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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汉明，诗人，浙江桐乡人，现居嘉兴。创作以诗、散文为主，兼及文史、文论与诗歌批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诗刊》《江南》《山花》《十月》《花城》《中国作家》《散文》等文学刊物发表作品。著有长篇散文《塔鱼浜》、传记《穆旦传》等；出版有《江南词典》《少年游》《桐乡影记》《炉头三记》《嘉禾丛谭》等十一种著作。  影 像 ZouHanMing 邹汉明    ↑ 2007年在广州  ↑ 2008年10月与东君在海宁  ↑2010年在增城东荡子家。左起东荡子、邹汉明、浪子  ——李心释（教授、评论家） 值得关注的是，邹汉明对经验的诗学认知，同样不是来自书本的经验，而是个人经验的冲击，从长远看，呈现生存经验中难以磨灭的个人印象，虽然不必说是诗的开创性发现，但拓展意义不言而喻，并且是朝向诗学传统源头的回溯路径。 ——沈方（诗人） 汉明笔下的江南，大体上不出嘉兴，有时可能就限于他的老家塔鱼浜。使用方言时，其音调往往降到了日常生活的音调，就像是对着一小部分人说话。因此，他写到塔鱼浜时不仅是收窄书写领域，而且是在有意缩小自己的读者范围。然而，读他的文章，你就会发现，方言拓宽了他的写作，同样，这种书写也成全了方言。……值得玩味的是，汉明的散文中，只要出现“塔鱼浜”这个词，生活中不起眼的细节就会纷至沓来，那种细微而丰实的描述，平静而自然的叙述由此生成，渐次打开，感觉作者就像一个工笔画家，一点点地往深处走、细处走，直至你看到一种深层的真实性。……（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人与事都压缩在一个名叫塔鱼浜的小世界里。他的笔触即便没有伸展到外面的危乱世局，也会通过细微的地方作微文隐讽。在行文上，我们几乎看不到大开大合的描述，大悲大苦的渲染，有的只是寻常物事中寄寓的深意与暗旧调子里透出的新意。 邹汉明……从生活的日常性着眼，咖啡黄酒、生老病死、古今中外皆入笔端，看得出江南文人于世俗生存之中，对人与文化的理解，人的命运、人心的荒凉。作品写得松弛、开阔，但有节制，是在感性中有感悟，形体内有灵魂的诗作。 ——韩作荣（诗人，原《人民文学》主编） ↑ 2003年9月，摄于书房 ↑ 2012年10月30日与沈泽宜先生 ↑ 2012年11月在彼得堡普希金故居 ↑2016年11月，与陶灵富、但及等在嘉兴百味草堂 ↑ 2015年4月在浙江磐安 ↑2017年8月，上海书展上与《江南词典》重版本的责编合影 我的小传 邹汉明，于一九六六年生于浙江桐乡与吴兴两县交界处塔鱼浜北埭之严家浜一户农户家里。父亲姓邹，农民；母亲姓施，下放知青。母亲的身份略微复杂，她本生于塔鱼浜，但从小寄养在石门镇上开糕饼店的祖父母家里。母亲西竺庵小学毕业后，作为六二六三年挑重担的知青（世称老知青）下放，户口迁回塔鱼浜，从此务农。塔鱼浜是沿袭下来的旧称，新名字那时叫合心生产队。我的前头，有一个阿姐，可惜两岁上得病死了。于是我这个老二忽然成了老大，但我的外祖母叫我阿二（“二”读如“泥”），我母亲叫我二毛头，村里人管我叫我二毛，有时又叫做两毛，“两”是“二”的转音，一般是对方在称呼上要换换花头经，略表亲昵之意。很有意思，村子里大多数人不知道邹汉明，外头又完全不知道二毛的小名，两个名字，到底如何交合在我的身上，这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漫应着，也慢慢地长大了。 七岁的时候，去塔鱼浜西边的村子许家汇读书。大概只读了不多的几天，书包一丢，不读了。从此开始在塔鱼浜的野地里捉泥鳅，豁虎跳，搭浮知蝶（知了），去塔鱼浜或严家浜兜里游水、摸河蚌，上得岸来又与前埭同伴年纪的蹭相骂（“蹭”字据音，“吵”的意思），摆开架势，远远地互扔手掌般大小的瓦片，呼呼的飞过去，也很削破了几个脑门的。塔鱼浜古往今来有关脐下三寸的污言秽语，七岁之前我全学会了。就这样，我自由散漫惯了一段时间。 许家汇的书是不读了，但我母亲觉得我应该读书，于是带我去当时的大队所在地翔厚集镇。我记得这是暑假过后，母亲领着我，从一棵老干虬枝的银杏树下走入一条长廊，进入朝南一间简易的小屋，把我直接丢给了我后来的班主任钟慧芳老师。钟老师是下放知青，她大概从我母亲那里听说了我的顽劣，见面第一句就说：“到吾班里，吾是很凶的。”“吾”是乌镇的口音，钟老师是乌镇镇上人。钟老师其实人不凶，上课很有威信。她是语文教师，我插入她做班主任的二年级班，从第三册读起。从此喜欢上钟老师的普通话。大约两年不到，钟老师上调县城工作。起初几天，班级里像失了魂，我那时候也是连做梦都做到钟老师还在给我们上课的。 钟老师一走，我故态复萌，三天两头逃课。总之，是不要读书，直到我母亲去翔厚做“赤脚教师”。于是跟着母亲吃住在学校里，总算收住一些心，但读书仍旧不用功。 一九七八年年底，我母亲的知青身份重新落实，户口抽上，回石门镇做了石门玻纤厂（即今巨石集团）的三班制工人。母亲迁户口的时候，可带上一个小孩户口迁到城镇，镇里批了我的弟弟汉良，理由是带小不带大，小的他们不用这么着急着安排工作。这样，我的想做一个街上人的梦想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考上中专或者大学，跳出农门。一年后，我转学到石门通市桥头的公社中学。我的功课，除了语文，其实都不行。不得不做了一回留级生。这是一九八〇年下半年的事。 这一年的七月下旬，农村照例是“双抢”时节。镇上的母亲和弟弟也得回塔鱼浜干农活。一次，长畈里打稻，脱粒后的稻柴还青碧碧硬邦邦的，横竖堆在收割后的水田里，各户分到一个大堆，须得自行拖到旱地的山薯秧地里暴晒。这个拖稻柴的活这一次由我来做。我左右手各牵两个稻柴，深一脚浅一脚往地头拖；也或者，那时我自制了一副木头架子，挑着去晒。可是，带绳太长了，装的稻柴又偏多，两脚插在水田里，水田泥没过小腿肚，根本迈不开步。好不容易小脚娘娘走路一样，东一摇，西一摆，移步上了长畈地头。我拎起柴束，哗啦一旋，试图种庄稼一样种在山薯秧里。茂密的山薯藤下，懒洋洋赫然游出一条扁担长的蛇来，吓出我一身冷汗。七月的太阳太无情了，冷汗和热汗直冒，浑身全部湿透，额头的汗水更是蚕豆一般大，吧嗒吧嗒往下掉，落在地上，简直砸得出声音来。我一生的汗水也快要呼呼冒光了。稻柴拖好，一屁股坐在一棵遮阴的大桑树下，想，要是干一辈子这样的农活，是不是太苦了一点？我得想办法走。 于是想到了读书。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两年后，落下的其他功课渐渐赶上。升高中统考，总分数超过县重点中学桐乡一中录取分数线二十五分，满以为可以去县城读书，结果是没去成。不得不入读石门中学。我偏爱文科，但石中偏不设文科班，转校无果，心一横，我就开始自学文科。那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物理课，给沈思德老师装个门面，桌上摊开物理课本，抽屉下私自翻开地理课本，不出声地在背诵；化学课，也是如法炮制，给冯镇安老师装个门面，暗头里自学历史。一九八四年高考，没考上。高复一年，这一次考上了，但因数学考砸，总分不理想。收到湖州师专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闷闷不乐，蒙头在老家的拦头屋里大睡半天。我原喜欢并报考英语专业，可录取的是湖州师专中文专业。 师专二年级，诗人和诗评家沈泽宜先生教我们当代文学课。沈先生丰神俊朗，西装领带，腰板笔挺，给我们讲北岛、舒婷、顾诚以及余光中等台湾现代诗。那时因为谈恋爱，加上沈先生的魔力，也开始学写起诗歌。大学三年级，加入了学校里有名的远方诗社，但我远不是其中写得好的一位。毕业后，分配去桐乡县很偏僻的安兴乡中学教书。女朋友也终于告吹。这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郁闷的时期。不过，诗神开始来找我并安慰我了。隔着一个宽阔的大操场，上午，坐等邮递员小杨打着一连串自行车铃声给我送来订阅的《诗歌报》以及外地朋友的来信，但大多数时间，我喉咙百响，喊完一堂课后，是对着操场中央一棵孤零零的大香樟树发呆。课间休息的十分钟，我可以抓起一支笔，在一张八开的白纸上快速完成一首诗。晚上，因常要停电，去同善堂杂货铺买来一大捧蜡烛，一支接一支点燃，就着一簇摇曳的烛火，关在屋子里一个人读外国现代派文学，当然偶尔也跟同事们打一种叫做红十的纸牌，以消磨丰富得实在令人发慌的时光。 一年后，因为孤独，我对校长薛永春说，我不想在安兴教书了，想到别的地方去。其实根本不知道我能去什么地方。薛校长跟我的私人关系一向不错，我感觉得到，他是真心以朋友待我。他诚恳地跟我说：“汉明（他总把我的'汉’字喊成'海’），你不要走，明年我去教育局要两个女教师来。”果然，第二年开学，毕业分配来两个女教师。其中的一个，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但我还是走了，调到了钱林教书。我的目的是想进县城。不过，根本进不去，只好进了离县城较近一些的另一所乡村中学。教了一年初三又一年初一后，大抵因为好自由，不加入恶劣的抱团小圈、恃才傲物又不受管辖，大受学校排挤。我很厌恶那姓赵的校长的无赖腔，吵了一架后，我走人。这回去老家翔厚做了桐乡塑料玻璃包装制品厂的厂长助理。我走南（广州）闯北（东三省），独自成长。我的青春也在漫漫长路上经受了磨炼。这其间，一个意外的收获是，我看到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兴盛以及随着银根收缩而迅速衰落的整个过程。一年两个月后，我又被召回安兴中学教书。那时的薛校长还在主持工作，我回安兴，说实话，是蒙他的信任，也是回报他的情义。但不久，老薛黯然离开他热爱的教育岗位。校长换了一个人，我与新校长也算朋友，任命书下来的时候，这家伙悄悄从裤腿袋里掏出来给我显宝，一副很知足的样子。我瞥了一眼，祝贺他高升。承蒙他看得起我，这一年我带初三，兼做一个好班的班主任。第二年考试，中专生上线率名列全县农村中学第六名，这相当不错了。年轻而志得意满的新校长去教育局开会，喜滋滋坐主席台上，介绍他的治校经验。但后来传过一个话来：“他，本事有的，如果把全部精力都放到教学上，成绩会更好。”话不糙，话里的暗示却让我打了一个寒颤，我忽然明白了，在学校里，不管本职工作做得如何尽心尽力，只要继续写诗，总会给我落下一个“不务正业”的口实。这就促使我决定离开这个近乎鸡肋的职业了。五年后，凭着文学创作的一点成绩，我如愿以偿，调入秀洲区文化馆做文学辅导工作。此后，家就安在了嘉兴。又六年，嘉兴日报社调我去做了副刊的编辑。报社是一个复杂的单位，但这些年磕磕碰碰总算走过来了。现在我仍是要吃饭，创作仍在探索之中，不过，大抵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有一些与生俱来的骄傲，但更多的是恐惧和惭愧。我觉得我还能写一些东西。我的文学方向没有偏离，也不曾变更。这几年，随着资本和权力的进入，文学这条曲径尘土飞扬，但我不曾丢过文学的老脸。我一直走在一条小众的路上，也从没有迁就过我的少得可怜的读者。像很多文学前辈一样，我遵从自己的内心。 创作结集的有：诗集三册，散文三册，随笔一册，文史四册。不曾结集的散文和评论还有一些。目前最费精力的是在写穆旦的传记。诗当然更多，都冷冻在电脑的文件夹里。我也没有看得很重。
↑ 2016年11月带散文家桑麻去老家石门 ↑ 2017年12月，左起邹汉明、东君、但及 ↑2018年湖州莲花庄，左起柯平、邹汉明、沈方、商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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