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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取钱伪造存折罪，长生医药罪，假药、劣药。 立法层面，取消幼女罪，防止传染病防治罪，乙类当甲类管理。司法理念，犯罪前置性。78年年以前，公安机关负责起诉。 79年刑法，采取强制措施之后，97年刑法，立案之后，诉讼时效是实体性还是程序性，人找不到，用哪个法。 刑事案件，核心地带都是清楚的， 非核心地带有不清楚的。遇到疑难案件需要理论的支撑。外了买房子没有在当地交社保，给当地人5万元，想要回来，怎么办，不法给付、不法委托。左边是实事，右边是规范，中间是解释，把二者连接起来，桥梁。解释的立场。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案件。指导案件是指导，还是照搬。解释没有绝对的主观、客观。不要拘泥于立法者的原意。遵行社会客观的发展。立法在不断往前运动。财产性利益的概念。所有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是过时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司法解释需要再解释。司法解释有边界、限度，我们要防范。刑法第三条，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一定要处罚吗。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是限权。入罪的时候要合法，出罪要合理。恶意好评致使排名最后。珍贵野生动物配种运输到另一个动物园，构成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妥当化的结论。刑法前置化的情形。刑法与行政法的划分问题。五道圣火罪，定罪免刑。我不是药神，销售假药罪，刑法十三条但书。解释要有平衡性的思维。无罪判决2000年只有1%。非法持有毒品罪，抽象危险犯，未遂，拓展的。 司法解释的界限问题，一是不能以扩张解释之名行类推之实，大宗商品现货交易，需要省商务厅批文，非法经营罪，类期货交易。不嘲笑立法。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购买和使用当销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银行不想让领储户取钱。二是司法解释不能偏离总则分则的系统关系。劫持航空器，死刑，18周岁以下，不判死刑。帮助犯罪也可能分主、从犯。三是司法解释不能单纯以预防、必要为根据。这个案件、这个人不纳入犯罪，不处罚怎么能够教育、防止其他人犯罪呢。划定年龄界限的意义所在。四是司法解释的过程不能单线条，先罪后刑 。每三十个零部件，折算为一支，186个二战弹夹，收藏用，无期徒刑。五是司法解释不以犯罪证成为目标。贪污三万，数字不到，定为盗窃、诈骗可否。把党纪挺在前面。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永远理不清。交通肇事罪，重伤两个人，致人重伤罪。六是司法解释不能随意进一步扩张。关于非法放贷行为，不以非法经营罪处理，2019年4月21日，司法解释出台后，10次以上，之前的是否算，解释是有溯及力，而应作为软立法。七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越公众的一般认同。路边拔了一根草，珍贵品种。八是司法解释不能保证结论是客观的、妥当的。入户，人民广场抢劫。举轻以明重。九是司法解释不能忽视立法的调整。固定的思维模式。查未成年人前科，从重。 兄弟学校西南政法大学的陈伟教授于2020年3月17日晚从法解释学的视角对刑事疑难案件的处理进行分析，整体而言，陈教授是从法学方法论的立场出发，结合实务展开系列讨论的。 首先，陈教授探讨刑事疑难案件因何而生：要之，疑难案件既有案件之属性，其产生势必符合法技术上的涵摄过程，涵摄所要求的操作为：确定小前提（案件事实），使案件事实删繁就简符合该当要件的规范性，确定大前提（法律条文或其他法律渊源中抽象出的法规范），将小前提与大前提通过法解释学的操作相互拉近，并最终使得两造要素相互符合，从而顺次推导出相应的法效果。即大前提-小前提-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疑难案件生发的节点便为上开三要素中的任何一组合形式或单独形式。 其次，刑法解释学的立场选择也自有其重要性，要之，妥适的解释学立场未必带来妥适的判决结果，但不妥适的立场定然无法带来妥适判决结果，从而对立场妥适性的追求也有其正当性，即为可以无限逼近该当案件判决正义性的要求。陈教授认为，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应从客观主义视角出发，追寻基于理性的共识，并获致妥当性的结论。 其次，刑法解释与立法之间也存在某种紧张关系，杨仁寿在《法学方法论》中曾提及，刑法解释会导向两种结果，一为未超过法规范文字射程范围的严格意义的法解释，二则为逸出语言表述范围，但仍在所期待并框定的法原理之内的所谓“超越法规范的法的续造”。刑法解释学较之其他部门法域的解释学，其严格程度远迈。在此情况下，加之在本国法域内持续不断的法官造法与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给本土刑法解释学带来了极大的复杂性和制约性，对此陈教授认为，根本上应该明确解释学的目的与解释学的边界，使得刑法解释学在明定的路径内活动，这也是在本土语境下的主要选择。一切皆有法度，解释学也必然有其法度。 再之后，陈教授谈论了本土法域实务中的刑法前置化问题，认为刑法前置化的扩张对于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法原则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刑法前置化的思维无法在绝对意义上去除，但是仍然可以从方法论的路径出发将其限缩至狭小范围内。其实陈教授在此有一点未为透彻分析，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法原则是否可作反对解释？个人认为不可，明文规定与罪并非逻辑上的等价关系，而是明文规定为逻辑上的大圆，罪为被明文规定囊括的逻辑上的小圆，作反对解释得出的结论从而判然有误，要之，即使有明文规定，也未必必然入罪，还需考虑罪责刑相适应性、参酌法伦理和法政策上的考量作出判决。如今存在的刑法前置化问题，或为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错误解释所引致。 化用恩吉施的一句话，刑事疑难案件的刑法适用，是“心中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事实和规范之间，寻求妥当结论的过程”，罪刑法定原则是犯罪人与善良人的大宪章，其人将生命付于法律共同体，吾人必应酬之以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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