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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 江昭和 看完曹禺的《日出》，我情不自禁地走到阳光赤裸照耀的窗户边上，让它来缓缓祛除我心上，不由自主积蓄的寒凉。 如果你能够想象那样一幅画面，一根挂在房梁上的绳索，悠悠地垂下来，半中央割开了轻描淡写的口子，尽头处悬着一只锋利而凉洌的斧头，刀刃处飘着一层冷酷昭彰的银色的光，在那斧头的正底下，是一个被另一副绳索牢牢绑住的哑巴，他眼睁睁看着头顶的斧子有朝一日终归沉沉地坠落下来，届时他也只好一命呜呼，他不是不曾挣扎，但是他知道那样的飞蛾扑火般地扭动终究是无望的。 我已经很久不曾读过一部像《日出》这样令人灰心丧气透顶到骨子里的作品了，上一次有这样的情绪体验还是读张爱玲的《小艾》，那也是她作品里比较富有“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情怀”色彩的一部，讲的是劳苦大众黔驴技穷地挣扎，最终迫于时代与人心的无情冷酷而终究恨恨潦草收场的故事。 “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 张爱玲的话，简直一语成谶。它就是笼罩在《日出》从头至尾的阴沉沉，冷清清，病怏怏的命运氛围。 开始的时候，被先入为主的题目指引着，以为会是一个温暖明媚的故事，至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又一村”，大抵不至于绝望到窒息，应是有点滴的希望的，然而曹禺的“处心积虑”的“欲抑先扬”的笔触的使用令人简直失魂落魄。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在许多人享受着太阳的温厚抚慰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在苟延残喘，在挣扎隐忍地匍匐和蜷缩在晦暗而潮湿的角落里，暗无天日，却又无可自拔。 有些人渴望挣脱，他们只是束手无策，而有些人无意识地在这样逼人而窒闷的空气里生根，还渴望发芽，在时代的梦魇之湖沼里优胜劣汰，载浮载沉。 也就是说，时代是残酷的，但是也有些人奔出头来，扬眉吐气，而有些人郁郁不得志，惨遭淘汰。 就像张乔治对陈白露讲的他在旅馆做的一个梦： “白露，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哦，可怕，可怕极了，啊，Terrible! Terrible! 啊，我梦见这一楼满是鬼，乱跳乱蹦，楼梯，饭厅，床，沙发底下，桌子上面，一个个啃着活人的脑袋，活人的胳臂，活人的大腿，又笑又闹，拿着人的脑袋壳丢过来，扔过去，戛戛地乱叫。忽然哄地一声，大楼塌了，你压在底下，我压在底下，许多许多人都压在底下。……” 张乔治就仿佛是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颂莲，经历了细细密密的折磨不堪之后，站在高高的楼上，暂时抽离开院子里的乌烟瘴气，面对着底下的死一般地沉寂，发出过的感叹。 虽然张乔治算得是一个“局外人”，首先他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逗留的时间毕竟有限，对中国人情世故的那一套不能算熟稔，虽然归根究底，人性的参差不齐其实走到哪里也并非多么分明，但是总该是有一些手法上的出入。 他这样一个“无辜”的，逢场作戏的恩客在旅馆里睡了一夜，发了一场梦，他自己是不知道个中深浅的，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其实未尝不是道尽了话剧里角色置身其间的环境氛围的复杂性，诡谲性，残酷性，与消极性。 文学作品里的梦都不是空穴来风的，要么作为氛围的营造，要么起到“辅助陪衬”地点名思想的作用，要么揭示人物内心深层次的意识领域或者隐藏的欲望。 不确切的年代，不确切的地点，除了出现许多次的，点名题旨的“日出”，作为时间的一个明证，故事发生在两周内的三个日子，却俨然道尽了许多人的一生，地点是一家旅馆，和烟花柳巷之地，却恍惚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众生相与人类苦不堪言的生涯酸辛。
她失败了，因为她指望的那个男人终于一败涂地了，当她依靠的大树轰然倒塌，那么她自己唇亡齿寒，终于难能幸免，这是她一个人的命运的悲哀，也是许许多多女性地共同命运的悲哀。 她爱钱，她直言不讳，她底气十足，但是她的钱全凭靠男人的心意得来，男人志得意满，就给她一些宠爱，何乐不为，满足自身的雄性灵魂的需要，但是他们一旦觉得代价高昂了，爱的力度就自然而然地缩小了，因为爱到头来是一个过分虚无缥缈的东西，每个人都追求快乐与爱，但是每个人也都追求金钱与前程，这是无法避免的，这是难逃此理的。 对她最好的银行经理潘月亭落魄了，没人为她的奢侈生活买单了，她也就走到了她的穷途末路，她也就从天堂跌入了尘埃里，世道是这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本来就是这样的。 最后的关头，她还想求助张乔治，以为他顾惜着许多日子的情分，会为她排忧解难，然而他王顾左右而言他，支支吾吾，轻轻松松推卸掉“爱的负担”，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他爱她始终不曾爱到不顾一切，无私奉献的地步，她太高看他了，她赤裸裸地看见了人性的虚伪与残忍，或者说，她其实万分懂得，但是走到临头，她愿意抱着一丝苍茫的希望，然而事实证明，这个人终究是落了窠臼。 她不得不选择以吞食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收场，像阮玲玉一样的，像包法利夫人一样的，像像人世间一切走投无路的女人一样的。 因为活下去终归是不可能了，甚至于活着本身已经沦为了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所以选择死亡反而是眼下最可行的，最迫切的举动，也是她终于获得了解脱，获得了逃避的权利，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就像上吊自杀的小东西，死了对于她来说，是早就应该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只是最里头没有希望而已。 不仅仅女人的“活着”是千疮百孔的，男人又何尝不如是，而且因为他们承担的责任往往更多，所以显现出更加的沉郁顿挫。虽然悲剧到头来没有高尚的或者卑微的悲剧，甚至没有轻重之分，因为人生的份量，压在谁的头上都是一样的千斤重。 黄省三因为经济变故，因为没有安慰的靠山，因为被“人情世故”摆了一道，所以丢掉了聊胜于无的工作，失去了养活自己，以及养活孩子的资本，妻子跑了，他放下了所有的尊严，求李石清，求潘月亭，低声下气，丑态百出，因为他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人物，还有胃病，但是别人不会同情他，社会不会同情他，没有人会因为一个人值得同情而大开方便之门，这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或者说，这是一个冰冷无情的社会。 他弱小，所以他活该承当悲剧的命运。虽然，他的要求并不高，只想要一份工作，只想要卑微地活着，但是残酷的社会不容许他，因为最难的就是活着。 他想活下去，现实在他身前沉沉地关上了门，他想死，社会却又从中作梗，俨然有几分欧亨利式的残酷的黑色幽默。 想起鲁迅那句话，旧社会就是两个时代，奴隶的时代，以及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人命如草芥，如蝼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他用仅剩的别人施舍的钱买了鸦片烟，给自己的孩子服下，送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不知道那里是不是还有不公正的待遇，是不是还有残酷无情的剥削，是不是还有饥饿与寒冷，像托尼莫里森小说《秀拉》里的老母亲，将自己沉沦吸毒，生无可恋的儿子活活得烧死，你能说他们无情吗？李碧华在安排如花特意在十二少的酒杯里多放了一些鸦片的细节的时候是为了表明如花的无情吗？ 在那样的时刻，残忍拥有了另一个名字，因为在这样漏洞百出的时代和生活环境之下，也许死去反而是救赎，他们实在是束手无策了，所以选择了极端的方式。 李石清固然市侩相，见缝插针，处心积虑地向上爬，无所不用其极，十分小人得志，十分拜高踩低，但也并非不值得同情，并非不值得人悲恻动容地惋惜，心生怜悯，就像我读了《红与黑》，也会怜悯里头的于连一个样。 还有王福升，他周旋在许多人之间，卖笑谄媚，或者时而趾高气昂，有钱有地位的就忙不迭喊爷，没钱落魄的在他眼里猪狗都不如，包括顾八奶奶，一个寂寞空虚的女人，她需要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的爱，为此付出代价她也甘愿，因为她要活着，她愿意被骗，当然还有胡四，自称民国第一美男子，其实不过是一个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没有多少志气，也没有多少实力，但是他比较幸运，有一个女人愿意为他的花天酒地买单。 曹禺是不怕事大的，是不怕将人推向绝路的，他的狠辣和凌厉一点都亚于苍凉辛辣的张爱玲，结局不仅仅让人死的死，伤的伤，最后潘月亭的银行大祸临头，顾八奶奶的积蓄付之东流，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爱情可想而知，非崩溃不可，那么顾八奶奶的命运，不用蜿蜒揣测，非郁郁而终不可。 还有胡四，一个没有多少本事的人，没有工作，想活下去，也是难事，只是曹禺不将罪恶的面具全部扯开，他轻轻地用陈白露的一个问句撩开了一点点，然而观众是清楚明白的，因为旁观者清，因为他们是上帝，他们已经闻到了死亡的，颓废的，末日的气息。 归根结底，他们有罪吗，他们只是为了更加安全地活着，他们利用了自己能够把握的手段，不够光彩，但也不曾偷抢，如果一定要安上罪名，那也只能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将人性的贪婪付诸实际行动，并且获得了可触可及的反馈。 李石清自己家境拮据，但是为了巴结上头的人，不惜花“重金”让自己的老婆和“上流太太”们打麻将，以此把握更多的人情世故的动态。 他像《儒林外史》里念了几十年的书终于求得功名的范进，乐极生悲地发疯一样，终于处心积虑谋得了升迁的机会，即使不够光明磊落，然而造化弄人，好景不长又被上司因为他人品不端而被炒鱿鱼，在这样的天堂地狱里辗转反侧，他的人性终于走向了“异化”，他开始露出了“恶魔”的嘴脸——当他知道上司也终于一败涂地之后，他极端地幸灾乐祸，他为自己抱不平，他像一个薄情寡义的看客，冷漠地看着别人撕心裂肺，他心里沾沾自喜地狂乐，为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大呼过瘾。 看到这里，我只觉得悲凉，但我忘记该如何去讨伐。这是人性最粗粝，最麻木，但却也最赤裸，最直接的部分，当它被如此“正大光明”地显示在读者的眼前，只会令人心生无穷的挫败感与绝望，一种在经历过一段矇昧状态之后恍然醒悟自己手里握着一把正滴着血的匕首一般的绝望。 至于方达生这个人，他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个散发着光芒的瘦弱的影子。他最初出现的时候，是为了劝陈白露回头是岸，脱离乌烟瘴气的烟柳繁华地，过一种比较为平凡世人所能够接受的生活。 到后来，他知道自己这种“伟大的情怀”不得不受挫的时候，他又开始去拯救别的人，比如说小东西，甚至还有黄省三那样的人，那些摸爬滚打在底层的，受着剥削者的无情压榨的可怜小人物，仿佛唯有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才能够使他获得某种自我认知。 与其说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不如说他只是一个寄托着作者的某种期冀的符号。 不知为何，曹禺的剧本里仿佛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形象，《雷雨》里的周冲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为着与周遭的丑恶邪魅构成一种看似强有力的对比，来承载着作者内心对人性的一丝隐晦而虚弱的希望，然而他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物的刻画，往往会予人一种云雾笼罩的概念化的失真的视觉印象。 因为有重重的黑暗，所以我们需要有淡淡的光芒照耀进来，曹禺大抵也是这般想的。否则人世间便是毫无温暖可言的修罗场，是人间地狱，我们需要有一个传递福音的人，需要有一个无私奉献的伟大形象散发着人道主义的情怀。但他设置得过分突兀而显得稍许拙劣了。 这样的人，在那样恢弘的时代里，纵然仿佛“举世皆浊而我独清”，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局外人”，他渴望发光发热，但因为力量终究是微弱的，所以益发得令人觉得时代的可悲与残酷了。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张爱玲也说过，活人的阳光照不到死者的身上。更多的人，终于没能够等到真正的“日出”了，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屈辱而颓唐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所谓的“日出”，不过是卡夫卡小说里的“城堡”式的意向，永远朝你挥动着手臂，但你永远可望而不可及，新生的希望始终不过是海市蜃楼般的残酷美丽的梦境。 曹禺在这部话剧里揭示出的对时代事态的讨伐，对金钱将人心的吞噬与崩溃的控诉，并不一定就比法国忧心忡忡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其作品里宣扬的道理更浅薄或者微弱。这也是为何我对这部作品青眼有加的缘故。 他没有鲜明地提供自己的立场，或者是态度，他没有对谁的做法进行批判，或者是嘲讽，更没有夸赞，或者奖赏的色彩，他近乎是“自然主义”化地叙述了。 他就真正是舞台后面的一个观众，将人性的复杂与丑陋，将时代的梦魇与苦痛，就这般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虽然并非没有浪漫化地艺术加工。 但其实，他的忧患意识，他的情感立场其实通过他择取哪一些片段材料，提供哪一些人物形象，说出哪一些话语，也能够得到纤细而隐晦地表达。 就像我们读一部作品，也会情不自禁地“移情”一样。我们会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情感倾向。 人物的恨是真实的，人物的爱也是真实的，人物的渺小的伟大是真实的，人物的可耻的奋斗是真实的，人物沮丧的控告是真实的，人物黯淡地迈向死亡的恐怖的暗影里也是真实的，我油然而生出一种同情心，甚至于自己的心思被代入，我仿佛自己就是手中握着安眠药的陈白露，我仿佛自己就是为了挽留一份薪酬微薄但至少可以拉扯活着的职业而忍辱负重，绝望地下跪的黄省三，我也是那个站在板凳上，将自己小小的头颅一寸寸地安放在宿命的血盆大口里的小东西，我想着，如果在他们的境地，我是不是也只能沮丧消沉地，前无退路地选择死。 仿佛那些人都是我曾经见过的，听说过的，幻想过的，惋惜过的某个人，而不像《雷雨》给我的，过分“作戏”的蹊跷巧合感觉。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苦难，每个人都在这滔滔不休的时代洪流里浮浮沉沉，辛苦哽咽。每个人都在诠释着活着的艰难。生活固然没有那么多，那么巧妙的，那么密密麻麻的的戏剧性，但是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不简单。 我久不曾读到这样一部让我心情激荡的作品，所以也许你能够体会，合上书卷的时候，我心里氤氲着的一股“污浊之气”是情有可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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