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名 实学大师颜元 作 者 孔淑茵 郑文林 颜世直 著 出版时间 2018-8 出 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颜元语录：先定志而后看史，则日收益矣。如志在治民，凡古大臣之养民教民，兴利黜害者，皆益我者也；志在勘乱，凡古良将之料先策后，出奇应变者，皆益我者也。志不定则记故采词，徒看无益。 解析：先确定志向然后再读史书，那么每天都会有收益。如果立志治理民众，凡是古代大臣使人民休养生息、教化民众、兴利除害的经验教训，都是对我有益的。如果志在平息战乱，凡是古代良将运筹帷幄、出奇应变的谋略，都是对我有益的。志向如果不确定，只能记忆文采辞章，那么读史就白读了，没有任何益处。 颜元19岁这一年，被官府抓了起来，关进监狱。事发突然，却也事出有因，那就是他的养祖父朱九祚摊上了官司，然后弃家逃跑了，颜元为此受到了牵连。 在监狱里，颜元并没颓废度日。他摒除一切杂念，在狱中坚持读书学习，学问反而有所精进。后来他的老师贾珍曾经感慨说：“这个孩子，患难不能扰乱心智，真不是一般人啊。” 颜元出狱后，朱九祚因官司丢掉了官职，朱家从此败落了。为了生计，一家人只好从蠡县县城搬回老家刘村。古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颜元从一种生活进入另一种生活，对他来说，绝对是个考验。他不得不辍学，开始耕田灌园，不辞辛苦地务农养家。经历了牢狱之灾，又目睹了家道的败落，颜元却没有被困难打倒。他一面在田间奔波劳碌，一面勤奋读书，反而在这一年考中了秀才。乡亲们闻讯都来祝贺，他却很冷静，觉得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为了养家糊口，颜元在务农之余，又开始学医。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放松读书学习。由此可以看出，颜元此时已经走出了轻薄浮躁的青春期，展现出自己的担当与定力。 到了21岁这一年，颜元研读了《资治通鉴》，并认识到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章不是真学问，于是决定放弃科举考试。颜元的人生从此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走出了八股文应试藩篱的颜元开始思考治国救民的道理。 现在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明末清初，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都深感亡国之痛，像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曾积极组织武装力量抗击清军，企图恢复明朝。当他们的努力失败后，开始对宋、明两代的学术、思想、教育、政治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他们终于意识到，正是宋、明两代理学教育的空疏无用导致臣民积弱、国力渐衰，于是对其展开猛烈批判。身处这样的社会思潮中，颜元深深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决定放弃科考，专心向学，立志做一个救国救民的圣人。颜元这样想着，也着手这样做了。他放下八股文，开始研究史学、兵学、医学等各种分门别类的种种知识，并认真学习骑射拳剑等武艺，努力使自己成为文武全才。 如此广泛的涉猎，让颜元开拓了视野，为他将来的思想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他通过分析明朝制度的得失，完成了《会典大政记》一书。在这本书中，颜元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见解和政治主张，准备凭着自己的本事来改造社会，大展宏图，创一番业绩。他在不断思考中深深地感受到：只身破重围，单臂匡时乱是难以成功的。兴国安邦必须要有一批优秀的治世人才，而要出人才，非依靠教育不可。 在种地和行医之外，颜元决定开学塾设教，那一年他24岁。教书，既可以挣钱养家，又能以此为渠道培养人才，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可谓一举两得。颜元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一干就是一辈子。颜元认为，教育应该尊崇古人之道，于是把自己的学斋叫作“思古斋”，自己则号称“思古人”。最初，到“思古斋”就学的人很少，但颜元却毫不气馁。几年后，跟随颜元学习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从远处慕名来拜师求学，他的学塾终于得到了认可。 颜元一边教书，一边刻苦学习。24岁时，他开始接触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读之深以为然，他甚至恭恭敬敬地亲手抄写了一册陆、王的《要语》。 这个时期的颜元深受陆王心学的影响。 心学发源于北宋程颢，南宋的陆九渊奠定了心学的基础，明朝的王守仁在继承陆九渊思想的基础上，首度提出“心学”二字。王守仁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他要求人们不能有任何违背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不能有。在哲学层面上，心学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理”，认为理存在于心中，即最高的道理不需要外求，从自己的内心就可以得到。 上面的阐述也许读着稍显深奥，我们不防通过一则故事来简单了解一下心学的主张。有一年春天王守仁游南镇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到山间游玩。朋友指着岩石间一朵花对王守仁说：“你经常说，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天下一切事物都在你心中，受你心的控制，你看这朵花，在山间自开自落，你的心能控制它吗？难道你的心让它开，它才开的；你的心让它落，它才落的？” 王守仁的回答很有意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大概意思是说，离开了主观世界，物质世界便没有意义。“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 有弟子曾经问王守仁，用兵是不是需要有特定的技巧（用兵有术否）？王阳明回答：“哪里有什么技巧，只是努力做学问，养得此心不动即可，如果你非要说有技巧，那此心不动就是唯一的技巧。大家的智慧都相差无几，胜负之决只在此心动与不动。”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守仁当时的回答，自然知道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论调。我们不难发现，心学无限夸大了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将人们的注意力进一步引向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助长了明代后期不务实学学风的盛行。但在当年，此观点却有不少拥护者。 24岁这一年，颜元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写成了《王道论》一书，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存治编》。书中首次出现了“浮文是戒，实行是崇”这样的思想表述。由此可见，尽管颜元当时尊崇理学、信奉陆王之说，但心中已经开始产生实学思想的萌芽。 颜元25岁时，作了《大盒歌》，歌词是：“盒诚大兮诚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酿成盘古味，此中翻为叔季波。兴亡多少藏盒内，高山拍掌士几何，此处就有开匣剑，出脱匣外我婆娑。”后来又写了《小盒歌》。这两首诗和后来的《求源歌》，可以认为是颜元学习陆九渊、王守仁学说的心得。他用“大盒”与“小盒”来寓“宇宙”与“吾心”，颇得陆王要旨，很多人因此称他为“真陆王”。 但许多后来者认为，《大盒歌》《小盒歌》等颜元同时期的诗作避实就虚、晦涩难懂。甚至颜元本人，在多年之后反思自己这些作品，也认为其中充满着幻妄虚矫之情，都是理学的糟粕，不但误人而且误己，堪称反面教材。 颜元25岁那年三月初六，他的妻子张氏为他生了个儿子，恰逢颜元要去易州参加岁试，于是给儿子起名“赴考”。赴考这个孩子生来聪颖可爱，颜元又很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小赴考因此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成熟懂事。可惜，他六岁那年却因得了天花而早夭，这令颜元夫妇心痛不已。 古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人对于子嗣传承非常重视，颜元也不例外。他曾经发誓不得子嗣不远游。可惜天不遂人愿，他的妻子始终未能再生一儿半女。不得已，颜元在47岁那年，过继了一个养子，是和颜元同高祖的一个侄子，名尔檥；56岁时，他又收养了一个孙子，名重光。
颜元26岁时，读了《性理大全》一书后，开始系统地学习程朱理学，并深为信服，从而抛弃陆王学说，改奉程朱理学。他非常坚定地将程朱理学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和责任，举手投足严格按照程朱理学的要求行事。 程朱理学起源于周敦颐，形成于北宋程颢、程颐，集大成于南宋理学家朱熹。 他们主张“理”或“天理”是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因此被称为理学。他们主张理先气后，认为气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气质，人生下来气质分善恶，所以主张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从而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最终沦为政治工具。他们把居敬存诚视为基本行为准则，主张通过半日静坐冥想半日读书来穷究天理。他们提倡静坐的教育效果，认为静坐有助于获得“正觉”。但却没有意识到静坐会让学生对现实的反应能力下降，从而削弱学生的身心健康。 改奉程朱理学之后，颜元无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来静坐悟道。别人对他的另类行为指指点点，他却对别人的取笑不屑一顾，一门心思沉溺于程朱理学的修习之中。
颜元待人处事自有自己的一套主张。1660年秋，26岁的颜元进京赶考，住在白塔寺的椒园，和一个叫作无退的僧人有过一场颇为精彩的辩论。无退当时夸赞佛道，颜元说：“佛教里却有一件事情不好----不允许娶妻。”无退闻言大惊，说：“和尚娶妻，那还如何悟道！”颜元回答说：“连妻子都没有，道从何来？想当年释迦牟尼的父亲娶妻，才有了释迦牟尼，再后来才有了佛教；你无退的父亲娶妻，才生了无退你，然后才有了咱们今天这一番对话。”无退听后沉默不语。改日，无退又来找颜元。颜元问，你不好好参禅悟道，怎么又跑过来了。无退说：“当年帮我剃度的僧人堪称我的再生父母，教我参禅的师傅则是我的授业恩师。如今我的剃度僧即将归西，却穷得买不起一口棺木，我打算为此出去化缘。” 颜元说：“你应该好久没出去化缘了吧，现在却要为了这个人破戒，你是把他当作父母来孝敬了吗？”无退说：“确实如此。”颜元追问：“你的父母可还健在？”无退说：“父母亲都去世了，墓地尚在。”颜元又问：“你是否经常去父母坟上拜祭？”无退答：“祭扫之事有我的兄长呢。”颜元表示不赞成，说：“为了再生父母，你尚且肯破戒尽孝。可你待自己的生身父母又如何？墓都不为他们扫，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吗？”无退闻言泫然泪下。颜元走后不久，无退便南归绍兴老家了。 1661年，27岁的颜元前往祁州拜访学者刁包。刁包将自己的文集《斯文正统》送给他，颜元自此才知道天下还有“道统”一说。回到家后，颜元便设立了道统龛，正位上供奉着伏羲、周公和孔子三人，配位上供奉颜回、曾子、子思、孟子、朱熹等人。颜元每天坚持静坐读书，而且出入都要对着道统龛祭拜一番，将他们视如父、师。那时，如果有谁敢说程朱等人的不是，颜元心里就像自己父母被人贬斥了一样难受。对此，有人认为他狂妄，有人认为他愚钝，还有人认为他古板、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颜元对此皆置之不理。 通州的学者任熙宇听说了颜元的名望，就给颜元写了封信，信上写到：“道不外饮食男女，应事接物之间，惟在变化气质，力行不倦。”颜元深以为然，在回信中把任熙宇比作汉代萧何、曹参那样的人才。任熙宇回信批评颜元评价人不应该言过其实，那样是对人不尊重，说这已经背离了儒道。颜元读了信之后内心警醒，非常佩服任熙宇的见识与胸怀，并经常和别人谈起这件事。
颜元29岁那年，朱九祚的亲生儿子朱晃谋划着要夺取颜元的田产。在朱晃和朱九祚的小妾杨氏的挑拨下，朱九祚让颜元带着养祖母刘氏搬到东边宅院居住。颜元二话不说，完全遵行古人礼让的德行，把田产悉数交给了朱晃。尽管如此，颜元对养祖父却毫无怨言，依然非常孝顺。他经常回去看望朱九祚，每逢初一、十五都去给他行礼问安，每月都会给他送米送面，酒钱、日用品更是从没有短缺过。
颜元严格遵守程朱理学静坐读书的要求。到30岁时，他静坐的功夫已经相当了得。五月的一天，颜元披着棉袄，带雇工赶着牲口驮麦子。雇工垛麦子的当口，颜元独自在柳树下静坐，如入无人之境。周围苍蝇的嗡嗡声听到他耳朵里犹如古曲奏鸣，于是写下《柳下坐记》一文来记述当时的心境。
颜元为人非常注重规矩和礼仪。以他30岁时的某些片段为例：农历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他都要随养祖父去家祠跪拜，先四拜祖先，然后四拜养祖父母，再面朝东方四拜父亲。然后四拜孔子，四拜炎帝、黄帝。而在祭拜的前一天，他一定会吃素，并努力减少欲望。若逢元旦和冬至，就将四拜改成六拜。颜元还坚持每天早晨五点钟以前就起床，先打扫供奉着圣贤的地方，然后作揖祭拜。接下来是打扫养祖父的房间、养祖母的房间。早晨和黄昏都去他们那里问安、作揖。出门前和回家后都会禀告他们一声。如果因事在外过了一夜才回家，就会对着他们拜两拜。若过了五天才回家则四拜。除了打扫祖父母的房间，他还每天亲自打扫院落，有事的时候才让仆人代替。他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给养祖父整理被褥，取送尿盆。冬天帮他们把衣服烘热，夏天为他们扇扇子。他给养祖父端饭时毕恭毕敬。为了保持形象，他常常一整天都不脱外衣，不摘帽子。读书时则一定要坐端正，就像正在当面聆听古人的教诲一样。 颜元经常去拜访一些有名的学者，向他们请教学问，彼此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探讨，并且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为在学问、德行上相互提携的朋友。1664年，颜元31岁时，曾经去蠡县向李明性（蠡县人，崇文尚武，学宗程朱，师从北方名儒孙奇逢，是颜元弟子李塨的父亲）问学，并且表示希望能够和他结交。李明性后来给颜元写了封信，说如果非要他说说为学的事，他主张为人要内敛，要有涵养，不要锋芒毕露，那么就可以洗去浮华和流俗了。他又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希望和颜元保持淡如水的君子之交。
同年7月，颜元去拜访张罗喆。张罗喆是清苑人，他的哥哥是明朝吏部主事，在守卫北京时遇难了。这兄弟二人均以气节为人称道。张罗喆在明亡后专注于讲学，他的观点以“仁”为核心。他和颜元进行了思想、学问上的探讨，当论及性善论时，张罗喆毫不客气地批评了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的人性论悖离了儒道。 颜元还拜访过学者吕申。吕申，清苑人，精通术数和经济之学，尤精堪舆，相山川形势，百不一失二。颜元曾经向他请教天文学知识。由此也可以看出，颜元眼中的学问不只限于经史子集之类。 有一天，颜元与好友王法乾论学时说,在古代“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中唯独音乐没有流传下来，而“御”（驾车）这项技能虽然传下来了，但不是现在急用的，也可以先不着急学习。其他四艺却是一定要好好学习的。如果一味地单纯探究经书，认为藉此就能明理，恐怕就成了没用的学究。李塨后来著述中说，颜元的学说在这时候已经初露端倪，这是老天爷在启发颜元啊。 颜元和王法乾曾经相约去拜访孙奇峰（孙奇峰祖籍河北容城，明末清初理学大家，与李颙、黄宗羲齐名，合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但因为有别的事情给耽搁了，没有去成。明朝末年，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被大奸臣魏忠贤的党羽诬陷入狱，孙奇峰和鹿正、张果中一起把左光斗等人的子弟藏在家中保护起来，一时义声震动，被人们尊称为“范阳三烈士”。明亡之后孙奇逢隐居在河南夏峰山。朝廷屡次征召他去当官，他都拒绝了，人们又因此尊称他为“孙征君”。孙奇峰主张调和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他待人和蔼，平易近人，又以气节名动天下，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值得一提的是，颜元虽然最终未曾与孙奇逢谋面，但1670年曾经以书信的形式同孙奇逢论学，并以私塾弟子自称。他虽然与孙奇逢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毫不影响他对孙奇逢的敬仰，1691年，颜元南游中原时，还曾经去孙奇逢墓前哭祭了一番。
颜元还和王法乾一起去拜访了人称“五公山人”的王余佑。王余佑是保定新城人，少年时就有才能，有名望。成年后更是仗义疏财，广交名士。明亡之后隐居在五公山。每次他登上山顶，回望大好河山，都泪流不止。此后王余佑更加广泛读书，尤其擅长韬略，撰写了《廿史兵略》。此外，他还擅长书法、诗歌等，可谓多才多艺。他的诗书如其人，充满浩然正气，见到者无不敬佩。 转眼到了1666年，颜元32岁了。他对自己为人、为学的要求更加严格。他坚持每天写日记，记录自己当日的过失，一个也不肯遗漏，即使有不宜记录的，他也会写上“隐过”两个字。他说，修身修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言语上的过失；修心修不好，主要是由于不能减少欲望造成的。 1667年，颜元33岁。在长期的实践中，颜元慢慢认识到程朱理学的“理气”二元论比不上孟子的性善论。在不断的思辨中，颜元在34岁这一年迎来了思想上的巨变。
这一年，他的养祖母去世了。颜元在悲痛之余，严格按照《朱子家礼》中规定的礼仪替父亲守孝。他在墓地旁边盖了一个茅庐，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他昼夜穿着孝服守在那里。由于天气冷热不定，墓地又潮气很重，再加上过度悲痛，颜元得了病，病情十分严重。 同村一位老人见颜元实在可怜，于是特地来告诉他，他其实并不是朱九祚的亲孙子，实在没有必要用这么严苛的礼仪来折磨自己。颜元听后大为震惊，连连摇头，不肯相信那个人的话。
为此，颜元特意跑到随东村去问改嫁的母亲，才不得不相信自己确实和朱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颜元长叹了数声，这才从无尽的自我折磨与哀痛中稍稍解脱了一些。 经过这件事，颜元发现《朱子家礼》有随意删削《古礼》的行为，荒谬的地方很多，有违人的性情。比如，《古礼》中说：“初丧，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无算。”《朱子家礼》中却删去了“食无算”这一句。溢是古代容量单位，约等于现在的100克。这样，颜元居丧期间，除了早、晚两顿饭各吃“一溢米”外，就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以致于差一点病饿而死。 可以说，“丧中悟性”是颜元对程朱之学由崇尚转向批判的转折点。从此，颜元对宋明理学的学术和教育方法产生了怀疑并予以否定。比如，颜元对静坐修习的批判。他意识到，学生整日念书静坐不是正学，世上的真理必须是身心和事务合为一体。他还认为，书本教育只会导致年轻人轻视实学，成为文弱书生。他逐渐认识到周公的三物（六德、六艺、六行）、孔子的四教（文、行、忠、信）才是学问的正宗。 颜元的思想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离开程朱理学，不是回归陆王心学，而是沿着事功的方向，走向彻底反理学的道路。从此，颜元力主恢复尧舜周孔之道，猛烈抨击程朱陆王的理学，变成了批判理学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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