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名 实学大师颜元 作 者 孔淑茵 郑文林 颜世直 著 出版时间 2018-8 出 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颜元语录：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 解析：心里面理解了，嘴里能说清楚了，能够写成文章阐述观点了，这些，都不算什么。如果没有亲自在自己身上习练实行过，都没有用处。 学到了知识，要身体力行，养成习惯，这样在临机决断时才能发挥作用。书本上的知识即使学会了，理解了，如果不运用，就是死知识，终有一天会忘记，不能变成自己的真才实学。 美国华盛顿图书馆的墙壁上有这样一句话“我听见了就忘记了，我看见了就记住了，我做了就理解了。”这和颜元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树正学，驱伪学，颜元夜以继日地研读前人的著作，从中去芜存精，写出了著名的《存性》《存学》两编。这两部书的问世，标志着颜元真正抛弃了程朱理学，树起了实学思想的旗帜，走上了彻底反对理学的道路。 《存学编》成为颜元教育思想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颜元彻底脱离了政府提倡的旧式理学教育，走上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道路。他提出教育必须培养“利济苍生”的通才和专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新式教育的先河。 颜元认识到“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因此，他于35岁那年正月取下了“思古斋”的匾额，将之换成了“习斋”。颜元针对程朱理学虚妄无用的学风，提出了要以“实”药其虚妄，以习动代其静坐，转向以“习行”为主要特点的学风。从此，颜元在教学中，注重从启蒙教育阶段开始时就培养学生重习行的习惯，让习行成为学生学习的第一观念和自觉意识。 颜元认为读书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学一点理论皮毛就以为什么都懂了，这种认识非常有害。颜元借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习”就是“鸟数飞”，意思是说只有在实践中时时温习，最终才能运用自如。他认为“心中惺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也。他强调“习”就要求“动”，这与中国传统教育强调“静 ”相对立，是对它的校正。他对弟子说： “。他对弟子说：“读书越多，疑惑也就越多，看事物越没有识别的能力；一味埋头读书，只能损害人的智力，无益于增加人的才德。”他还说，没有实践，一切就像镜里花，水中月，看起来赏心悦目，可是一旦拿掉镜和水，花和月也就消失了。一生对着镜和水只是欺骗自己一世罢了。 颜元反对汉儒乃至程朱一派只讲动机、不讲效果的教育主张，并提出教育必须从“实用”出发的教育观。他感到如果不讲求功利，有许多问题将无法得到答案，他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世上有耕种的人不谋收获的嘛？有织网持钩的人不想得鱼的吗？”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颜李学派实现了中国思想史上从“义利分”到“义利合”的转变，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记其功”。这与中国传统的玄虚之学高谈性命、鄙视事功相对，成为种一矫正虚玄的思想体系。这种正当得利观很值得深思。 当时，博野县、蠡县一带流传着一个说法，那就是“蠡县无医生，博野无教师。”究其原因，就是当时蠡县有个名医行善，治病从不收钱。其他靠行医养家糊口的人被抢了饭碗，只好转行或者搬到别处去。结果等那个名医死后，蠡县突然医生紧缺，百姓看病都成了困难。而博野县令赵用熙、邑人尹会一等人创办义学，不收学费，导致其他教师没饭可吃，甚至连颜元的弟子钟錂那样有学问的人都收不到学生。这样一来从事教育的人越来越少，博野教育大受打击。义学垮台以后的近百年间，博野人才凋零，几乎无人考中举人、进士。而在此之前，从清顺治年间到乾隆三十一年，博野共考中举人24人，进士6人。 颜元认为创造是人的本质特征，人人都可以通过创造而成为圣人，他说：“圣人是肯下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下工夫的圣人。” 颜元还继承了孟子“性本善”的说法。他认为人性变恶，是由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因此他告诫学生要严格自律，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 另外，颜元还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军事和体育教育，他教学生学习兵法、战略，使学生能够骑马、射箭、拳击，有抵挡盗寇的本领，而不是将他们培养成百无一用的愚腐书生。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天，颜元和人们一起骑马，马群不知何故突然受惊了，一时间马蹄奔腾惊叫声四起。因为擅长骑马，颜元安然无恙。惊慌中，有不少人坠马受伤了。事后有人找原因说，明朝时秀才骑马，一定会有两个人拉紧缰绳，防止意外，可是现在没这个规矩了，所以才导致坠马。颜元闻言暗自摇头叹息：“人们不自责骑马技术不过关，反而归咎于没有拉缰绳的仆人，读书到底为了什么呀？”这件事让颜元更加痛恨理学教育的虚妄无用。 彻底明悟宋明理学的弊端之后，颜元对实用的学问更加重视了。比如，他曾经系统研究了算数，从基本的九九乘法表开始，彻底梳理因、乘、归、除，一直到《九章算术》。另外，他还编写了《农政要务》。这些都是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 发现了当时学子为学的症结所在并找到了解决方法，颜元从此在和学者切磋学问的时候，开始大力宣传自己的实学思想。他和孙奇峰、陆桴亭等学者书信往来论学时，也不忘阐述自己的实学主张，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到实学的阵营中来。 1671年，颜元37岁时，和宁晋县的张公仪在祁州刁包家里一起探讨学术。期间，颜元出示了自己所写的《存学编》和《存性编》，表明观点，倡导实学。张公仪听后非常赞成。张公仪是明末秀才，乡试第一，有才气更有气节，在当时有很高的名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人的认同，对于颜元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 1672年，蠡县的彭朝彦去世了，颜元非常伤感，去吊唁时泪流不止。彭朝彦并非名儒大贤，也非官宦出身，他目不识丁，一辈子靠给别人打工过活，但是他勤劳而诚实，手头略有宽裕就拿来救助穷人。 彭朝彦在世时，颜元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就想请他吃顿饭，聊聊天。可是彭朝彦这个人很有自己的行事准则，平生不接受别人宴请，怎么办呢？有一天，颜元准备好酒菜，然后派学生去请彭朝彦，说颜元有事找他帮忙。学生们见先生竟然要宴请一个打短工的人都很惊诧。颜元见状问他们：“你们可记得白居易的诗中有这么两句'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彭朝彦老人是个很能干的人，如果他处处为己，也许可以成为一个财主，但他却把自己的积余都接济了别人，他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学生们听后似有所悟，赶紧去请彭朝彦了。 听说是颜先生有事儿找他，彭朝彦匆匆地赶过来。颜元见老汉风尘仆仆，赶紧端来一盆清水笑道：“老人家别急，先洗洗脸吧!”彭朝彦刚从田里回来，扑打着身上的尘土说：“不啦不啦，先生有什么活计尽管说吧!”颜元拉着彭朝彦来到屋里说：“老人家，我其实没什么要紧事，只是很敬重你的品格，今日特备了几杯薄酒，咱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如何?”彭朝彦听了哈哈笑道：“颜先生，我一个卖苦力的，哪里谈得上什么品格呀!”颜元搀着老汉坐下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的为人处事确实为我做出了表率啊!”彭朝彦慌忙站起来说：“颜先生过奖了，大家都称你颜圣，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你这样说让我脸面发烧啊，你若再这样，我可就告辞了。”颜元见彭朝彦如此自谦，心里很过意不去，他握着老汉的手说：“你可千万别再叫我颜圣人了，你瞧我一德未立，一事未成，被人唤做圣人那将见祸于天，受侮于人哪!”彭朝彦见颜元态度诚挚，也就坐下说道：“能和先生聊天我很高兴，但酒菜是万万不能吃的。”颜元再三劝说，彭朝彦却非常固执，后来只好将酒菜撤去，换上了两杯清茶。 几年后彭朝彦去世，颜元亲率众弟子去坟上祭奠他，供桌上的祭品只有两杯清茶。后来为了纪念这个品德高尚、性情耿直的老人，颜元曾写了《佣者彭朝彦传》和《祭彭朝彦》两文以示敬意。
1670年，颜元三十六岁时，他终于费尽周折，得知了他的祖籍是博野县北杨村，而且他年逾八十的祖母尚在。祖籍虽然找到了，颜元却并没有马上认祖归宗，因为他的养祖父尚在世。颜元受朱晃排挤不得已搬到随东村的第二年，他便把养祖父接到了随东村家中。不管朱家待他如何，他依然对养祖父恪守孝道，尽到生养死葬的孝道。 1673年4月5日，颜元39岁时，他的养祖父病逝了。颜元非常悲痛，连续几天吃不下饭。颜元从小由朱九祚夫妇抚养长大，尽管朱九祚后来在对待颜元和朱晃的态度上有所偏颇，但颜元依然对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 总的来说，朱九祚其人还是很不错的。在明末乱世中，朱九祚充分展示了务实的才干。他捕盗安民，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给予颜元潜移默化的影响。颜元归宗后，依旧很怀念朱九祚，称他为“恩祖”。 为朱九祚守孝结束后，颜元向学院申请归宗，得到批准。从颜元39岁这一年开始，他恢复颜姓，名元（取“开始”之意），字浑然，习斋是他的号。 1673年农历11月19日，颜氏族人来蠡县接颜元回博野县北杨村。由于颜元平时救难济贫，多行善举，深受百姓爱戴。听说他要迁往博野，人们纷纷前来为他送行。沿路各村许多人聚到街头，为他摆酒食、送礼品，泪水涟涟地不忍分别，有一个老太太甚至将家里仅有的一只母鸡都抱来了。大家有的将颜元送到村头，有的送到蠡县县城，有的甚至一路送到北杨村，才洒泪而别。颜元归宗，他兴办的学校“习斋”也随之迁到了北杨村。颜元当时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远远近近来向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习斋也先后扩建了几次。
随着弟子的增加，习斋的管理制度也需要加以改进。于是，1674年，颜元申订了著名的《习斋教条》。这个教条实际上就是学生们的日常行为守则，其中包含了很多现代教育提倡的积极内容。 习斋教条中规定学生们应该长幼相敬，重视友情。其中还特别规定“善则相劝，过则相警”这样的条款。条款还规定：即便老师犯了错误，也要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讲究师道尊严的封建社会，这条规定实在难能可贵，即便放在现代，仍然不过时。 在习斋教条中，颜元还排定了分日学习“六艺”的课程表。每一、六日学习“数”，九日学习“乐”，五、十日学习“射”，每日午饭后学习“书”等等。习斋的教学内容，完全抛弃了科举应试的八股文，专务实学。 也就是从那时起，凡有人请他教授八股文，他都一概推辞掉，开始专注于实学。颜元认为真正做学问，应该少讲著，少说多做。借用王法乾的话来讲就是“口边才发出，内力便以少”。而他的朋友朱参两在送给他的对联中也说“谭（谈）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还要安详”。 1682年，颜元48岁时，完成了《存人编》的写作。在这本书中，颜元强烈反对佛教、道教以及社会上流行的所有宗教和邪教。他认为，程朱理学就是受到了佛教的迷惑而变得虚妄不实、空虚无用。他呼吁宗教信徒们迷途知返，回归正常的人生，融入社会生活中来，做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真人”。
到此为止，颜元已完成《存治》《存性》《存学》《存人》四篇重要著作，后人将之辑录在一起，称为《四存编》。
《四存编》是颜元的代表作，影响之深远是他始料未及的。他的学说从清中叶以后受到广泛重视，民国时期更有“四存学会”大力宣传其思想，甚至在北京、北杨村等地办起了“四村小学”“四存中学”，学校以颜李学派的书籍为教材。现代学者对颜元思想的研究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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