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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练字与时尚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三十九》）
远古时期，人类发明文字，替代了结绳记事的传统。在狩猎中，又通过辨别鸟兽的不同足迹，从中获得启发，进而创造了契书。文字，既是言语思想的记录符号，也是构建文章大厦的基础材料。据民间传说，当年仓颉创造文字时，便有过鬼神夜哭和天降粟米的符谶。进入黄帝时代，人们开始刻录文字，并用以记载政治民事。之后，历代帝王一旦统治国家，必定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为此，帝王还要派出专职官员，通过四处调研，得以采集各地区的方言土语，并且给每一个字词，标注上具体读音声调，从而达到规范性统一用字目的。
据《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记载：在姬周王朝伊始，便设置了“保氏”官员，他们的职责就是专门传授“六书”文字的读认。当秦始皇统一中国，于焚烧古代典籍之后，便废止了“保氏”教育体系，改由行政高官来管理统一文字的事物。于是，李斯删减了之前姬周列国各自使用的像籀书等字体，开始推行规范化的秦代小篆。然而其后，据说程邈（生卒年不详字元岑秦始皇时御史相传将篆书改为隶书者）创建的隶书，逐步淘汰了篆书，成为较为流行的书体。
自汉朝立国之初，在萧何起草的众多律令条款中，针对官吏的文字水平，便有了严格而明确的要求。像“太史”这一官职，当录取学生时，除了考察背诵书本的能力，还要考试所能掌握文字“六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的识别水平；再者，当时的官吏或民众，在呈报朝廷的各种文书里面，如果出现了错字，还要遭到弹劾或被法办。所以，在汉武帝时，郎中令石建就因为自己奏章中的“马”字少了一画，就曾担心是否会被追究以至于杀头。尽管流传下来的这个故事，只是嘲笑石建的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但从中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于错字的重视程度。正因为汉代高度重视文字水平，所以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一文里，竟然没有一个字重复使用，还因此成为当时的识字课本和考试教材。到了西汉的宣帝和成帝两朝，他们不但极力推崇儒家教育思想，而且专门征召精通文字训诂的人才。正因如此，像汉宣帝时的张敞（公元前?-前48年字子高西汉茂陵人宣帝时京兆尹），尤其擅长文字的正音释义；而在汉平帝时，扬雄则根据各方采集的奇异偏僻文字编辑了2040个字的《训纂篇》（此书已佚）。像这一时期的作家，都是通过研习《尔雅》《仓颉》，从而精通了古字音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凡是能够杜撰鸿篇巨制的学者，必定通晓古文字义。另外，西汉时期的文人墨客，热衷于描写京都和园林的歌赋体裁，为了渲染周围环境的色彩景象而又不重复字韵，所以当时选择采用的字形，确实偏僻古怪，他们不仅令人眼花缭乱，更让后人在诵读时，禁不住望而却步。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之所以出现如此风貌，并非当时作家个人故意求难搞怪，甚至可以排除当时文化制度和艺术氛围的压力使然，事实上那时候的作家们，确实不仅古文水平普遍高超，并且他们阅读彼此文章，一定都不会觉得格外困难，所以才成就那样一种风气流行起来。但是，自进入东汉以来，专注和考究文字音义的学风，日渐衰微，其后凡针对一些古奥深邃的字词解说，经常属于正误参半，甚至不乏混淆视听了。
进入曹魏时期，文章在用字上，虽然逐步通俗规范，但这时候再阅读汉代作品，都已经感觉艰涩难解了。当时的曹植，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其大意是讲“杨雄、司马相如的作品，情趣隐幽，意旨深邃，若读者不是经过专业老师传授，或者自身学识若不渊博，往往很难理解文章内容。”由此可见，在当时人们阅读水平的高低，已经不单纯是天资禀赋的掣肘问题，而是与文字识别能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了。
自晋代以来，文章用字时尚，旨在简单易懂。既然文风尊崇简易，谁还追逐高难艰深呢？所以在文章中间，一旦再出现某个偏僻怪异的字词，随即整篇文章都会被视为另类，甚至于引起大呼小叫，并给予横加谴责和再三质疑。更有甚者，一旦文章中出现了三个人都不认识的字，便被视为“字妖”而被打入冷宫。然而，究其事实真相，只是在当时，一些经常被使用的字，即便形体音义十分艰涩难辨，却仍会被视为通俗易懂；同样，当时不经常使用的那些字，即便简单易懂，却也被视为偏僻怪异。由此可见，文章用字的变迁，尤其所谓“难易取舍”的根由，关键在于文化风气，其根本就在于崇尚醇厚求真，还是追求浅薄务虚。
关于《尔雅》，据说是一本经由孔子门徒编纂，用来学习《诗经》《尚书》的辅助读物。那么《仓颉》又是什么呢？相传是一本由秦国李斯剪辑，保留着鸟文籀书中奇异字体的资料汇编。所以说，《尔雅》是文字源流的揭示和字形音义的注解；而《仓颉》，虽像是收集奇异文字的园圃，但在不同字体之间，却可以互相比对而得到印证。《尔雅》与《仓颉》的关系，仿佛肢体的左膀右臂一样，他们彼此互补帮衬，一起辅助文章写作，通过字形音义的稽查探究，从中产生新的音韵内涵，进而谱写出来奇异绚丽的文采华章。其实，如果单言文字的训诂解说，伴随时代文化变迁，古今字形音义在用进废退之中，一直以来始终日新月异，若具体在不同文章之中，更是变化多端而姹紫嫣红。通常人类内在的情感志气，总是通过不同的言语音调，才能表达出来；同样，若将言语音调落实在文章中间，这就是字形组合与音韵节律的变化罢了。
亘古至今，一切吟咏颂唱之所以优美感人，必在于音节声律的和谐一致；而文章篇籍之所以美妙动人，必在于字形语义的饱满深邃。所以书写文章，必须要高度重视文字的选择使用，通常情况下都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
所谓“避诡异”，就是禁忌使用怪诞诡异的字词。例如西晋曹摅有过这样诗句：“岂不愿斯游，褊心恶讻呶。”其中“讻呶”两个字颇显突兀，一下子损害了整篇诗的美感。类似样子瑕疵，如果超过了两个字以上，整篇文章就愈发不堪设想了。
所谓“省联边”，就是避免相同偏旁的字连续排列使用。例如描绘山川风貌，难免都选用带有“山”“水”偏旁的字词。如果无法避免时，最多连用三个，若超过三个以上，必定显得邋遢，如同编排字典一样。
所谓“权重出”，就是权衡相同的字是否有必要重复出现。相同字的重复使用，在《诗经》《离骚》中司空见惯，但近代以来，一般当作忌讳。其实，如果属于必要的重复，仍可犯忌。所以说，到了近代诗文大家，尽管动辄下笔万言，但却时常窘困于一个字的选择。究其原因，并非他们字词匮乏，而是完全避免字词重复，确实十分困难。
所谓“调单复”，就是调整笔画多少的字词排列。笔画少的排列一起，自然显得单薄，像弱不禁风；而笔画多的簇拥一堆，则明显臃肿，似肤浅虚胖。因此，善于斟词酌句的作者，必定还会在意字形疏密的结合，旨在追求一种如同串珠般的视觉完美。
如上四条注意事项。虽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会遇到，也不是都必须谨小慎微。但是，作为文章修辞的通则，还是需要透彻了解，属于有备无害。
自古至今，文集浩瀚，尤其经书典籍，在字形音义上，多是佶屈聱牙。特别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简牍帛书，或虫蚀剥落，或散乱缺失，更加之再三传抄，由此导致的错认误读，实属难免。例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曾把《诗经·周颂·清庙之什·维天之命》中“於穆不已”念成“於穆不祀”，显然因字形近似，导致读音错误。据《吕氏春秋·察传》中记载，史书有“晋师己亥涉河”，有人曾读作“晋师三豕渡河”，明显是字形误识，造成文义错误。《尚书大传》中有“别风淮雨”，而《帝王世纪》里写成“列风淫雨”，像“别与列”“淮与淫”两两字形类似，可能导致识别性错觉。其实，单言“淫”与“列”，在字义上，二者尚有相通之处；至于“淮”与“别”混淆一起，如果说两者不仅可以通假，而且被视为字义创新，这样就近乎离奇古怪了。进入东汉时，傅毅在《北海王诔》中，就使用了“淮雨”二字；而南齐时的王融，他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文中，亦出现了“别风”。由此可见，文人雅士，爱好临摹用典，热衷奇特风尚，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习以为常了。 以往涉及到经书典籍，关于其中存在的一些字词语义缺失或质疑性文字等问题，历朝历代的圣哲贤达，一直以来都一贯谨慎对待。例如《论语·卫灵公》中有“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大意是：我庆幸还能看到残缺的史料。）的感叹，而在《论语·为政》则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大意是：多聆听而心存疑问并谨慎言语，就会少犯错误。）的劝诫；像这些话语，则应是对待“史阙文”的正确态度和恰当举措。毋庸置疑，只有忠实于字形音义的本真眉目，只有摒弃盲目用典，只有不去为了沽名钓誉而任意标新立异，才能够契合文章“练字”的宗旨，才符合言语修辞永远“应时”的和谐达功。
总而言之：字体秦末篆隶成，《尔雅》《仓颉》存雏形；简牍帛书多歧义，姹紫嫣红本根通。佶屈聱牙非罪过，用进废退是真凶；华章腾跃赖情志，如虎添翼练字声。
【注解】
1、《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保氏”的职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日车马之容。凡祭礼、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従。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守王闱。”
2、《汉书．艺文志》中相关记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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