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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中“君”有6处。“我”有6处。此6处“君”权且作男性称谓（不排除作女性称谓之可能），称“我”6处中，有2处作男性自称，有4处是女性自称。“游子”2处。“荡子”1处。“故人”1处。“良人”1处。 除此之外，有关人物称谓的还有：“杞梁妻”、“夫妇”、“远行客”、“倡家女”、“荡子妇”“同门友”、“愚者”、“仙人王子乔”、“客”、“牵牛星”、“河汉女”、“燕赵佳人”、“美者颜如玉”、“圣贤”、“神仙”。 丈夫称谓：君、游子、荡子、同袍、良人、夫、故人 女性称谓：杞梁妻、倡家女、荡子妇、贱妾、我 “君”6处—— 《行行重行行》（其一）有2处。“与君生别离”“思君令人老” 《冉冉孤生竹》（其八）有3处。“与君为新婚”“思君令人老”“君亮执高节” 《孟冬寒气至》（其十七）有1处。“惧君不识察” “我”6次。 《明月皎夜光》（其七）“昔我同门友”“弃我如遗迹”这是男性的自谓。 《凛凛岁生暮》（其十六）“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孟冬寒气至》（其十七）“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客从远方来》（其十八）“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明月何皎皎》（其十九）“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良人”——“我” 在《古诗十九首》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男女称谓之变化，男女地位逐渐倾斜之趋势。无论是现实的主动性、还是精神的独立性，女性逐渐因为承担职责的差异性而退居男性较次的地位，并进一步成为男性之从属与附庸。 《凛凛岁生暮》（其十六）一诗，当为检验男女地位倾斜之砝码。在这首诗，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古诗十九首》中男女关系之转折。 其诗中明确提到“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婚姻的实然状态，让女性无法作出清晰的切割，只能在梦寐中反复重温“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的美好，渴望实现“愿得长巧笑，携手同车归”的愿景。这里，应然与实然的相悖，现实与梦寐的错位。女性被抛置于被动的等待，无处哀告的可怜位置上。“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女性唯一的选择只有“徙倚”、“感伤”与“垂涕”，其对现实的自我改造毫无建树，自我之改变无所助益。 对于《凛凛岁生暮》中“良人”一词，《尔雅义疏·释诂弟一》（P255页）曰：“妇人称夫为'良’，亦以为君”。“良”与“善”相并，但所择之“良人”并非完全一味的“善”类，情随事迁，人随境化，“良人”难以为继“善”矣！ “良人惟古欢”一句，道尽女性之全部无奈。其执守的，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古欢”的幻相而已。“同袍与我违”，确证了现实的冷冽与凉薄，但“我”之始终存在，“我”仍然是独立而在的，“我”承受现实的冰冷一击。 于此，应该格外留意到，“我”之“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并没有在讨饶于现实中矮化自我，褪化自我。“我”之依然存在，接受“我”之命运！ “君”——“贱妾” 《古诗十九首》演进到《冉冉孤生竹》一诗，人物称谓发生了巨变。不仅出现了“君”，而且与之对举出“贱妾”。 “贱妾”一词的出现，令《古诗十九首》一组诗蒙上了沉重的“男尊女卑”的阴影。其背后折射出的时代背景值得细细考究，它与《古诗十九首》中高昂的生命觉醒之态，高标独树的“我”之精神大相迥异，其在《古诗十九首》中显得尤为扞格不入。 王国维认为《青青河畔草》一诗，尤为淫鄙。我倒以为《冉冉孤生竹》一诗，特为卑缩。如果说“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是淫词，其淫，亦可视作如此之真人性，真性情，真性格，真坦然，那么，《冉冉孤生竹》则全然付予一“虚”字，一“伪”字。其悲切自伤自残中自怜自伤，全然透着虚以委蛇、虚头巴脑的虚文浮礼，是“不真人性”，“不真性情”，当然更无真性格，真坦然。一个字——“假”。 其以“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为荣。一“附”字，矮化自我，将女性之阿附卑微地位展露无遗。且口不忘吟道：“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端着正经的面孔，亦教诲亦劝导之口吻：“有时”、“有宜”，一付要“君”把握良机，契合中道的忠厚貌。切勿“不合时”“不合宜”，总之一切“不合时宜”但当抛置。偏只遇着不合时宜的主儿，不按套路来，末了也只得悲悲切切自怨自艾，当然，仍忠厚不忘替君遮羞，道一句：“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其行为心理伪“善”如此，令人作呕。此处当看到“执高节”圣贤之道对女性心理之浸淫，劝导女性作隐忍的精神女奴。 世间有无如此“忠厚”之女性，想来是有的。譬之如《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拿个贤妻忠厚样，全然替宝玉长远规划出“仕途经济学”，一番苦劝，可末了只得个宝玉之白眼与奚落。不对等的人格价值坐标，实难以取得真正的两情相悦、两下欢好。 女性性别角色之全部悲剧性藉在于此。《冉冉孤生竹》一诗之女性，不但认可压迫，而且以服从压迫为荣；不但自身服膺压榨，而且还劝导压迫者压榨，其情感之畸形，心理之扭曲，令千载以下之男性颇为沾沾自喜、自得其乐。试问：不对等的精神女奴，夫何喜之有？夫何乐之有？ 谭元春曰：“全不疑其薄，相思中极敦厚之言，然愁苦在此。”极敦厚的女子，极愁苦的女子！陈祚明曰：“此望録于君之辞，不敢有决绝怨恨语，用意忠厚。”极忠厚的女子！岂不知，女子之敦厚、之忠厚，往往是无用可弃、软弱可欺的代名词罢了。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难道“过时”萎的仅仅是秋草般女人，男人就不萎？“君”还能如“泰山”般屹立不倒么？便是“泰山”，“过时”也一样成为“老旧泰山”矣！岁月给予男性以阅历和成长，给予女性以衰老与悲戚。《冉冉孤生竹》一诗中，流露出女性太多的自卑与不自信。其与《青青河畔草》充溢的女性青春气息与昂扬自信截然不同。这两首诗，可视为男女关系执守之左右两端。面对同样的人生处境，一则悲切自怜，一则适然自乐。 《冉冉孤生竹》中，“我”还没到被现实抛弃之地步，仅一个“轩车来何迟”，“我”已然不见了，化身为“贱妾”。其通过自我的矮化达到提升“君亮”之目的，用委曲来求全。 “贱妾”一词的出现，将千古之女性从此钉在了从属附庸的地位上。够“贱”性！让女性在无知无觉的命名中，自觉自愿地蜕化出一个“妾”妇心态，接受“贱妾”之现实命运！谦卑如此，自我矮化如此。对等的“夫妇”关系于此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妻”蹩足到“贱妾”的位置上。 “贱妾”一词的出现，徒然将《古诗十九首》这一人性诗高峰倏然下降至人性的沟渠。给男女间坦荡质朴的别离相思染上一层人性扭曲的晦暗阴影。发现并重审“贱妾”一词，其清洗的，不仅是女性千年流脓的伤口，更是治愈、修复并重建健康积极的男女两性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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