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事件，事件发生时，讲述者才上大学三年级。假想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你我20岁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反应？我们无疑会痛苦、狂怒，我们也可能会憎恨和报复。 这怒和憎恨会停留多久？会怎样改变我们对人和社会的认识？会怎样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 也许我们不愿去深思这样的推想问题，因为这只是一个假想。 但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让人痛苦、愤怒、悲伤、无奈的种种事件，是这些事累积在一起，逐渐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与他人的关系、对光明、善良和爱的信任。 让我们看看文章开头事件的讲述者在父亲得不到医治去世后的反应：
这位讲述者就是施一公，著名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
他艰难的心路历程是价值观的体现，是胸怀的升华。抱着这样的胸怀和价值观，他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做出了归国育人的选择。 这对我们，作为父母，意味着什么呢？ 每个人心中都有明的一面， 也有暗的一面，明一面是我们可以乐观、进取的面对生活，与人信任和合作，暗的一面是我们对世界怀疑、抗拒，与人隔离、疏远。大部分人都是两者交错，但会倾向其中一面。 我们如何保护和激发孩子光明的一面呢？ 首先，在日常点滴中用我们的言行影响孩子。 施一公的父亲一生助人为乐， 在困境中依然乐观豁达。 比如在文革中，下放到农村后，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努力学习农艺，在新的环境中尽力照顾家人、帮助乡里、传授知识。 施一公在父亲去世后能够看到更多中国家庭的悲剧，发奋去努力学习，改变社会，正是由于父亲生前的潜移默化。在他面对这样不公平的惨剧时， 他父亲的影响在关键的时候显示了出来。 用他的话说：
如果你发现你的价值观和行为举止，更加以怀疑和对抗为主，可以深入探讨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很多时候的第一反应或者行为模式是在长期的文化和传统影响下形成的无意识的，自发性的反应，而有意识审视自己的行为模式会帮助我们去改变自己。 比如我自己上大学前一直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我估计有很多70后和我一样）：贫困，众人竞争非常有限的资源、官员权力可以蔑视普通群众的尊严，权力大于普世价值。我潜意识里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认知是：竞争与不信任。所以很容易放大别人与自己的不同，好强敏感，很多时候想的是输或者赢，而不是享受美好的人际关系。 我也从来没有认识这一点。直到我出国后，当我离开家人，过去的传统、文化、语境在新的环境中完全消失，看到全新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后，才意识到我的成长环境对我的世界观的影响。 而只有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才去逐渐改变我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的期待，改变我的行为，更多去用宽容和爱去看世界。 从我们小时候到今天，中国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变： 从大部分人贫困转变为大部分人，（或者至少相当一部分人）追求或者向往精神生活， 对权力的崇拜已经开始淡化，对金钱的追求，但也对美和善向往。 但我们的行为模式可能还没有从成长环境的影响中脱离。 如今为人父母，作为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的引路人，现在是最好的，也是最应该审视我们的世界观的时机。 其次，帮助孩子面对负面事件。 孩子，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面临各种负面事件。特别是作为中国人，我们的孩子需要面对自然环境的恶化和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压力。 孩子在负面事件发生时，比如在学校受到欺凌，选举落选，在遭遇坏人后，我们平时对他们的爱和植入的信任感就是他这时候的感情储备银行，抵消他的负面情绪，帮助他回归光明一面。 同时我们的解释、理解和引导会特别重要。比如孩子没能选上班干部，如果我们说：都是老师暗箱操作的（也许在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以后别去选了，这会让幼小的孩子失去对公平、正义的信任，难以相信别人，与人合作。 但如果我们说：这次没选上，但是还有这么多小朋友信任你，投你的票，好棒啊！孩子就会看到积极的一面，相信自己，更愿意努力和合作。 在各种负面事件的新闻中，也可以多引导孩子去正面的信息。比如罗一笑事件，鼓励孩子去看那么多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总结：我们能够影响孩子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不同家庭的孩子面对不完美的世界，胸怀和言行的不同其实就是家庭教育的不同。让我们都向施一公的父亲学习，播种光明和爱。 施一公关于他父亲的文章，请见： 《光明日报｜施一公：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 http://news./de/3b/c1835a56891/page.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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