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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牛汝辰 “名”与“物”，（或“实”）在现实存在上是对应对立的；在语言形式上，又是统一结合的。地名的这种对应统一的关系集中显现在符号的内部结构，也即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中。地名也由此而获得符号的性质。符号是语言形式的能指以及相应的实体的二维合成。符号的能指即符号的语言形式和它所暗合一体的意义是符号的内涵。地名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人类语言与地物实体的对应关系。地名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浓缩正是对人类生存的地物实体与人类语言的这种二维的现实关系的模拟和仿制。名词、形容词、数词、名词性短语是最常见地名符号的语言形式。 所谓符号地名学就是通过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地名的语形、语义、语用及地名与符号学关系的学问。 地名符号的生命过程包括命名和用名两部分。认同地名的符号特征，就要注重地名研究的符号学方法，最终的目的是要加强地名研究的深度和力度。研究的目标程序设计主要不在于简单地罗列分析它的结果，注意力的重点应放在研究地名符号的言语过程，即包括它的生成转换机制，也包括它的应用传播机制。具体说来，地名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可分为以下三组关系作为切入口：  一、“语义”的研究方法 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入手，阐述符号的揭示功能。每一个地名符号总指向一个具体的地物对象，这是地名符号的对象指向的提示功能。同时，地名符号的能指又是具有某种独立性的言语，它称谓个体、描述形象，具有名称的描述能力。由于这种地名的描述意义，它又产生意义指向和命名期待的揭示功能。有的地名符号，能指与所指“名实相符”，如长白山、千佛山、云岭、黄河、沙河、临汾、赤水等等。这是因地物外貌、特性、方位等获得地名符号。 另外，还有一类地名，如以皇帝年号命名的永泰县（福建）、兴国县（江西）等；因当地特产而得名的黟县（安徽，以古时盛产石墨而得名）、铅山县（江西，唐五代时因出铅而得名）；另外贵州的仡佬寨、仡佬冲，反映了历史时期仡佬族曾在此居住。这一类地名符号的能指也都具有意义指向的揭示功能。 有的地名符号能指与所指有点“名不符实”，如武昌、长安、靖边、西宁、安南等等。这反映的是一种“命名期待”，是命名者根据以往的经验，在一定时期内希望达到的目标或寄托的希望。这种“命名期待”，既有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自然期待，也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期待。语义的研究方法是联系符号的外延，以揭示地名符号的内涵的研究方法。 专有名称的世界最终是以“指示物”为中心的世界。“黄河”这一符号所指的河道无论历史上是否改道都是“相同”的指示物，这一点是不变的。另一方面，以“意义”为符号内容的世界则不是这样。我们如果意识到适用的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就会认为符号内容（即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山”用于平坦的陆地时，我们会认为“意义”（即符号内容）发生了变化。因为专有名词的世界是由一定数量的指示物构成的，是排他性的。 “意义”与“指示物”基本上是两个必须加以明确区别的概念。但是，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已经感觉到的，由于二者都可能作为“符号内容”出现，所以在现实中存在着可能使二者难以区别的因素。如“黄河”的指示义就是在中国北部发源于青海省向东入海的曲折如同“几”字的河流。“黄河”的内涵义，我又将它分为两类，即前内涵义是“黄色的河流”，后内涵义是“母亲河”，这后内涵义又可以称为喻义。地名的雅称就可以算作后内涵义。 把“指示义”和“内涵义”进行比较，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从功能上说，“指示义”可以不以“内涵义”为前提。这就是说，“黄河”通过符号内容在“指示义”层次上产生意义作用时，不会伴随通过“内涵义”“黄色的河流”的意义作用；与此相反，“黄河”通过符号内容“黄色的河流”作为“内涵义”产生意义作用时，背后则伴随着包含符号内容“黄河”的“指示义”层次的意义作用。这里的“指示”包含了确指的地域和类别。 与“指示义”相比较，“内涵义”的稳定程度极低，这是因为一方面“指示义”是被代码明确规定的；另一方面，即便“指示义”本身初次被提出，即符号新成立的情况，而“内涵义”是在该前提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相对地说，“内涵义”就更不稳定了。  二、“语形”的研究方法 从符号与符号的关系入手解开“符号结”之谜，这是这种方法的切入口和目的。地名符号由于受语言规则本身的限制，它刻画某一地域时总是单一的。“一个名字的作用永远只限于强调一事的一个特殊方面，而这个名字的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限定与限制。一个名字的功能并不在于详尽无遗地指称一个具体情景，而仅仅在于选择和详述某一方面”（卡西尔《人伦》第17页）。 例如“宜兴”一名，古称“荆溪”，以境内荆溪（水）而得名，秦代改为阳羡县，因“荆溪之阴多山，其阳衍沃”（衍与羡音同义通），故名。西晋又改为义兴。因阳羡周处之子周均曾兴“义兵”三定江南，故名。宋代为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改义兴为宜兴。同时，宜兴又是我国有名的“陶都”。 这种符号所指全方位的多样性与能指在语言表现上的单纯性的矛盾统一，要求每一个地物都有一个符号与之对应，并加以揭示和反映。这样，每一个地物都成为集中了多种符号的符号结。每一地物符号都只是它所属的符号系列的一个元素，一个构成单位。正如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说：“符号的功能完全依赖于这一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或更确切地说，依赖于这一符号和其他符号之间的差异。”“任意性和差异性是两种互为关联的性质。”这种“语形”的研究方法是依据地名符号之间的差异性，并对它进行多极划分。以揭示其外延的研究模式。  三、“语用”的研究方法 这一方法是从符号和符号使用者的关系入手，把握符号的命题功能。地名符号只是一个名词，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短语，在表面的语言形式上总是表现为一个句子成分。但在实际的应用中，它是一个句子，这个名词本身形成了完整的意义单位；在句法功能上相当于一个句子，一个判断，这就是地名符号的命题功能。使用一个地名符号，虽然应用的只是一个主词，但这个主词有一个即使不实际应用也实际存在的地名实体作为主语而与之对应，而谓语（包括系动词）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着，这就构成一个句子，一个形式上或许缺项，但内容和意义上并不缺项的判断。 例如人们说“武汉”这一地名时，它总是伴随着这样一个判断：“武汉是湖北首府”，“武汉是中国大城市”，或“武汉是华中地区经济中心”等，这一特点与地名“符号结”共同作用的结果造成了同名互换的符号选择机制：一个地名符号可以精确地具有同一个地物的另外名称所不具有的意义（能指）而不改变对象（所指）地使用这一名称而不用另一个。即使用这一名称而不使用另一名称，它的符号功能是不同的，最终决定这种地名选择机制的两个因素是语境和用名期待。前者是客观因素，指使用地名的时间、地点、对象、场合、话题、上下文等；后者是受地名使用人的身份、思想、修养等主观因素共同制约的使用地名的目的。语境和用名期待是人们选择适当的地名符号，恰当地应用地名所考虑的两个基本方法，“语用”的研究方法，就是从经验中提出最佳的用名模式，以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妥帖地运用地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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