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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朝的两对帝王父子 ——有关从杨坚到李世民的历史阅读 卷四·大业、贞观纪事（下）|第八章·大相径庭：两个榜样的造型  |是馅饼 也是陷阱折磨了贞观君臣多年的太子问题总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但贞观天子心里依然是疙哩疙瘩一点不见敞亮，深感委屈的他又颇觉窝囊，自己身为天子，却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也得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因素的干扰，这个天子哪里真就是那么好当的？ 立晋王为太子在他实在只是一种万般无奈之中的无可奈何的选择，那家伙太窝囊，一点也不像自己，大唐的既定方针在他手里能得到贯彻和执行，大唐的江山能保证在他手中不改变颜色吗？ 想来想去总是不放心，他终于暗中向长孙无忌试探性地提出再次改立太子的想法，这次贞观天子提出的人选是皇三子吴王李恪。 理由是吴王“有文武才”，且“英果类己”。  |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中李恪的造型【截图】| 长孙无忌当然坚决反对，理由也很充分：“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 贞观天子无话可说，从此算是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从此贞观天子的日程里，就多了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那就是教导太子如何准备当好一个皇帝。 除了为太子配备了强有力的辅佐班子外，皇上自己也是循循善诱，不放过一点机会言传身教—— 见太子吃饭，他会讲农人不易、农时金贵； 见太子骑马，他会讲节省民力，才能常有马骑； 见太子划船，他又会大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后来更是亲撰《帝范》十二篇颁赐太子，为太子施政树立了榜样。 在这份堪称是政治遗嘱的文件中，贞观天子一再告诫儿子要居安思危小心谨慎—— “战战兢兢，若临深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话说得很好也很对，但世上的事情从来都是知易行难，话好说事难做，善始容易善终难。 尤其当那个人是高高在上一言九鼎的皇上的时候，就更是这样。  依然是以贞观天子自己为例。 贞观之初，贞观天子的确是战战兢兢兢兢业业，用他自己的说法那就是： “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寝。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 光自己想了不算，还要发动动员大家一起想，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重金求谏是那时候，从谏如流也是那时候。 贞观年初的贞观天子谨言慎行，坐朝时每一句话出口之前都要掂量再三，惟恐别人不敢说话。 但后来却变得盛气凌人，大臣奏事，他穷追不已，常常令对方或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或是自惭形秽羞愧而退。 以至大臣刘洎不得不上书劝谏，请皇上不要在朝堂上显示自己的“神机天辩”，要懂得“大辩若讷”的道理。 贞观年间著名的谏臣魏征曾为贞观天子对待谏诤的前后变化划出了一条清晰的轨迹： 早期，皇上是怕人不说话，常常是引导别人说； 后来不刻意求言了，但还能和颜悦色地听； 最后，听是听了，但脸上的神色却能吓死谁！ 魏征自己就被这样吓过一次。 那是因为有人说皇上为修宫室花费了十车铜。皇上派人追查谣言，查来查去查到魏征头上。皇上怒不可遏，差点就要将其“扑杀”！ 还有一次，皇上要修建飞山宫，事先就放话出来：此宫非修不可，“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事关天子龙体安康，谁还敢说什么，又能说什么？！  四周鸦雀无声之后，皇上自然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兴土木了。 《贞观政要》有记，到了贞观末期，贞观天子一反当初面对隋炀帝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宫殿时连连摇头，认为穷奢极欲正是败亡之道的警觉，而是“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 例证当然是现成的： “北阙初建，南宫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这里的翠微、玉华都是宫名，另外还有重修前隋仁寿宫并更名九成宫、修建洛阳宫和大明宫的豪举呢。 前期营造宫殿时一旦遭到反对，皇上还能有所克制。后来不要说克制了，甚至别人问一下都不行。 那一次宰相房玄龄在路上碰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顺便问了句宫城北门近来营造些什么？ 皇上知道后大发脾气：“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须君事！” “天子一有欲，便是万民灾。” 老百姓对任何问题都是无权过问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存在的价值只在于缴纳租赋和提供劳役。 贞观前期，据说已经“流散者咸归乡里”，也就是百姓都安居乐业的意思，到了后来，为了逃避徭役负担，人们又开始纷纷逃亡了。 《资治通鉴》载，贞观十六年（642），贞观天子不得不于正月、七月两次下令—— “敕天下括游无藉者，限来年末附毕。” “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前者是要逃亡的人们限期回籍，以服劳役。后者则是说，为了逃避劳役自残手足的（当时叫“福手”或“福足”），不但劳役照旧，而且要依法治罪。 天下不安，端倪可见！  皇帝果然是世界上最难拿捏最难把握最难善始善终的职业了。 那把高高在上的龙椅像极了一张香喷喷使人馋涎欲滴的大馅饼，历朝历代的觊觎者、争抢者前仆后继不绝如缕，其竞争之残酷用血流成河来形容也并不过分。 如此说来，侥幸能在那把椅子上安放屁股的成功者，就该是通过了丛林法则极其严酷筛选的佼佼者了，对吧？ 但即使是这些佼佼者，也鲜见真能让人心悦诚服的善始善终者。 能善始而无法善终似乎已经成了前朝后代许多帝王的宿命，曾是英明无比的贞观天子也未能免俗。 他也无法免俗。一旦抢夺到手，那张香喷喷的馅饼就似乎变成了一个满是机关的陷阱，不知不觉就让你在舒舒服服的安逸中沉溺其中，渐渐地就会让你忘了你究竟是谁，你到底是谁，忘乎所以的变态也就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常态。 所以好皇上才凤毛麟角可遇难求成了稀世珍品。 贞观天子就是一个这样的珍品。 但就是这样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稀世珍品，也差点重蹈前朝隋炀帝的覆辙，他的幸运只在于天不假年，他要是再多活五年或者十年，不要说别人，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变成个什么样。 高丽曾经是个让大业天子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陷阱，差不多就是因为始终深陷于那个陷阱之中，大业天子才成了隋炀帝的。晚年的贞观天子也不听谏诤，一意孤行地跳了进去。 贞观天子起意东征，原因是由于当时的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弑君自立，不听唐使劝阻，谋求地区霸权，自然就造成大唐东部边境的不安。 这其实只是原因之一，私下里，贞观天子有没有给后人扫清障碍、同时也是要一吐因改立太子而窝憋于心的闷气呢？ 十数万征辽大军于贞观十八年（644）四月出发。 依然是水陆共进，贞观天子也依然是御驾亲征。 开始时，一切顺利，唐军攻克了曾经顶住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高丽重镇辽阳。 但后来的结果却依然和当年的隋炀帝一样，由于高句丽人的顽强防守，安市城久攻不下，拖到秋末，严寒来临，只好退兵，归途中又有很多唐军冻饿而死。 大军出发前，一位当年曾随同隋炀帝参加过征辽战役的前隋老臣对前来咨询的贞观天子告诫道：“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 贞观天子对此置若罔闻，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无功而返。 无功而返的贞观天子以一首《伤辽东战亡》的诗描述了自己的心情—— “凿门初奉律，仗战始临戎。 振鳞方跃浪，骋翼正凌风。 未展六奇术，先亏一篑功。 防身岂乏智，殒命有余忠。”  贞观天子一生征战，只有当年讨伐薛举的高庶*（正字左边加“土”旁）之役首战失利，但后来还是以完胜彻底扳回。 这一次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不听劝谏，先是派小部队不断对高句丽进行骚扰，又于贞观二十一年（647）下令四川及其以南诸道赶制战船，准备再次东征辽东。造船之役让蜀人苦不堪言，当年一艘大船值二千二百三十六匹绢，不仅要运出“山谷已伐之木”，而且还要加工成船，同时工期又催逼甚急。 人们只得卖地卖田、卖儿卖女请来工匠以尽劳役，算是又一次重温了当年隋炀帝时的水深火热。 民间已经开始有了小规模的星星点点的反抗，一旦时机成熟，谁知道会不会演变成一场熊熊烈焰呢？ 宰相房玄龄临终前再三恳求皇上放弃这种师出无名徒耗国力的远征，皇上依然不听劝阻，要不是那两颗要命的同时也是救命的丹丸，谁知道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好像是从那年征辽失败后，贞观天子就一直有病，除了早年的“气疾”外，还有“痈疾”、“风疾”等。 以往很少服药的他不但开始服药，而且开始服道士所炼之丹药，国内道士的丹药不见效，又有人推荐了一名来自印度、自称已经活了二百年的有长生之术的方士。 回顾贞观初年，英姿勃发的贞观天子曾一再嗤笑秦始皇祈求神仙、希望不死的荒唐。而且在贞观十年以后还说过：“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生必有终，皆不能免”的不无精彩的话，但几年之后，却也再次无法免俗，以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贞观天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那两颗本来想救命结果却要了命的丹药啊！ 你们究竟是干了一件让唐太宗成全一世功业的天大的好事呢，还是干了一件害我天子害我皇上的十恶不赦的勾当？！ 盖棺才能论定，老祖宗们可是早就有言在先。 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尽管所有人都是活到不能再活的地步后才撒手人寰的，但享年几何、寿高多少也并不是衡量一个人能否功德圆满的标准。 也就是说，在许多情况下，活着本身对许多人来说其实也既是馅饼，同时又是陷阱。所以老祖宗们才又如是说—— “寿多则辱。” “老而不死是为贼。” 就实际岁数来说，贞观天子实在算不得高寿，那么，他究竟是壮志未酬匆匆谢幕呢，还是见好就收全身而退？！  对自己的一生，贞观天子是这样总结的—— “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 贞观天子果真是鹤立鸡群卓尔不凡，知道自己远非尽善尽美，也算是难能可贵啦！ 至于国内历朝历代对贞观天子的颂扬更是不绝于耳不绝于书，说成是汗充牛栋也并不过分。 甚至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唐太宗李世民如何伟大、如何英明、如何正确的依然是大有人在。 既然没有必要继续画蛇添足，那就让我们看看《剑桥中国隋唐史》对唐太宗和他的贞观之治是怎么说的吧—— 后世史家对他的被理想化的施政画卷尊之为“贞观之治”。它证明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样板，激励了后世如乾隆皇帝、忽必烈汗、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 可是这个理想的形象只适用于太宗在位的初期。到了七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固和帝国边境的扩展，太宗对他自己的治国之术变得越来越自信，独断专行和自以为是开始发展。他早年的节俭和爱惜民力的经济政策让位于大修宫苑和广兴公共工程之举了。 太宗放弃节俭的方针也表现在别的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举行他父亲和他弟弟元吉喜爱的那种隆重的大狩猎活动。这种狩猎，与其说是单纯的捕猎活动，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当地人民来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但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猎又变成了经常的事，使他长期离朝在外。637年，有一个皇子因沉溺狩猎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称：“权万纪（皇子的老师）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御史柳范冷冷地回奏说：“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宫。 ………… 虽然太宗终其身未能实现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  历史就是这样成为历史的。 只是不知我们的后人又会怎样书写我们曾经经过的历史？  蔡磊于京东一统斋 【编辑语】 今天是《隋亡唐兴七十年》最后一节。接下来是《汉风烈》作者蔡磊独家授权连载。汉、唐两个我们引以为傲的王朝，在西部大地演绎了最为人们熟悉又陌生的“大风歌”、“壮士行”。没有西部的汉唐就缺了血性和刚烈...... 《帝范》，古代论政著作。唐朝李世民撰。此书系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论述人君之道的一部政治文献，他在赐予子女时云，再三叮嘱，作为遗训：“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书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帝范：中国最伟大帝王的沉思录》共十二篇：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为文虽短，但文辞有力而优美，展现出一代英主对人生和世界的体悟；也是一个马上争天下、马下治天下的开国君主一生经验的总结。其充满哲理性的语言，或一言中的，或一语道破天机。不但闪露着看问题的高瞻远瞩，也隐含着论理的深邃透彻。 今本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文下有注，疑为元人文字。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已著录，并刊聚珍版传世。按虞世南《至德论》称《金镜帝范》，已收入《全唐文》中，即为此书。日本传本有大正四年（1915年）三色印本，有贾行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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