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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和吴孟超相继去世，举国上下悲痛欲绝。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在一个民族内部，总是需要有千百万人，才能产生一个天才，同样，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才能等到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 网友谷鸟衔枝来说：“那些与我们同时代的光芒熠熠的人物，其实和伴随我们的日月星辰没什么区别，平时你总不大会时常想起他们，你总觉得他们永远会在。然而他们却又和日月星辰不同，是西沉了就不再升起，划过天幕就不再回来。他的光芒照耀到的地方越多，你越会感到随着他们的离去，时代的一部分也随之定稿，后人翻阅时代的书页时，会清晰地看到这个天体陨落的注脚。” 这不只是看着两个长者离开，而是见证了两颗星辰的陨落。 那是一种不真实的失重感，一种抽离感，一种巨大的尘埃感。 心里空落落的，难过都没有着力点。 我们没有办法成为袁隆平和吴孟超这样的人，只有铭记他们熠熠闪耀的时刻。 01. 1922年，吴孟超出生在福建省闽清县。 他的父亲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妈妈是童养媳，不识字。 因为家贫，父亲背井离乡去了南洋打工。 因为营养不良，吴孟超3岁才学会走路，个子也没有长起来。 5岁时，他随母亲去了马来西亚投奔父亲。 一家人团聚了，但日子更加清贫。 吴孟超只能读半天书，另外半天舂米做米粉、喂猪，编篮子，跟着爸爸去橡胶园给人割橡胶来赚钱补贴家用。 几年下来，他的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割橡胶是很讲技巧的，要把树皮割开，里面的胶才能流出来。但树干本身有个水线，是供应营养的，割的时候不能割破这层水线，否则这块伤口上就长出一个疙瘩，下次就不能从这里下刀了。有的人不管这个，但我就特别注意。这个跟做手术差不多，好的医生开刀，要准，还要稳，切口尽可能地小，我现在拿手术钳就是这样，非常精细。” 1940年，吴孟超回到国内，在昆明同济大学附中就读。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引起了他的注意。 她从杭州来，跟他同龄，家庭条件不错，人长得秀气，性格活泼，还乐于帮助同学。 那时，昆明刚有电灯，电灯泡极为紧缺，经常被偷。 吴孟超每天都会把灯泡拧下来带走，第二天再拧上。 那位女同学特别用功，经常自习到很晚，吴孟超从不催她，总是默默地陪伴她，等到她离开再拧下灯泡。 女同学感激他的陪伴，见他冬天的衣服穿得少，就织了一件毛衣给他。他非常感动。 后来，两人开始交谈。 刚开始谈的是学习，继而谈到了战争，社会，理想，两人发现对方的看法与自己惊人地一致，越谈越投缘。 高中毕业后，吴孟超想读工科，女同学却劝他学医。 她说工程建设是对国家有贡献，念医对人类更有贡献。 不久，他们双双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这位女同学就是吴孟超的妻子——吴佩煜。 02. 钱钟书说：“同行最不宜结婚，因为彼此是行家，谁也哄不倒谁，丈夫不会莫测高深地崇拜太太，太太也不会盲目地崇拜丈夫，婚姻的基础就不牢固。” 吴孟超和吴佩煜是个例外。 他们从1951年走入婚姻，到2011年吴佩煜病逝，相守60余年，一直恩爱甜蜜。 吴佩煜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技术精湛，颇有造诣，曾参与编撰过多部妇产科教材。 她事业做得好，也把吴孟超和3个孩子照顾得很好。 对此，吴孟超感怀于心：“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她还是有点内疚的，我没关照好她，没照顾好她。她也是做医生的，很努力，也有工作任务，也有晋升的要求。但我家里的事从来不管的，她必须把很多精力放在家和孩子上面。她有时候也会说我把家当成旅馆了，但每当我有新的任务，她都会告诉我：你放心去做吧，家里你就别管了，我来管。” 生活中，吴佩煜总是以吴孟超为主，他喜欢的就买，不喜欢的就不买。 吴孟超喜欢看新闻，战争片，她喜欢看越剧，每次她都会迁就吴孟超，陪他看喜欢的节目。 她说：“他一天到晚就这么一会儿能看看电视，而且看一会儿就又去书房忙他的事了，所以他想看什么我就陪着他就看什么，陪着他看节目比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还开心！” 吴孟超很忙，晚上在家也要处理工作和学术上的事情，为了不影响吴佩煜休息，两人分别睡到两间屋子里，但每夜吴佩煜都会守护着丈夫到梦乡：“只要他的台灯不熄灭，我就睡不着觉。有时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一只手里拿着书，一只手里拿着放大镜，像个孩子一样。这时我就轻轻地走过去，把他手里的书和放大镜一样一样轻轻地拿下来，然后给他放平枕头，盖好被子。” 吴孟超经常出差，到了当地第一件事就是给吴佩煜打电话报平安，他知道妻子会一直守着等着。 生活中，吴佩煜性格开朗，天大的事都不会放在心上。 吴孟超修养极好，从不把烦心事和坏情绪带回家。 两人相伴多年从不吵架：“我和吴孟超从来没有吵过架。年轻时两人的工作都很忙，更多是在医院工作，难得有时间在一起，所以不会吵架。年纪大了以后都知道体谅和理解对方，更不会吵架。” 吴孟超少小离家，尝尽了人间苦难，是吴佩煜给了他一个安定、温暖的大后方。 他说：“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们俩之间太了解了，很多时候不说话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她对我非常支持，如果没有她支持，我也很难干好工作，从心里感谢她。” 03. 1964年，袁隆平33岁，因为扑在学术研究上，成了大龄单身青年。 同事为他介绍了一个姑娘，见后才发现，她是他以前的学生邓哲。 邓哲比他小8岁，活泼大方，能歌善舞，篮球打得非常好，两人恋爱一个月后便走入了婚姻。
他们的婚礼很寒酸，没有彩礼，没有婚纱照，没有结婚物品，只有五块钱的喜糖。宿舍只够容纳一张书桌，新娘穿的还是比赛时的球衣。 然而，两个闪婚+裸婚的人却很少吵架。 邓哲说：“我基本上都听袁先生的，想吵架都没有机会。” 其实，他们的婚姻遇到的考验，一点都不比普通人少。 袁隆平忙于事业，常常数月都回不了家，逢年过节都在外地，无暇照顾父母和家庭。 邓哲要照顾年迈的公婆，又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婴儿，还要兼顾工作，个中艰辛，可想而知。 然而，她却从未抱怨过。
她懂袁隆平，知道他梦想的伟大，支持他的希望和抱负。 就像婚姻教皇约翰·戈特曼在《幸福的婚姻》里说的那样：“在最牢固的婚姻中，丈夫与妻子有着很强的共识，他们不仅相处融洽，而且还相互支持对方的希望和抱负，并将这作为他们共同生活的一个目标。这实际上就是相互尊重和以对方为荣的真正含义。” 邓哲用理解和尊重为袁隆平铺平了事业的阶梯。 所以，袁隆平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在别人都不肯嫁给我的时候，邓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求婚。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她始终和我在一起。”
04. “爱是一份长久的承诺。爱，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哪怕是一个会心的微笑，擦一擦汗，洗一次碗，陪爱人逛一次街，都是幸福的，值得回味的。” 袁隆平对邓哲同样爱得深沉。 即使分隔两地，他也牵挂妻子，惦记着她的喜好。 每次出差、每个纪念日都会给妻子买项链、戒指之类的小礼物。 生日的第一口蛋糕永远都是给妻子尝的。 去香港也惦记着给妻子买表。 自己穿着农贸市场的35元格子衬衫，48元的T恤，给妻子买衣服却直接买两件，写信说“哪条合适穿哪条”。
邓哲过生日，他再忙都会偷跑出去带她买礼物。 年轻时，他没给妻子一个像样的婚礼，到了银婚纪念日，特意带着妻子补拍婚纱照，并给她买了一条3000多元的项链。 科研再忙碌，也从不忘记对妻子表达爱意。 有空就带着妻子去沅江边的沙滩玩，两人一个拉小提琴，一个唱歌，琴瑟和鸣。 担心妻子洗澡时煤气中毒，隔两分钟就会喊一下她，听到回应才放心。 出国时尽可能带着妻子，怕她走丢，还细心做了英文求助牌。
1982年除夕，邓哲突发急性病毒性脑炎，陷入深度昏迷。 恰好此时，袁隆平的母亲和岳母也相继病倒了，于是，他白天照顾两位老人，晚上陪护妻子。 他帮邓哲擦身子、换衣服、翻身，伏在她耳畔一遍遍讲着他们的往事，轻轻唱她最爱的歌。 或许是听到了他的召唤，邓哲在一个月后奇迹般地康复了。 相守57年，他们熬过了常年分居，生活的琐碎，甚至生离死别。把婚姻酿成了一坛好酒，历久弥香，愈久渐浓。
05. 亦舒说：“男人真正值钱的，是风度与学问。” 从吴孟超和袁隆平身上可以看出：
从吴佩煜和邓哲身上可以看出：
就像约翰·戈特曼在《幸福的婚姻》里说的那样：“尊重配偶的梦想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每个层面上的尊重都能给婚姻带来好处。第一个层次是你能向配偶表示你理解他的这个梦想，即使你不赞同它，你也能对它感兴趣，想知道更多东西。第二个层次是为她的梦想提供财力支持，第三个层次是成为这个梦想的一部分。”
通过这些故事碎片了解袁隆平和吴孟超先生，感觉很奇妙，就好像走近了日月星辰。 大卫·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单》里说：“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当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学上被宣告了死亡；第二次，当你下葬，人们穿着黑衣出席你的葬礼，他们宣告，你在这个社会上不复存在，你悄然离去；第三次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于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个宇宙都将不再和你有关。”
星辰虽陨落，但光芒仍在我们心头。 我想，铭记也算是一种延续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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