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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时候，美国的堪萨斯大学和比利时的摩伦贝克相继举办了一场名为“What you wearing？”的展览。 这个展的内容，就是18位女性在遭受性侵时身着的衣服。 与很多人的猜测不同，这些衣服绝大多数都称不上是暴露，甚至可以说是保守。 T恤、过膝长裙、运动装……还有工作装。  以及童装。 是的，童装。  “我们还收到了一件上面印着小马驹的儿童衬衫，看起来就让人觉得心痛。” 而这个展的目的，就是提醒人们，重要的并不是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们当时身上穿了什么，暴露与否，抑或是化没化妆，举止轻浮与否。 这些都不是她们被侵犯被伤害的理由。 但很讽刺的是，在当下，受害者，而不是强奸者，常常成为指责挑剔的对象。 “今天穿这样去公司，被人问你不怕被强奸吗？” 强奸案发生的时候，先爆出的也永远都是女性受害者： “18岁少女遭强奸后被焚尸” “某某少女被邻居诱骗强奸两年”…… 新闻一出，满眼满屏都是“少女”“女孩”这样引人遐想的字眼，紧随其后也永远都是女性的照片，好不容易看到一张强奸犯的照片，上面还打上了码。 这些错误，我们现在还在犯着，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电影就已经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了答案。 《暴劫梨花》  影片由真实事件改编，于1988年在美国上映，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直接描写性侵罪行的电影。 本片由乔纳森·卡普兰执导，朱迪·福斯特主演，一举拿下了第6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豆瓣评分为7.9分。  影片的开场很有吸引力。 固定长镜头中，桥下的一座酒吧矗立，演职员表出现，画面从白天到黑夜。 深夜，画面上一个男人的出现打破了平静，他跌跌撞撞地冲进电话亭。 我们从他断续的陈述中得知，这个酒吧刚刚发生了一起轮奸案，三四个男性轮奸了一位女性。  接着，一个衣冠不整的女性冲出来，在路边大喊，并拦车求助。 她就是本片的女主角，莎拉。  这个场景对于观众来说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有一种惊天大雷的感觉。导演仿佛在告诉观众，强奸的发生，是没有预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这种非人的暴力和侵犯。 接着，就是医院的场景。  我们看着莎拉被审视，被检查，被拍照。 “你通常使用什么避孕措施？” “上次月事是什么时候？” “意外之前的性交是什么时候？” “你得过性病吗？” …… 程序化，冷冰冰，例行公事。 但好在，片中出现的无论是警察、医生、心理辅导人员，还是律师，通通都是女性。 然而即使在今天许多地方，我们的性侵受害者去警察局报警时，常常是一群男性警察在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们，被强奸时用的什么姿势，有没有戴套，做了几次，用手指还是用生殖器，过程详细地叙述一遍。 往往这个过程会重复很多次，而每一次重复对于受害者来说都是心理上极大的践踏和伤害。  在2019年的美剧《难以置信》中，有两起中间相隔了三年的强奸案。 2008年的时候，玛丽遭受强奸，报警后男性探员对其进行了肆无忌惮地盘问。  而在2011年，一位女子在受到侵害后，女警探卡伦赶到现场后，先是安抚受害人的情绪，随后把她带到私密的车内，征求她同意后，开始小心询问案件细节……  所有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要迅速增加女性警员和医生的数量，并对警察进行一定的培训，尽最大的努力降低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在《暴劫梨花》中，我们发现莎拉相对而言非常冷静和坚强，她对于医生警察律师提出的问题和要求都相当配合，每一个步骤都完成的很好。 其中包括报案、做检查、返回酒吧指认罪犯等。 最后一个步骤，看着简单，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当你被人控制，被人侵犯，并好不容易逃出来，这个时候让你立马再回去那个地方，看着那个人，这对于受害者来说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但莎拉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整个过程中，莎拉声音嘶哑，身体只有机械性的反应，眼神呆滞，这些生理上的表现无一不在传递着一种刚经历过巨大创伤后的悲伤和心如死灰，把我们一下子就被带入到那种无助当中。 直到这个时候，莎拉在观众面前的形象，完全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的形象。 而下面，影片才开始逐渐挑战观众的道德准则。 随着影片的进行，我们得知莎拉并不是一个乖乖女，她会浓妆艳抹，会举止轻浮，会和男人调情，还酗酒，抽大麻，就连车牌上都写着“sexy lady”（性感女郎）的字样。 说白了，莎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甚至在被强奸的那晚，她还在竭力卖弄风情，和强奸犯还接过吻，还和他们一起喝了很多酒，磕了药，玩了弹子机。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要说了，这女的不是活该吗？不是自作自受吗？ 是的，当时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在莎拉被轮奸时，旁边有一群人在拍手叫好，因为他们丝毫不觉得这是一次强奸，而只是一场“show”。 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那几个轮奸的男人最后只被判了两年的刑，罪名还不是强奸，是暴力伤人。 这就是说，只要表现好，他们九个月就能出狱快活了。 而莎拉呢？ 她和男友分了手，打电话给母亲本想寻求安慰，却被母亲问了好几遍是不是来要钱的，她还被人们视为人尽可夫的妓女…… 莎拉把头发剃了，再也不接近任何男人，整天只待在自己的小屋子里。 情绪崩溃时，她冲到律师凯瑟琳的家里，质问她，是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大学生，出身不高贵，所以最后得到的是这种结果？ 如果她举止更优雅一点，行为更检点一点，背景更强硬一点，后果会不会不一样？ 当凯瑟琳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的姑娘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枯萎下去时，身为女性的她也开始质疑自己之前作出的决定。 当看到莎拉在开车撞了一个嘲笑她的男人而进了医院之后，凯瑟琳决定起诉当时在酒吧里起哄鼓掌的那些旁观者。 因为他们不是无辜的，是他们促成了这起强奸。 在众人的不理解中，莎拉和凯瑟琳真正实现了“Girls Help Girls”，两人互相鼓励支持，直至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还记得在法庭上时，被告方律师曾问莎拉，被强奸时有没有表示过自己的不愿意，有没有说“走开”“停下”之类的词汇。 莎拉说没有，她一直在说“NO”。 当被告方律师试图狡辩“没有拒绝就说明默认”“女人说不代表着心口不一”等等时，凯瑟琳给出的答案是：“No means no.” 不就是不的意思，就是拒绝、不可以、不行的意思。 没有什么欲擒故纵，就是单纯的不可以，不同意。 《暴劫梨花》在这一点上，几乎是给出了教科书般的答案。 是的，女性挑逗也好，穿着暴露也好，举止轻佻也好，只要女性说“no”，那就是不行。即使在性行为过程中，只要女性不愿意，那就是算强奸。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婚内强奸”一词的原因。 任何违背女性意志而强行进行的性行为，都算是强奸。 而任何直接促成强奸的行为，也算是犯罪。你可以不作为，但你绝不能起哄、鼓励和撺掇，否则你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欧美兴起了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潮。经过女权主义者不懈的努力，女性权益得到了极大保障，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仍存在着性别歧视的问题，女性仍然是作为一种被“凝视”的“他者”。 《暴劫梨花》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莎拉的形象，向传统的女性观念发起了挑战，传递了先进的、正确的女性主义观念。 要知道，这部电影上映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我们当下的社会还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真的进步了吗？ 《暴劫梨花》除了主题上的超前，朱迪的演技也撑起了整部电影。 片中，她用自己的眼神、肢体动作、面部肌肉等细节来诠释人物。 莎拉被强奸后的眼神呆滞，到后面慢慢反应过来时，她开始了较为频繁的眨眼活动。 警察让她指认罪犯时，莎拉先是下意识地展现了对于痛苦记忆的逃避，眉毛用力一紧，然后下定决心跟着警察走进了酒吧。 当遭受到不公时，莎拉先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眼神，随后转为愤怒，然后开始痛苦。这种细微的表演是非常有层次的，也是非常考验演技的。 像这样细致入微的诠释，在片中还有很多。 朱迪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而只有莎拉这个人物立住了，影片的深层主题才能出来，作品才能立起来。 除了莎拉，朱迪在四十多年的表演生涯中，塑造了众多让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 朱迪·福斯特是好莱坞的天才少女。 作为一名演员，她斩获两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第二次是《沉默的羔羊》），两次最佳女配角提名。 从少年天才教科书式地演出《出租车司机》中的雏妓艾瑞斯到主演《暴劫梨花》中的争议少女莎拉； 从近乎完美地出演了《沉默的羔羊》中的女警探克拉丽丝，再到《大地的女儿》）中的疯癫少女妮尔。 在朱迪本人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之后，她开始在影片中塑造一个又一个“坚强的母亲“的形象，如《安娜与国王》中的安娜、《颤栗空间》中的单亲母亲梅格·阿特曼、以及《空中危机》中的凯勒·普拉特。 1991年，朱迪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我的天才宝贝》，这部作品继续通过女性视角来审视人性、家庭和社会等多重问题。 而无论在表演，还是导演上，朱迪都十分注重细节，力图用真实来打动观众，这一点在《暴劫梨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除此之外，《暴劫梨花》也不是没有缺点。 它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凯瑟琳身上，她作为律师太符号化了，像个工具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情绪和人物弧光。 在之前文淇妹妹主演《嘉年华》中，史可饰演的律师也是这个毛病。 这两个女性，都太伟光正了，都太正义善良了，导致影片的可信度不是很高，这就使得结尾的成功看起来太像是一个幻想了。 这也是我们之后再拍摄女性题材的影片时要注意的一点，那就是成长和变化不应该只存在于主角身上，配角也要有，不然这种女性主义是不彻底的。 总的来说，《暴劫梨花》是一部很优秀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被超越。这种超越，不仅包括电影技术上的，还包括女性主义观念。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原创丨文章著作权：皮皮电影（ppdianying） 未经授权请勿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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