村东北沙河北岸的台地上，主体遗存属于龙山文化、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和东周时期文化遗存，其中龙山遗存最为丰富。周立刚曾对郝家台龙山文化时期的人骨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郝家台龙山先民（n=11）的δ¹³C、δ¹⁵N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为-20.7‰~-8.6‰与-13.1±4.9‰、7.3‰~11.1‰与9.1±1.1‰。从数据分布来看，郝家台龙山先民的同位素明显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7个个体，δ¹³C高而δ¹⁵N低，二者的分布范围分别是-11.1‰~-8.6‰、7.3‰~9.4‰，他们主要以粟类食物为食；第二组包括4个个体，δ¹³C低而δ¹⁵N高，二者的分布范围分别是-20.7‰~-17.5‰、9.4‰~11.1‰，他们应主要以稻作农业产品为食。从遗址布局来看，郝家台墓葬的分布似乎呈“大分散、小聚拢”的规律，可能存在较为自由的以个体家庭为核心的丧葬观念。这种可以自由选择丧葬习俗的观念，也可能呈现在食物结构的分化上。

7.下寨遗址 下寨遗址位于河南淅川滔河乡下寨村北的丹江西岸，主体遗存的时代依次为仰韶文化时期、石家河文化时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二里头时代早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汉至唐代和明清时期，其中“乱石滩类型”（相当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墓葬的年代为大约公元前2280~前1660年。周立刚曾对“乱石滩类型”人骨进行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下寨“乱石滩类型”墓葬出土人骨（n=22）的δ¹³C、δ¹⁵N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为-17.0‰~-6.4‰与-10.2±1.9‰、7.1‰~9.8‰与8.2±0.7‰。从数据分布来看，下寨遗址乱石滩类型先民绝大多数基本以C4类粟作农业食物为食，仅有1例个体食物中的C3类或稻作农业产品占优。

8.八里岗遗址 魏彩云曾对八里岗龙山（n=6）墓葬出土人骨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这一时期先民的δ¹³C、δ¹⁵N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19.8‰~-10.9‰与-17.3±3.2‰、8.7‰~15.8‰与12.3±2.7‰。可见，龙山时期八里岗先民食物结构中C4类食物的比例相对仰韶时期有所增加，这种情况可能与稻粟混作区内稻米与小米生产的此消彼长有关。与此同时，由于龙山时期的6个样品中有4个来自瓮棺葬中的婴儿，其较高的δ¹⁵N应与母乳效应有关，并不能代表当时该社群的营养级水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外2例样品的δ¹⁵N分别是10.2‰与8.7‰，与仰韶人骨的δ¹⁵N基本相当。

9.贾庄遗址 贾庄遗址位于河南正阳吕河乡贾庄村东南吕河南岸的二级阶地上，遗存分别属于龙山文化、商周时期、汉代、宋代与清代，其中龙山时期的墓葬M12保存较好，且随葬品丰富。周立刚对M12墓主人的骨骼开展了食性分析，该个体的δ¹³C、δ¹⁵N分别是-19.1‰、12.7‰，显然主要以稻作农业产品为食，且食物中包含较多动物蛋白。

四、讨论

（一）  生业经济变迁

下文将系统总结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与末期的生业经济状况，统计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先民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并制作箱式图，以期更加直观地观察各阶段先民食物结构的变化情况。

从贾湖遗址先民的食性分析结果可知，人群食物结构的历时性变化反映了从采集、捕捞、渔猎向稻作农业和家畜饲养转变的过程。这一发现与动植物考古研究结果相吻合。贾湖遗址虽然有少量稻作遗存出土，小穗轴的形态也显示其正处于驯化阶段，但无论是稻米还是稻田杂草的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都没有明显优势，植物遗存组合中发现大量菱属、莲藕、野大豆、豇豆属、薏苡、葡萄属、山核桃、山楂、猕猴桃、山药等残骸。此时，贾湖先民虽已开始了植物栽培，可能对多种植物资源进行了强化利用甚至培育的尝试，并已完成了猪和狗的驯化，但渔猎采集对于人们仍很重要。在先民曾经栽培、管理或强化利用的众多植物中，水稻因为某些特性，比如环境适应能力强、稻米便于长期储存等特点，逐渐被人们重视并推广。这种有意识的强化管理是驯化实验成功与农业出现的前提。动物考古显示，贾湖先民已经开始饲养猪和狗，但进行同位素检测的猪骨的来源存疑、狗的工作还未开展，两种家畜的饲养方式今后还需继续研究。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贾湖遗址仍处于初级的农业阶段，遗址的早期可能仍属于低水平的食物生产阶段。当然，贾湖遗址的生业经济在裴李岗文化共同体中是否具有普遍性，仍需后续工作予以验证。

我们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参见图二），仰韶前期三门峡-郑州一线与豫西南地区人群在饮食上已经出现了分野，前者食物结构中以粟和黍为代表的C4类食物的比例明显高于后者，随着时间推移两个地区人群食物结构的差异逐渐增大。结合植物浮选结果中农作物出土情况以及粟、黍与稻米的出土概率与绝对数量比例，我们认为两个区域人群食谱的结构性差异，反映了生业经济状况的不同，即三门峡-郑州一线仰韶人群主要从事粟作农业生产，而豫西南地区农业人群则从事稻粟兼营的农业种植方式。就区域内先民稳定同位素比值的情况来看，从仰韶早期东庄类型晓坞遗址至仰韶晚期中沟遗址，三门峡-郑州一线先民的δ¹³C大致呈现出逐渐升高的趋势，这一变化意味着粟作农业产品在先民食物结构中的比例在不断升高，其背后应与粟作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关。

不同遗址先民的δ¹⁵N值存在一定的差别。西坡与中沟遗址先民δ¹⁵N平均值比作为主要肉食资源的猪和狗均高大约1.9‰，这意味着整体上看两遗址人群食谱中动物资源的比例大体相近。考虑到其他遗址缺乏动物的δ¹⁵N值作为参照，我们还无法判断这种差别应归结为人群食物结构中动物性资源比例不同，还是各遗址土壤有机质、植物、动物等δ¹⁵N背景值的差异导致人群δ¹⁵N值的不同。这种现状要求研究人员今后注意收集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稳定同位素测试和古食谱重建。尽管如此，西坡等多个遗址人群内部δ¹⁵N的分化或许与社会分层所引起的不同人群肉食消费程度的差异有关。

这一时期，猪和狗已经成为中原地区仰韶先民普遍饲养的家养动物。根据对西坡与中沟遗址猪和狗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可知，当时人们主要用与粟作农业有关的产品，比如粟和黍的秸秆、谷糠，以及人们的残羹剩饭与生活垃圾等来饲养它们。然而，这两个遗址都分布在三门峡—郑州一线，其他地区家养动物的饲养方式仍不清楚。

对新石器时代末期各遗址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进行比较（参见图三）可以发现，此时先民食谱呈现明显多样化的趋势，即便是在同一个小的区域、甚至同一个遗址，先民食物结构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新砦与贾庄遗址样品量太少，姑且不论。黄河北岸的西金城遗址先民食物中粟作农业产品明显占据绝对优势，豫中地区的瓦店、煤山、郝家台遗址先民食物结构中同时包含了粟类C4食物和相当比例的稻类等C3食物，且稻类食物的比例在不同遗址略有不同。同属于豫西南地区的下寨与八里岗遗址食物结构的表现差异巨大，前者明显以粟作农业产品为主食，而后者则主要以稻类食物为食，这种差异可能与遗址所处的小环境相关。八里岗遗址位于平原地区，便于进行水田管理，下寨遗址位于低山丘陵地带，更加适合利用缓坡发展粟作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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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瓦店、煤山、郝家台等多个遗址人群的碳同位素比值均可分为2组，暗示了人群内部在消费粟和稻类食物方面各有所重。这种情况可能是本地居民个体或家庭间生计方式有所差异的反映，暗示了同时期同一遗址存在不同生计方式人群的可能性，这一发现为认识早期人群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借鉴。具体检视人群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可以发现，δ¹³C较低、以稻作农业产品为主要生计的人群，往往表现出较高的δ¹⁵N，而δ¹³C较高、以粟作农业产品为主要生计的人群的δ¹⁵N通常偏低。考虑到新砦与瓦店遗址稻米δ¹⁵N普遍高于粟和黍，这种情况应与人们消费粟黍/稻米高低有关，而未必反映了前者有更多食用动物性资源的机会。

龙山晚期，中原地区在继续保持猪在家养动物群中的绝对优势的同时，开始出现和黄牛和绵羊，形成了猪、狗、黄牛和绵羊共同饲养的家畜饲养业，比如本文涉及的西金城、瓦店、新砦和煤山遗址。以西金城、瓦店、新砦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猪和狗的食物结构基本延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情形，即呈现出以黍、粟等C4类食物为主的食谱特征，暗示猪和狗的饲养与粟作农业的密切关系。根据这三个遗址黄牛和绵羊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的分析可知，黄牛的食物中虽然同时包含作为粟作农业副产品——秸秆、谷糠和以C3植物为主的野生植物，但显然消费了更多的谷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羊的食物中既有C3植物又有C4植物，不同时期的差别不甚明显，可以认为这些羊应主要以放养为主，同时也可能会在秋收之后啃食粟/黍收割后余留地里的庄稼茬，人们仅在需要的情况下（比如草木干枯的冬季或天气恶劣的时候）向其供给食物（如谷草）。也就是说，牛和羊虽然均为食草动物，但它们的饲养方式在中原地区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式，即分别以圈养和野外放养为主。这意味着，与绵羊相比，人们更加重视黄牛的饲养管理。这种情形的出现，一方面可能因为粟作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可以为黄牛的饲养提供更加充分的饲料（谷草），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人们出于保护财产的考虑而尽量减少黄牛自由活动，以免走失或被其他人群掠去。正如《礼记·曲礼》所记“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即家畜的数量是衡量财富占有程度的指标。与其他家畜相比，体型硕大、经济和社会价值较高的黄牛更可能被人们严加看护。

（二）  环境、生业与社会

生计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人们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发展出来的技术体系，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生业经济状况则可以看作是人们为适应和开发自然环境而共享的知识、经验与技能的呈现。地理环境上看，河南省所在的区域恰位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过渡地带，被视为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的秦岭-淮河一线便从本省南部横穿。受此影响，省内的气候、植被和土壤等自然环境条件都呈现出过渡性的特征。豫西地区因秦岭余脉向东扇状展布而形成以伏牛山为主体的山地，黄河横贯豫中之后转而向北，黄河及其支流流经之地形成了肥沃的冲积平原。淮河及其支流分别流过豫东与豫南，豫西南的丹江、唐白河等则向西南注入汉水。这些地理要素构成了早期人类活动的舞台。不同区域内陆形地貌的差异当然会对人类生计方式和生业经济面貌产生影响，其影响的程度又会因为气候波动与环境变迁而发生变化。当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释生业经济的变化过程，进而讨论文化演变与社会变迁，显然忽视了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全新世以来，东亚大陆曾经历过多次气候波动，总体趋势则是气候逐渐回暖，早期的定居人群便是在这种环境背景下出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河南省内的环境条件由全新世早期比较温和干燥的温带草原环境转变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暖温带森林环境。此时，人们关于本地动植物的知识、经验及技术积累促成了早期农业的发生：贾湖先民已开始饲养猪和狗、栽培稻米，并强化利用菱属、莲藕、野大豆等植物资源，郑州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居民开始种植粟（可能还有黍）。最终，稻米、粟和黍因为某些特性成功获得人们的青睐，逐渐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

进入仰韶时代，随着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到来，本地气候和降水较现在优越，整体上呈现出亚热带气候，郑州周边等多个地区普遍发育湖泊，虽然公元前3800和公元前3300年前后，也曾发生过两次季风减弱的气候波动。三门峡-郑州一线的晓坞、西山一期仰韶早期先民的食物结构反映出粟作农业生产的主要产品粟、黍以及用粟黍类副产品饲养的猪和狗已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仰韶中期的关家、西山仰韶二期、西坡以及仰韶晚期中沟等遗址居民食谱中粟类食物的比例比早期略有升高，这意味着粟作农业经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稳步发展、逐渐繁荣。与此同时，豫西南地区沟湾仰韶一期先民则稻粟兼营。从沟湾仰韶二、三期、屈家岭文化时期与八里岗遗址仰韶时期人群的食物结构来看，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去。值得一提的是，豫西南地区因毗邻江汉平原，当地的生业与文化无疑会受到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共同体和江汉平原大溪-屈家岭文化的交互影响，从而使得不同时期不同人群食谱中粟/稻类食物的比重略有变化。可见，在全新世大暖期最佳适宜期出现的背景下，河南境内在仰韶早期就开始形成了以三门峡-郑州一线为地理重心的粟作农业经济系统和豫西南地区的稻粟混作农业经济系统。农业经济的不断繁荣、农业社会的建立与发展，是人口迅速增殖的前提，突出的表现便是仰韶时期河南境内考古聚落的大量增加。人口-资源压力又迫使人们不断提高聚落内部地管理能力，这势必会刺激聚落内部社会分层逐步凸显。与此同时，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一部分人也开始向四周不断扩散，这是文化渗透、传播与裂变的前提。

龙山时代早期水热条件相对优越，中晚期气候开始干冷化，特别是距今4000年的龙山末期，因为气候恶化可能导致了洪水频发。面对突变的自然条件，以环嵩山地区王湾三期文化居民为代表的中原先民，继续发展粟作农业经济的同时，因地制宜，增加对稻作农业生产的投入，在食物结构上表现为瓦店、煤山等遗址居民明显消费了一些稻类产品，甚至同一个遗址还出现了两群分别主要从事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社群。这种现象暗示了本地精英阶层社会整合能力和基层管理能力的提升。而在前一个阶段水稻虽有发现，但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稻米在先民食物结构中的占比并不明显。与嵩山地区相比，豫南地区人群食物结构中稻米类食物的重要性更加明显，有限的材料指示八里岗、贾庄遗址先民的食物主要来自稻米为主的农业产品，这种情况不仅是人们对当地水源充足环境条件的适应，也可能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稻作农业居民的北向影响有关。下寨遗址或因为小环境特殊，人们更加依赖粟作农业。

值得注意的是，也恰恰是这一时期，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家畜饲业的发展：在继续保持家猪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黄牛和绵羊的饲养甫一出现便迅速在中原地区普遍推广。对西金城、新砦、瓦店等遗址家畜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可知，猪和狗的食物基本来自粟作农业副产品，同是食草动物的黄牛和绵羊则分别主要以谷草（粟和黍的秸秆与谷糠）和野草为食。可见，黄牛与绵羊这两种典型的草食性动物传入中原地区的农业社会之后并没有引起生业经济较大程度的转变，相反，其食物中高比例的谷草显示牛的饲养也被逐渐纳入粟作农业经济系统之中。即中原地区在黄牛与绵羊传入之后，黄牛的饲养也逐渐发展成为依附于粟作农业生产的衍生产业，而绵羊则成为粟作农业生产方式的补充。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以环嵩山及临近地区为代表的龙山先民在继续发展粟作农业的同时，兼营稻作农业，并把黄牛作为农业生产的衍生产业，把绵羊饲养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这种多元化的生业经济系统增加了区域内农业生产总值，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充足的食物。考虑到龙山晚期中原地区出现的猪、狗、黄牛和绵羊等多品种家畜共同饲养和粟、黍、稻米、大豆等多种农作物同时种植的生业经济状况，我们认为龙山时期的环嵩山及临近地区，在与周边文化发生撞击和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吸收了一系列先进的生产力要素，并因地制宜进行了一系列适应性调整，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食物生产方式和复杂化的生业经济面貌。当然以上的认识在今后的工作中还有待进一步的补充、完善和修正。

五、余论

河南境内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在气候条件发生多次干湿冷暖波动的背景下不断推演，取得了璀璨的文明成就，逐步奠定了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解释这一宏大的历史过程时，除了分析环境变化背景下考古学文化的兴替与社会复杂化的发生，还必须从生业经济入手，讨论人们是如何适应和改造环境，实现自身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纵观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末期生业经济的发展可知，人类社会至少在公元前7000~前5500年前后贾湖遗址就已经开启了向农业社会迈进的步伐，大约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仰韶早期，农业生产已经成为人们获取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农业社会随之逐渐形成。农耕生产的发展，推动了人口不断增殖，这又客观上刺激了聚落内部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而人口-资源的压力又使得部分人群不得不走向远方，由此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化渗透与传播，开启了文化裂变的大势。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社会之后，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逐渐形成、区域间文化撞击与融合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中原腹心地带的生业经济面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在继续发展粟作农业生产、保持家猪为主要家畜种类的同时，开始推广稻米的种植，并顺应时代潮流，引进了黄牛与绵羊，可能还有小麦，从而形成了多品种农作物同时种植和多种家畜共同饲养的生业形态。这些变化，尤其是黄牛与绵羊的快速推广及其饲养方式的适应性调整，推动农业经济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令人感慨精英阶层创新务实、兼容并蓄的远见卓识。新的食物生产技术也势必会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能，这是人口继续增长和财富快速积累的前提，也是应对与缓解人口-资源压力的有效途径。生计方式的多样化相应的会引起与之相适应的土地资源利用与生产组织方式变化，进而可能引发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上述这些变化，恰恰是社会复杂化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广域王权国家出现的重要因素。

由河南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变迁，及其与环境、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认为，虽然自然环境会给特定时空范围内特定人群的生业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打上深深的烙印，但如果将人类社会放在长时间尺度上来观察则发现，知识、经验与技术的积累和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人口-资源的压力助推了新技术的发明、传播与推广。也就是说生业经济既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又会因为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发展。生业经济的变化进而又可能会引起食物生产、分配、加工和消费以及生产工具组合、土地利用策略、生产组织方式以及社群关系等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连锁反应，这些变化对于社会复杂化进程加深和早期文明化进程提速的影响值得我们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致谢：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李志鹏副研究员、钟华博士与首都师范大学尤悦副教授的宝贵意见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