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曾向唐朝皇帝称臣——隐藏在百济人墓志中的历史真相作者：admin?来源：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时间：2017年05月31日00:00
:00阅读94?马云超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中日两国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但政治关系始终若即若离。自汉朝以降，中国皇帝以朝贡和册封为
纽带，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逐渐构成了学者所称的“东亚文化圈”。东汉至东晋南朝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地方政权也曾主动请求中原王朝册
封，凭借后者的威望完成了列岛的统一，并在与朝鲜诸国的角逐中获取一席之地。但此后，除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将军短暂向明朝称臣外，日本在多
数时候都游离于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外。特别是圣德太子在致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作为意在与中国王朝开展独立
对等外交关系的宣言，至今仍为日本学者津津乐道。然而，近年来百济人祢军墓志的公开，却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一祢军墓志
，全称“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发现于陕西西安。墓志公布以前，百济人祢军的事迹仅散见于《日本书纪》和《三国史记》之中，
甚至有人主张《三国史记》中的“百济祢军”不过是“百济将军”的讹误。2011年《祢军墓志》正式公布，此后同族的祢寔进、祢素士、祢仁秀
等人的墓志也先后为世人所知，学界对于祢氏家族也有了比较清晰完整的了解。祢军（613—678年），字温，百济熊津人。其祖先据说是东汉
祢衡的后人，西晋永嘉年间为躲避五胡战乱而渡海来到了朝鲜半岛。斗转星移，等到祢军的曾祖父一代时，他的家族已经在百济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曾祖祢福、祖父祢誉、父亲祢善，先后担任百济国的一品大员——佐平。祢军天资聪慧，且名声遍布三韩，作为长子本应袭任佐平，但此时东
亚世界的局势已急剧动荡。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七月，唐将苏定方率军自山东半岛横渡大海进攻百济，不到三日便攻陷了百济国都泗沘城，
末代君主义慈王仓皇出逃，立国七百余年的百济国宣告灭亡。祢军与其弟祢植虽跟随义慈王逃到熊津城，眼看大势已去，兄弟二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
决定。当月，祢氏兄弟发动政变，将义慈王捆绑献于苏定方帐下，同时向唐朝请降。九月，苏定方押领着“百济王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和百姓一万二
千人”，从泗沘城返回唐都长安，祢氏兄弟也在队列之中。此后，祢植改名祢寔进，留在长安生活，祢军则被授予“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一职，
返回百济故地继续效力。二平定百济后，由于唐军的统治政策失当，当地军民在百济贵族鬼室福信的号召下，迅速结成了规模浩大的复国势力。为了
抗击唐朝，鬼室福信还联合百济的传统盟友倭国，一时间复国运动如火如荼。龙朔三年（663年），百济和倭国联军从海路进援复国军的大本营—
—周留城。得知这一消息后，唐朝水军在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的出色指挥下，于百济白江口（今锦江下游）沉着迎敌，四战四捷。联军战船四百余
艘被悉数焚毁，“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旧唐书·刘仁轨传》）。由此，百济故地的复国势力被一扫而尽。在稳定了百济的局势后，唐朝将目光
重新投向北方的宿敌高句丽。为了巩固后方，在白江口战后的两年中，刘仁轨先后派遣朝散大夫郭务悰、刘德高带领使团赶赴倭国，祢军两次皆在使
团之中。奉命出使倭国，这是祢军入唐后最重要的使命，也是《祢军墓志》中最浓墨重彩的部分：以公格谟海左，龟镜瀛东，特在简帝，往尸招慰。
公侚臣节而投命，歌皇华以载驰。飞泛海之苍鹰，翥凌山之赤雀。决河眦而天吴静，鉴风隧而云路通。惊凫失侣，济不终夕。遂能说畅天威，喻以禑
福。千秋僭帝，一旦称臣，仍领大首望数十人将入朝谒，特蒙恩诏授左戎卫郎将，少选迁右领军卫中郎将兼检校熊津都督府司马。这段志文对仗整齐
且精于用典，读来不乏晦涩之感。简而言之，祢军随使节团到达倭国，以其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成功说服了所谓“僭帝”向唐朝称臣，并且还带回了当
地的豪族“大首望”入朝觐见高宗。那么，这里的“僭帝”是指谁呢？有学者认为，此处“僭帝”可能指代高句丽王高藏，“称臣”则暗示了其后高
句丽灭亡之事。但是，这一解读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从目前所知的史料来看，白江口之战后祢军始终活跃于百济故地与倭国之间，没有记载能够证实
他参加了对高句丽的战争。笔者认为，联系上下文脉，这里的“僭帝”无疑就是当时倭国的最高统治者——天智天皇。三此前，学界大多是从文学修
辞的角度来理解志文中的“僭帝称臣”，或者认为这只是唐王朝一厢情愿的看法。毕竟天皇向唐朝皇帝称臣之事，在中日韩三国的正史中都没有留下
记载。其实，尽管缺乏正面的记录，“僭帝称臣”依然在《日本书纪》的多个角落留下了蛛丝马迹。只要借助《祢军墓志》的提示，这些看似散乱的
拼板便可构成完整的图像。其一，不合时宜的阅兵式。据《日本书纪》记载，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倭国的菟道（即宇治）附近曾进行过大规模
的军事阅兵。传统观点认为，这是倭国朝廷为了在谈判中争取主动而进行的示威。但仔细想来，此说很难站得住脚。白江口一战，倭国水军在强大的
唐军面前全线崩溃，死伤无数；战后，倭国陷入了唐军来袭的恐慌之中，可见倭国政府对唐朝的实力是深感畏惧的。此刻，唐朝使者已经抵达京城，
谈判过程中无端阅兵炫耀，难道不怕触怒使者而招致战争吗？如果考虑到“僭帝称臣”的背景，阅兵恐怕就是臣服仪式的一部分，炫耀兵力的人也不
是天智天皇，而是唐使刘德高、祢军一行。其二，微妙的历法误差。《日本书纪》记载，“（665年）九月庚午朔壬辰，唐国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马
上柱国刘德高等。”同书同条的原注又称，“七月二十八日，至于对马。九月二十日，至于筑紫。二十二日，进表函焉”。既然当年的九月为庚午朔
，壬辰日本应是二十一日，但原注中却明确记录“进表函”时间为二十二日，这不禁令人心生疑惑。实际上，这样的“一日之差”在《日本书纪》中
并不少见。只要联系到“僭帝称臣”的史实，这一疑惑就可迎刃而解。倭国此前采用的是中国刘宋时期制定的元嘉历，而此次祢军等人来到倭国，在
当地颁布了另一种历法，即唐朝最新制定的麟德历。《日本书纪》中的误差，正是因为混用了这两种不同的历法。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
仁轨在赴任之前，曾经“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宣称平定海东之日，将会“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此次出使倭国，刘仁轨虽未亲
自前往，但刘德高等人奉命出行，将本国最新制定的历法带入倭国颁布，作为倭国臣服的象征，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有一件当时的文物正可佐证麟德
历的颁布：大阪野中寺供奉的弥勒菩萨半跏趺像，其台座上刻有如下铭文：“丙寅年四月大旧八日癸卯开记。”日本学者将此处的“丙寅年”考订为
天智天皇五年（666年），恰好是“僭帝称臣”的第二年。其中的“旧”字就是相对于新的麟德历而言，“旧八日”指元嘉历的四月八日。此外，
《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十年（671年）条中转引了对马国司上报给筑紫大宰府的公文，其中包含有“月生二日”的字样。据考证，“月生”乃是麟
德历中新制的词语，“月生二日”意即当月自新月初现之日起，下数至第二日。这也正好说明，象征倭国向唐朝臣服的麟德历，此时已经运用于倭国
的公文书中。其三，“大首望”的真实身份。《祢军墓志》中显示，祢军在成功完成外交使命后，还带回“大首望数十人”，并令他们朝见了唐高宗
。“首望”一词原指当地的头等望族，此处暗喻了随唐朝使团来华的第五批遣唐使。《日本书纪》记载，“是岁（665年），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于
大唐”。守君大石入唐和大首望朝谒，其实完全就是同一件事。其四，突如其来的借兵。总章元年（668年），唐朝与新罗联军终于兵临平壤城下
，高句丽王开城投降。然而随着高句丽的灭亡，唐罗两国的矛盾旋即暴露出来。新罗不再掩饰自己的意图，开始了独自统一朝鲜半岛的进程。咸亨元
年（670年）三月，唐罗军队发生正面冲突，由此拉开了六年战争的序幕。当时，唐朝正苦于西部吐蕃的不断侵扰，早已无力再在东北地区增派兵
力，与新罗的较量中逐渐陷入了被动。咸亨二年（671年）七月，新罗军又在加林城附近的石门击败唐朝军队，“斩首五千三百级”。正当朝鲜半
岛上战局不利时，郭务悰奉刘仁轨之命，带领着两千余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再一次来到了倭国。关于郭务悰此次访倭的目的，学界存在多种推测，但
从零散的记载来看，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求倭国出兵，共同讨伐新罗。面对东西边疆腹背受敌的困境，唐朝此时向倭国求援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在唐朝
的天下秩序中，臣服的属国负有出兵协同作战的义务。如果缺少了此前“僭帝称臣”的前提，这次史无前例的借兵就会变得难以理解。四然而，“僭
帝称臣”后唐朝并没有对倭国进行有效的控制，倭国很快又重新独立于唐朝的册封体制之外。最终，刚继位的大友皇子（天智天皇之子）没有答应郭
务悰的出兵要求，而是赠予唐军甲、胄、弓矢、绢、絁、棉等物资作为援助。实际上，早在高句丽刚灭亡的总章元年（668年），新罗也曾派遣使
者拉拢倭国，借以共同对抗唐朝，当时天智天皇同样只是赠送战争所需的绢、絁、棉、韦等。不难看出，此时的倭国在唐朝和新罗之间小心翼翼地保
持着平衡，不愿再次介入朝鲜半岛的争夺。此后直到长安二年（702年），唐倭之间的官方联系完全断绝了。退出朝鲜半岛的纷争后，倭国有意地
抹去了曾经对唐称臣的记忆，不仅史书中没有留下正面的记载，麟德历也很快遭到废弃。直到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倭国又通过新罗
重新引进麟德历，并改称为仪凤历，其实仅仅是名称上的区别。9世纪末时，日本学者藤原佐世编纂《日本国见在存书目录》，书中之所以分列了实
质同一的“麟德历”与“仪凤历”，其历史原因正在于此。对于唐朝来说，鉴于西北边疆形势的不断恶化，在东北地区不得不采取守势。仪凤元年（
676年），唐朝下令把安东都护府由平壤迁到辽东城，事实上承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这也标志着太宗以来唐朝在半岛上的进攻态势转向了
全面收缩，至于孤悬海外的倭国，唐朝自然无暇顾及其是去是留了。出使倭国归来后，祢军被授予左戎卫郎将一职，不久升迁右领军卫中郎将，兼检校熊津都督府司马。唐罗战争中，祢军一度遭到新罗扣押，此后辗转返回长安，受封为右威卫将军。仪凤三年（678年）二月，祢军薨于长安的延寿坊，享年66岁。作为活跃在7世纪中期东亚舞台上的归唐百济人一员，祢军虽然屡任武职，效命于朝鲜半岛的战场前线，但他所取得的外交成果远远高出了军事上的功绩。也许正因为如此，《祢军墓志》在忠实记载志主生平的同时，也为“僭帝称臣”这段尘封千年的往事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证明。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责任编辑：姚胜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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