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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弥留之际，想听《长征组歌》，但被拒绝了。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周恩来牢记长征中红军指战员英勇斗争的场面；在他病倒处于极端危险之际，是同志们日夜守护他，硬是把他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他当时身体极为虚弱，连平地走路都感困难，是彭德怀决定组织担架队，陈赓自告奋勇任担架队长，与萧劲光、杨立三等指战员硬是把他抬出了草地。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流出鲜红的血，他咬紧牙关，不让周恩来知晓，顽强地坚持下来，走出草地后他就病倒了。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无论如何不让同志们抬着他。以陈赓为队长的担架队，虽然经过长途跋涉，加上缺衣少食，冻饿交加，体质均已相当虚弱，但他们明白，他们身负重任，必须把周恩来抬出“魔草地”，使其继续指挥长征的战斗。他们深一步、浅一步地走在遍地是沼泽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会被泥潭吞没。  20世纪50年代，杨立三去世，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在抬担架与抬棺送葬之中充分体现深厚的同志之情。周恩来对长征印象太深，他喜欢听《长征组歌》，这不仅是他在长征中险些走不出草地，更主要的是他对长征的意义，长征的精神，同志友情等等等等的深切理解。弥留之际还想听《长征组歌》，重新回忆长征征程。只有参加过长征的人，对长征才有如此的深情。 1937年6月23日，朱德会见美国学者托马斯·阿瑟·彼森。彼森问朱德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其中问：“红军长征中幸存下来的人还有多少？” 朱德回答：“现在陕甘宁边区的9万红军部队，只有2万到3万是从江西出来的，其余大部分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许多人倒在我们的身后，他们有的累死了，有的病死了，有的被敌人杀害了，还有一些仍在分散的游击区里。红军长征损失非常惨重，可能高达30万人。1934年，红军发展高峰时期，在江西、福建根据地红军有20万人以上。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我们的损失很大。这些损失主要不是由于蒋介石有美国飞机的轰炸，而是由于红军对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队，采取了正面攻击的错误战术。”  朱德在回答彼森的问题时，谈了长征的原因和长征中红军的损失情况。当时由于刚到陕北不久，对各路红军损失来不及仔细统计，只是以红一方面军长征为依据，作约略的估计。其实，各路红军损失数目之和大大超过30万人。 毛主席说：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周恩来认为：万里长征，就因为红军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他批评当时军事指挥者李德是战略上分兵以便敌人消耗，集中以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逼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的兵力。  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错误指挥下，在“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战略方针下，终于失败了，只好被迫转移。 红军长征前，于1934年7月15日，毛主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熹以及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声明，为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击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决定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宣言提出五项抗日主张和三个条件。宣言的发表，表明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决心和信心。高举抗日旗帜，实现抗日主张和行动，是红军长征胜利原因之一。 张闻天评说长征的目的与意义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1934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长征，最后到达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这篇《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是张闻天于1935年12月1日执笔的。那时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才结束一个多月，张闻天已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抗日的决心。1935年10月22日，红军长征才结束几天，张闻天在陕北吴起镇(今吴旗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会上，毛主席作报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明确指出中央红军长征宣告结束，中共中央必须实行战略转变，把保卫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红军长征胜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6月至9月，斯诺第一次访问陕北时，曾问毛主席：“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能拖垮并打败日军？” 毛主席回答：保证我们成功的条件有三个，首先是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二，是世界反日战线的组成；第三，是目前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当然，最首先的条件是中国人民自身的团结。 斯诺问：“你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 毛主席答：这取决于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力量，取决于中国和日本的许多制约因素，取决于国际对华援助的程度和日本国内革命发展的速度。 毛主席回答斯诺问题时，一直把建立统一战线作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首要条件。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理想、抗日的决心、信心，在14年抗战中，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徐向前认为三个方面军会宁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他回忆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南下，使其遭受重大损失时说：“毛主席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战略错误，路线错误。是王明'左’倾分子在中央排斥了毛主席同志正确路线领导的必然结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围剿’制胜的积极防御方针，执行单纯防御方针的必然结果。” 1.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究竟有多少支 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论述红军长征时，虽然肯定红军长征的意义，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对红军长征只突出毛主席的贡献，面对其他领导人很少提及，对中央根据地以外的其他根据地，其他红军也很少提及。尽管1958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在“出版者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参加长征的红军，除了本书所记载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以外，还有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等。关于这些红军部队在长征中英勇奋斗的光荣史绩，介绍的文章很少，我们希望参加这些红军部队长征的同志踊跃地撰写回忆的稿件，以便在不久的将来也能编成专书出版。”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对其他各支长征的部队仍未予以重视。红军长征50周年纪念活动时，没有全面论述红军长征历史的现象才有所改变。当然全面论述不能排除突出重点，全面论述与突出重点是一致的。论述红军长征的重点，应以红一方面军为主来阐述才合适。  一、红一方面军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部队，也是中央军委、中革军委所在的部队。 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是最先出发长征的。 三、红一方面军是最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 四、先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25军，也已编入红一一方面军 所以以红一方面军为重点阐述红军长征是有历史原因的，但红军长征已70周年，再回头来回忆与研究这段历史，自然要进行全面论述。谈到全面论述，就牵涉到有多少支红军参加长征的问题了。 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到底有多少支？一般的看法为四支，即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其实应是五支部队参加长征。1934年7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发起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的全面进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已不可能，红军只能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歼灭敌人。中共中央曾在小范围内讨论过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但无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派出红七军团三个师6000余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想以此调动敌“围剿”军回援，以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但由于这支北上抗日先遣队兵力不大，未能牵动敌人，这支红军也因此失利。因此，这支“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应算为中央红军长征的一支部队，也是长征的序幕：  第一，1934年7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自瑞金出发，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吸引和调动部分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宣传和推动抗日斗争，至1935年1月在怀玉山失败，前后历时六个多月，行程5600多里，进行了30多次重要战斗，震动福州、杭州、徽州、芜湖，直至南京等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吸引了国民党近20万兵力，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为此，它应是中央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不能因胜败论英雄。何况红七军团本来就属于中央红军的建制，它是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作为长征的先遣队先出发的。 第二，它出发时的名称是“北上抗日先遣队”，说明它是作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先遣队，是这支红军主力的组成部队。先遣队是后续部队的先行者，根据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抗日主张，如果这支北上抗日先遣队不失败，也会设法到达抗日前线，或与其他红军会合共同抗日的。 第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25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由河南省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然后到达陕北，已算长征的一支队伍，因此，第一先遣队也是长征的一支部队。  第四，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奉命北上和西进，都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而决定组织的两支部队。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11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兵力大大小于敌人，未能牵动“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反而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后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 与此同时，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西进，“文化大革命”后，史学界共识此为红军长征的序幕，为中央和主力红军探路，同时也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主力红军的压力。故从离开湘赣，撤出革命根据地，这支红军既已踏上了长征的征途。同样是中央决定的，红七军团的长征也应作为长征的序幕。  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9月，程子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传达中央指示。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成红28军，坚持鄂豫皖边的游击战争。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25军共2900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转移。他们之所以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是因为知道中央已派出第一先遣队北上抗日。他们历时十个月，途经四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16日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队伍。 第五，方志敏被俘，英勇牺牲，是红军长征中红军指挥员的楷模。他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等，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也体现了长征的精神。多少年来，方志敏在征途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情操，激励着革命者勇往直前，也反映出共产党人和红军为什么要北上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信心以及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  第六，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到半个月时间，张闻天就肯定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长征的序幕。张闻天在《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中称：“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1934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最后到达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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