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比一朵毛蕊花或牧场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我不比一张豆叶，一枝炸酱草，或一只马蝇，或一只大黄蜂更孤独。我不比密尔溪，或一只风信鸡，或北极星，或南风更寂寞，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融雪，或新屋中的第一只蜘蛛更孤独。”
这是亨利·大卫·梭罗在其名著《瓦尔登湖》中的一段文字，也可以说是梭罗的自我确认——关于寂寞，关于他的此在。此刻，梭罗没有缜密地区别寂寞与孤独的差别及相似。因为他在远离尘世的世界边缘，找到了相契相宜的生命伙伴，熨帖了和自然同拍的呼吸，甚至弄明白了寂寞的缺乏性可贵与孤独的本我性意义。
在汉语中，寂寞和孤独其实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寂寞重在直陈无可沟通的一种现状不甘；孤独则言说形单影只的一种现状确认；前者更多地言及情感心绪，后者更多地描述社会性中的自我从属；前者是不得已的被动结果，后者是可主动选择的介入结果。比如李清照的《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寂寞深重，为此而已；而岳飞的《小重山》中，“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则孤独盈胸，无人会意。到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则寂寞与孤独兼有，两者已经分不出孰多孰少了。
孤独往往有着比寂寞更高的自明性、自足性。寂寞内在的欠缺感伴随着不安、躁动和失意，孤独蕴含的独立性却能够生成灵魂的灿然、理性的圆融。由此，寂寞常常自觉孤独，孤独却不一定寂寞，虽然，二者几乎形影相随。
梭罗这种卓立特行的湖边的信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私性独语，投射到红尘滚滚的熙攘中，并没有引起追红逐绿的彼岸人的关注。要知道，那是的梭罗不过是不到三十岁的毛头小伙，更要知道，那是美国人正沉陷在现代物质文明浪潮中，早已忘记林涛的浩茫和鸟啼的清鲜。梭罗，只不过是彼时人们眼中的怪异孤僻者而已。
某种意义上讲，当梭罗仅仅滞留在私语的阶段，他只是一个自我对话者，那怕他事实上已经开启了西方现代人一条直抵心灵的新路。
当然，梭罗不是第一个在大自然中，籍诸孤独，发现和找到生活意义的自省者。东方的先哲们应该更有资格佩戴这顶荣誉之冠。从文王于羑里演绎八卦开始，到以整数而言之的诸子百家，以至其后的诸代贤哲，几乎都是心灵的孤独者，尘世的寂寞者。他们之中，或者怀抱青云之志却寂寂以终，或者跃身龙门而飞黄腾达，或者渗透玄机而飘然悠游，或者隐身埋名而默默无声，却都有着难于与人语的独到参悟、独家体认。不同的是，有的”著而不语“，藏之名山，以待后人；有的”述而不著“，指东打西，只语片言间足证微言大义；有的呢，千秋万载后，依然隐隐可见其”只在此山中“的仙风道骨。寂寞，成了他们仰观宇宙俯察天地之后的自我确认；孤独，则是他们生旅中赶赴的接受和认可。于是，他们虽有遗憾却不哀伤，虽有寂寥却不抑郁，甚至，在寂寞如海和孤独如山的自我中，自成世界，自足我心。
这是令人喟叹的生命意象：当一己的心力以足以既囊括宇宙又自成乾坤之时，他们御风而行，神游万里，生命的翅翼早已扶摇于千载今古，生命的纬度也能够穿越四时八方。于是，他们透澈的眼神映像着尘世万象，他们浩渺的心田流荡着尘世的季风。所见既多，故而不惊；所悟既深，故而不忿。激昂慷慨则啸傲，意气平和又拈花。苍茫只因悲悯的有限，沉郁乃是机缘的无常。他们没有自炫皎皎独洁的孤傲，没有谁为表予心的幽怨，没有蔑视庸常的清高，没有嫉恨浅薄的促狭，没有与世俗争胜的兴趣。甚至，连把自己那点孤独与寂寞，雅致地演绎出来，也无需。
《易经·乾》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显然，孤独恰是与此相悖的状态。声气是天地间的自在物，有应相得，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既然如此，则“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最好之境了。孤独仍在，寂寞未远，怎么办？先哲们不怨天不尤人，转身走向自然，走向可以与心相宜的所在。这所在既是实的，又是虚的。那是实现了生命嬗变的升华、超越、更生的崭新状态——在不可能于事功中延展生命的逼仄中，将生命的宽厚，实现于自我的辨识和世界的研读之中，找到自己，并安置自己。
寂寞还是孤独？那是唯有自我才能够辨析的一种心境。而那些可以称作先贤的人物，他们的天地为宇，他们的啸傲山水，他们的玉树临风，他们的拈花不语，早已把寂寞和孤独，诠释到至高的境界——寂寞而空怀虚心，孤独而自由飞翔，简单中抵达深厚，素朴里拥抱灵魂。
那是真正的寂寞和孤独啊。
真正的寂寞，原是智者的庇护之所；真正的孤独，则是慧者的立身之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