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岁那年，我度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虽然没有任何庆祝，甚至，那一天似乎只有我自己记得。——恰好在我生日那一天，我上门去家里采访了周汝昌老先生。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忐忑。相比较于采访作家，令人高山仰止的学者如周老更令我紧张忐忑，毕竟，码字的文学爱好者遍地，在某个领域站在塔尖上的学者有限。 8年后，我已经在大洋另一边工作生活，听闻他去世的消息，不禁唏嘘。虽然只是一面之缘，毕竟，这片独特的文化风景不再陪伴我们。 时光并没因谁而停滞。5月31日，已经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九周年的忌日。 我重读当年旧文，一切似乎只是昨天。“耳里频闻故人死，眼前唯觉少年多。”在带货网红当道小鲜肉受宠的今天，有谁还记得他？有谁还有兴趣想知道他？ 有些人，注定不是为所谓大众活着的。尽管，历史不会忘记他。 昔日重来—— 时间：2004年12月2日 地点：北京红庙周汝昌家 周汝昌： 我一点儿也不迷恋《红楼梦》 采访手记—— 知道他50年前就已双耳失聪，知道他30年前就剩了右眼0.01的视力，知道他除了《红楼梦》研究，更是功力非凡的书法大师、外语专家、诗词专家，更知道这位86岁高龄的“国宝”手头有七本书急待出版时间非常宝贵，我对采访真的有些担心，如许多同行听说我要面见周汝昌时无不疑惑的那样：如何与他交流？面对这位博学而坎坷的老人，又从何问起？ 采访前的头天晚上我竟一夜未眠。 上网搜索“周汝昌”三个字，一万多个网页在几秒钟内赫然眼前，而键入“周汝昌\红楼梦”几个字，则有六千多个页面，可见，他注定是与“红楼梦”有不可分割的渊源的，虽然他最反感别人称他为红楼大家。事实上，周老的功绩远非红楼二字所能涵盖，他是书法理论家、外语专家、古典诗词大家。 而最多的有关他的小传是这样的： 周汝昌，1918年3月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镇，从小就有颖慧之誉，读书过目不忘，十六七岁就翻译过冰心的很多作品，1939年考取燕京大学西语系，1947年涉足于红学研究，成为继胡适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那个下午阴着天，在书法家史树青先生的高足荣宏君先生的带领下，我们赶到红庙某小区老人家中，才知不久前刚去世的王朝闻先生的家与之相邻。八十多平米的老式房型，八十年代才能看得到的老式圆桌和折叠椅，没有任何装饰的泛黄的墙上，挂着三幅周老瘦金体的书法横幅。堆满了书的写字桌后，一尊白色曹雪芹雕像赫然而卧。 周老的两位女儿丽玲与伦玲招呼我们。有着满头白发的清瘦老人在屋里慢慢走过来，一脸从容、和霭、良善，却对来人视而不见，听到女儿大声说这是记者，他赶紧有些歉意地说：好，来坐下！声音宏亮清晰。这就是当年燕京校园里那位与胡适雄辩红楼的少年才子？这就是35岁就以一部《红楼梦新证》享誉海内外的红学专家？(而那天，是我35周岁的生日！）51年前那界“文代会”上，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让文化界“人人都说周汝昌”……几十年来他的学问已不能自理，那或身首异处或重叠在一起的文字都要由女儿连猜带问后誉抄，看着面前的耄耋老人，突然间我有些心酸。  “我就是一个天真的老书生” 我被安排坐在周老右手，据说除了残存的右眼视力，对着他戴着助听器的右耳大声嚷，他也能听到一点声音。“刚走了一批客人，我说得话多了，如果回答简单请你别怪我啊。”用和颜悦色来形容老人最是恰当。事先做过的功课没有白费，老人见我对他还算了解，聊得非常高兴，谈到得意处，他会轻轻击掌，露出一脸慈爱又顽皮的笑，恍惚间，仿佛他仍是那个吹拉弹唱的英气少年。由红楼而“红”，又因红楼而“黑”，得到校正时，他眼前的世界已是无形。“如果我眼睛不坏耳朵不坏，可能我今天不会是一个坐在书斋中的学者型的人……天意不让我走那个路子，我就老老实实地做个书生，但我的热情与能力并不受影响。” 上天让他遁入无形世界，这个世界并未忘却他。今年由作家社出版的《红楼夺目红》已加印八次，甚至地摊上都有五块钱一本的盗印本，而周老为红楼梦中人物所写的108首诗，也由他亲笔书就，《诗红墨翠－－周汝昌咏红手记》，已有两家出版社争相出版，据说范曾有意为其配画，更有拍卖公司主动上门想为其举办专场拍卖。而只管学问的老人却没有丝毫名利概念，“我就是一个天真的老书生。”此话最真！ 当同行的年轻画家荣宏君提出想请周老为自己题写即将开展的画展名时，老人爽快地答应了。女儿拿来一枝软笔，帮他蘸好墨水，递到手上，“把眼镜给我吧。”明知戴不戴都没什么大区别，老人还是认真的戴上摆好架式，写的时候，脸都快凑到纸上了，那字迹仍是瘦而遒劲的，却终因视力所限，字间的结构有些零乱。一遍下来，他要求换枝笔再来，结果伏在桌上一笔一划，十来个字，一写就是三遍。“我实在是看不清楚，如果能用，你就把字距再处理一下，对不起了。”周老一脸的歉意，好像为自己的心有余力不足而难过。那表情，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心生敬意。 “眼坏至今起码写了五百万字” 既然是学问大家，太高深的问题难以入手，记者还是从周老最近的身体状况问起，他侧着右边那支耳朵，仔细辨别后，反问我：“是不是要我说说自己每天的生活都是怎么样的？”当我大声说是时，他略微沉吟片刻，像回答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似地慢悠悠道：“我的身体，照我的年纪来说应该算不错，毕竟都接近九十的人了。我是一个散漫的人，生活没什么规律，年老了更是随弯就弯。耳目都坏了，最管用的是头脑，每天都想把思考的东西铺到纸上，可是我写出来的远远不如我想得到的多，因为眼不行，写出的字没有人能认识。这样说我有点自夸，但对一个接近九十岁的人来说，也很不容易了，自认为思维还算活跃。上午如果起得早写会儿东西会歇一下儿，有时不吃午饭，下午接着写，再休息会儿，然后写到晚上，算是一日三班吧，都不会闲着。那你说不写算不算工作呢？其实我不写坐在那儿也是工作的一个方式。不能说拿起笔来就叫写，当然了你也会见笑，说你除了这个还会什么？不会了呀，哈哈。” 他爽朗地笑着，让人难于和一个失聪近五十年的人联系起来，失聪又近失明多年，仍继续做了那么多学问，是什么支撑他走了过来？这决非人人都能接受的残酷现实。说及当年，周老仍是处变不惊的从容：“说起来话长，不是那么简单能说清的。耳朵坏的原因很复杂，我不想多说。” 我早先从某篇对周汝昌的采访中曾看到失聪原因是雷击所致，便说出来核实，没想到周断然否定：“那不是！这个问题先把它放下。耳朵要坏了最多是交流的困难，我本是一个活跃的爱说爱玩的人，当年也是笙管笛箫样样都爱的人，老天爷让我失了聪等于一下把我拘起来了。可是眼睛当时还好啊！我小时用一灯如豆的油灯，写最小的蝇头小字，这眼睛能好得了吗？到了七十年代突然眼睛就坏了，看东西都感觉是汪着一汪水，哎呀。那个治眼的经过也不能细说，两次。第一次进了协和最好的眼科，因为一躺就要一个多月，《新证》正做增订，根本躺不住，我和大夫说我得走，治疗效果也不会好的，等我解决了出书的问题再来。后来做了手术女儿在一边改我听，这样完成的，我要没有一点精神毅力能完成吗？我女儿当时说了一句话：爸我平生不知道什么是头疼，这次我头疼了。” 周老的右眼让当年协和一位女大夫治好了，左眼本没问题，却让一个男大夫给报销了，“当时还不追究索赔。我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今天。眼坏至今起码写了五百万字吧。”  “红楼梦绝非男女爱情那么简单” 历史上不乏有残障的大家的惊世之举，如贝多芬般的精神毅力也并不鲜见，可我们却很少有人能够假设：如果没有这些身体的障碍，他们是否还会成为后来给人类做出了巨大功绩的巨人，当把这个问题放在周汝昌面前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我眼睛不坏耳朵不坏，可能不是一个做在书斋中的学者型的人。你想我的英语非常好，燕京大学有名的，能够运用非常自如，我可能在国外做教授，可能在国内做文艺，我的京戏上过台，我的音乐也好，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很难说了，我自己没法判断。 耳目一坏，天意不让我走那个路子，你就老老实实地做个书生，但那种热情与能力与愿望并不受影响。工作是我最大的幸福。这都是实话，绝非官腔。”他的回答让人击掌赞叹，谁敢说他的思维不敏捷？ 采访前，有位前辈提醒我，千万不要用抱定他是红学家的成见来采访周汝昌，红学大家周汝昌更多是许多人为因素烙上的印记，他是个全方位的学者。但我仍然非常好奇，要想给一个人打上烙印并非易事，被善意或恶意地被打上红学大家的印记，至少证明他对红学的研究也不可忽视，他对红学最大的贡献究竟是什么？ 周汝昌对这个问题也是张口就给出了答案：“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我平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曹原著原诗原思想原艺术原见解原审美等真正特点弄清楚告诉世人，并把后四十回那在清朝有政治背景的冒充用事实依据加以揭示。《红楼梦》出来三四十年后，没有正确的全本传抄下来，后来大概曹死后三十年后出了120回本，几乎垄断了二百年，真正的曹氏古抄本没有流传下来。” 当记者问及传说中俄罗斯有一个全本的曹氏版《石头记》时，他一下来了精神，并试图仔细看看眼前的记者，停了几秒钟，他说：“始终没有发现，有传说，但我们没法证明。有个模糊渺茫的说法：有个俄国人在东北曾看到了一个抄本，他得到后带回国了，当时有人看了一页，其中有句话是说史湘云和贾宝玉在一起，湘云说'你怎么越唱越俗气了？’宝玉唱的什么？在哪儿唱？据说刚看到这儿俄国人就收起来了，可靠与否我不敢说。 “后来又听说民国年间浙江大学一个教授在北京上中学时在图书馆看到过不同的本子，我曾烦人去问过他，那人说连册数都记得，十六册，两回一册，32回，除了头尾，不正是我考证的三十回吗？ 30回加上前面的78回，全本应该是108回。为什么是108？12乘9啊，9是最大的阳数，12是最大的阴数，108表示众多的意思。金陵十二钗，并非代表12个女子，曹雪芹其实写的是普天下的女儿，你看他的心胸多么博大，绝非有人眼里的一男一女的爱情描写那么简单。” “我只见过胡适一面” 说到红楼梦研究大学，不可不提到胡适。也正是他，“促使”周汝昌走上了红学研究之路。胡适素以收藏珍本秘籍闻名，比如甲戌本《红楼梦》，可谓海内孤本，令海内外藏书家羡慕不已。其他如程乙本《红楼梦》、稿本《四松堂集》、明刻本《欢喜冤家》、嘉靖刻本《二郎宝卷》等，也都是世间少见的秘籍。1948年夏，虽然正处于战争期间，胡适在与周汝昌仅一面之交的情况下，慨然把甲戌本《红楼梦》借给他，并不再过问。后来周汝昌兄弟私自主张，抄录了一个副本，胡适也没有怪罪，让周氏兄弟收藏了这一副本。谈起此事，仅见过胡适一面的周汝昌五十多年后仍感慨颇多：“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做得来的。” 说起俩人最初的交往，满头白发的周老仍会露出纯真的笑容，人一下似乎年轻起来，“我只见过胡适一面。我做红楼跟他的鼓励有关，实际上我也应该感谢我的一个哥哥，是他偶然翻到了胡的一个考证，说他一直找不到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敏的《懋斋诗钞》，而那是一部对研究曹雪芹与红楼梦都极有价值的书籍。我哥哥建议我去找一找，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一查，果然就在那里，没有一个借阅痕迹！我写了一篇小文，投稿给一位编者，他和胡适认识给胡适看了，胡主动写一封信来，我的文字与他的信便同时被发表了。胡适对我的观点赞成一半不赞成一半，我这个少年就跟他辩论。胡适这人也是特别平等，虽然知道我是学生，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给我写信都称我为“先生”。两人各不相让，我就一定要说服他，就开始研究红楼。” 周汝昌说至今还珍藏着胡先生给他的所有信札，“也保存着他给我修改过的文章。我们之间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交往经历，都写入《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并将奉献给关心我的读者。其实与学术上的交流相比，我更感谢他对我平等对待的那种尊重，包括后来我与钱钟书先生的吟唱和答，我都是平视对方而非对他们五体投地崇拜得不得了。应该这么说，胡适当时为了提倡白话文，找出最有影响的几部小说，研究它们的来历、版本、作者，不单是《红楼梦》，《水浒传》、《海上花》等都做过考证，他并无偏重，没说开始就要建立一门独立的红学，他没意识到，也并不想做什么红学家。是《红楼梦》本身的伟大决定了这门学问自然要发展，不是出来一个两个胡适就建立起来的，《红楼梦》的真正伟大意义胡适并没研究出来，我说这话丝毫没有贬低他的意思，但最基本的开端是他提出来的。”  “张爱玲是真懂《红楼梦》” “为什么不爱人称你为红学家？”当记者终于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时，周汝昌并不意外，反而微微笑了：“我的本行不是弄红学的，而是翻译诗歌，对书法、音乐、戏剧等都爱，我的总研究对象是中华文化的总体精神，因为我学的是我语，感觉东西方的审美精神非常不同。我就想研究中国文化中的美学诗学书法学艺术学原理，后来一想，《红楼梦》本身就是集大成的作品，我不能放弃，因而才加紧研究它，这一点外人根本不能理解。你在文章中要能为我说清楚，我非常感谢。” 一个红学大家都对红楼梦熟悉到什么程度？他看过多少遍红楼？怕是数也数不清了吧，“我对红楼梦并不像有人一读就是十几遍。我是随手翻开一读就放不下，多是零碎的，真正通读只有二三遍。这个过程中，除了有自己的心得，有一些俗说法也会影响我，说一句绝不是谦虚客气的话，许多地方到现在我并没真读懂。你问我正在做什么，补课！前一阵出了《红楼夺目红》，有人问我写的是什么？一句话，原来不懂的现在明白了，把新见解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因为大部头的论文写不了了。” 提到红楼梦，不可不提的另一个名人就是张爱玲。她八岁便读完了《红楼梦》，成年之后，对诸如《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中国旧小说也有所喜爱。尤其是《红楼梦》几乎每隔三四年都要读一次，浸淫极深。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不难发现载有《红楼梦》的影子。傅雷曾针对张爱玲的创作给予了犀利而公正的告诫：“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中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被它烧毁的。”就以《金锁记》为例，此篇虽得到傅雷先生的肯定，并堪称文学史上比较成功的一次仿效，但其中少奶丫鬟人物的言谈举止、心理塑造仍都沾染着《红楼梦》的印记。 而周汝昌却在谈到张爱玲时充满了赞叹之声：“张爱玲！我写一本专著不久要出版了，到时你看看我对她的评价。我认为张了不起，她不仅是作家更是个学者，她对红学研究花了十年功夫，主要观点我都赞同，我并非想抬高她，这本书是我专本研究张爱玲的红学研究的。” 他甚至非常遗憾于没能有缘一晤张爱玲芳颜，“1987年，我去美国，当时不知道她在加州，否则我会专门去寻找她。听说她晚年性格孤僻，不爱与人交往，我若求见她她也未必见我。但我对她的头脑与心灵很佩服，她对《红梦楼》是真懂。” “两个女儿当助手都不够用” 中国研究红楼梦的人物可谓多矣，问及其他研究红学的人，周老又欣赏谁？他却笑而不答：“大家路子不同吧？还是不说为好。” 著作等身，坎坷一生，耋耋之年，回首来时路，最大遗憾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出乎老人预料，他口中自念着这个问题，良久未作答，反倒是作了二十多年周老助手的女儿伦玲笑答：最遗憾没见着曹雪芹！众人大笑。周老不知是否听清，跟着答曰：对！大家更是笑声四起。 片刻，老人认真地答道：“张爱玲平生一大恨事，是想追寻那三十回真本，如果在我身后这三十回本子能发现我会欣然闭眼，我仍怀着这个热烈盼望。这不只是红楼之事，是中华文化界大事。” 上天给他过人天赋，上天又让他失去耳目之便而终日伏案劳作不辍，他真的没有烦恼吗？“我平生不会理家，老伴和子女都很照顾我，在生活上我没什么烦恼。我曾一度很穷，身体也不好，要说烦恼可能该算当年调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出版社对我不理解吧，一味把我二十年宝贵黄金时代的精力与愿望都消耗了。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本来说让我在古典文学组的，后来巴人，冯雪峰，聂绀弩都'黑’了，不让我当小组长了，不让我出我想出的红楼梦程乙本，我的诗词研究也停了……好不容易到了七十年代拨乱反正了，我的眼睛也坏了，否则我的研究成果不知要多多少高多少。 “在说现在，我并不认为头脑应该停下，报刊多的是，可是一个都看不了，两个女儿给我当助手都不够使，她们又要接电话，又要打字，不可能给我念，要有人给我读报刊信件多好，可是我给人多少报酬才肯来？” 眼看着就要超出约定的一个小时了，采访快结束了，老人有些意犹未尽，边等着女儿拿纸笔给荣宏君题字，边与我聊起了天儿，这次反客为主，他倒采访起了我：“你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吗？你大学在哪个大学读的？河大？认识顾之京吗？” 当记者反问他“如果让您重新选择职业，会是什么？”周老说道：“还是当教授！教翻译，中英文的翻译就是一个文化交流，不是狗是DOG那么简单。当然，如果我被学校聘去教授搞翻译的同时，剩下的时间，晚上我会再研究《红楼梦》，哈哈。” 摄影/孙京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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