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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喜欢孔、孟并举，更以“亚圣”称誉孟子，意在强调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对儒家道统的维护。但是，在探索孟子关于政治的观点与实践时，更应该关注孟子对孔子思想继承之外的独特性，例如，孟子对“君子之仕”与“君子之廉”的理解，就更为深入。 通读《孟子》全书，明显能感受到，孟子并没有像孔子那样，直接就君子进行诸如“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描述。这样的警句，在《论语》中平常习见，但在《孟子》中，则是稀有之语，如《孟子·离娄上》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此类表述在《孟子》一书中并不常见。 孟子更注重对君子政治内涵的阐发，甚至直接讨论君子与“仕”之间的关系，这是孟子对君子内涵理解的鲜明特点，值得深究。 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当一个叫周霄的人问孟子：“古之君子仕乎？”孟子直接回答：“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孟子认为，君子要出仕为政，为国出力。而且，孟子接下来对周霄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认为，如果君子失了自己的位置，失去了为国出力的机会，其性质等同于诸侯丧国失家，成为无根之人。不出仕，君子将不再是君子。可见，孟子非常看重君子的政治身份，他对君子的界定，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将治理国家的责任赋予了君子。 《孟子》一书中，对“君子之仕”论述最集中的，是《孟子·万章下》和《孟子·告子下》。在《孟子·万章下》的第一章中，孟子便指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为“仕”的原则：伯夷是“治则进，乱则退”，即天下太平就为官，天下动乱则隐退；伊尹是“治亦进，乱亦进”，即不管天下治理得好坏，都为官；柳下惠是“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即不嫌官位小，不隐藏自己的才能，按原则办事；孔子则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即在任何情况下，顺势应时，能做官就做官，不能做官就停止。而在《孟子·告子下》中，不仅重提伯夷、伊尹等古风君子之仕，而且在回答“古之君子何如则仕”时提出“所就三，所去三”的原则，即君子为官的条件是，君主要对君子尊重、讲礼节、说话算数，否则就弃官而去。其实，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人，均是中国古代君子的代表，他们为国而仕，仕而有节，所以，孟子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当然，《孟子》这两章，更加集中论述的，还是“君子之仕”，当合乎礼，合乎义，合乎仁。 孟子更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他重视君子政治品格的同时，又直接将“廉洁”纳入考量标准，也由此将“君子之仕”很自然地延伸至“君子之廉”，使这一思想逻辑具有更加丰盈的内涵。 在《孟子·滕文公下》中，齐威王的将军匡章问孟子：“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匡章认为陈仲子是个“廉士”，即是个廉洁君子，他居住在於陵这个地方，几天没有吃饭，饿得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最后，将金龟子的幼虫吃剩的李子吃掉，才稍稍恢复。为什么陈仲子饿成这样呢？孟子在后文作了解释：“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原来陈仲子即田仲，出自齐国最有影响的家族——田氏家族，这个家族最后完全掌控了齐国政权。田仲认为他的哥哥田戴虽居万钟之爵，但为人不义，自己羞与之为伍，既不食田戴之禄，亦不居田戴之屋，所以才陷入如此窘境。匡章认为陈仲子是位廉士，但是，孟子却完全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说：“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孟子认为，陈仲子算不上是廉洁之人，因为陈仲子除非像蚯蚓一样，才可以真正在物质上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做到最少。陈仲子住的房子，能保证一定是伯夷这样的人所建而不是盗跖这样的人所筑吗？陈仲子吃的粮食，又一定是伯夷这样的人所种而不是盗跖这样的人耕作所获吗？所以，陈仲子的衣、食、住、行，到底哪些方面与贪污之人有关系，完全说不清楚，这不是判断一个人廉洁的标准。 所以，廉洁的内涵，在孟子那里是有严格的判断标准的。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孟子对陈仲子的评价，并不过多关注陈仲子独善其身的道德表现，他认为，这种独善其身，不仅是不能完全兑现的举动，更为重要的是不一定会对当时的国家廉洁治理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将是否能够对国家廉洁治理带来实质性的作用，作为“君子之廉”的判断标准，正是孟子务实思想的直接体现。 孟子是极为务实的思想者，孟子谈为政，较少空谈，都落在实处。如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样的描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又如《孟子·尽心下》言：“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可以说，这样的描述，《孟子》一书中随处可见。孟子谈为政，都涉及这些细腻的、温暖的层面，关注的都是民生实事，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读《孟子》，扑面而来的，是人间烟火气息，孟子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为政举措，他当然会批评甚至否定陈仲子不能兑现的独善其身。 其实，孟子主张的仁政，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实”政。孟子崇实，所以反对“虚行”，更反对“乱行”，即乱作为，这也可视为孟子为政思想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能体现其对“君子入仕”的理解，也能体现其对“君子之廉”的预期。如在《孟子·离娄下》，孟子对子产为政行为的评价：“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子产用自己的车，渡人过河，也是亲民之官。但孟子觉得，与其天天渡人过河，不如修好桥，一劳永逸地解决百姓过河难的问题。孟子说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就是说子产解决老百姓的心是“惠”的，但不知道如何有效解决问题，就是“不知为政”，是乱作为，而乱作为，也是一种为官不廉！ 所以，孟子论君子之廉，以客观的为政效果为依据，这又是孟子思想的杰出和独到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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