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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拾】历史上重庆的那些称法

 亘心为上 2021-06-03

壹·缘起

话说本期为何会突然想起写这一期呢,说来这还与最近一直追的一本小说有关。说来也不是别的小说,还是七月新番的那本《秦吏》。在《秦吏》的第808章里,有过这么一段文字,“后世的重庆这块地方,总算有了第一座城郭,因为是张仪督造,所以也叫'仪城’。”当时第一眼看到这块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七月这是否有依据,于是检索了一番,竟然还真是如此。不由地对这本《秦吏》小说又多了一份敬意,虽然这本是一本穿越小说,但它却有着实实在在的社会真实感,除却作者虚构的,书中绝大多数的事件都是有源可考。所以也可以说是了解秦朝及秦法的最佳历史文学作品。这是题外话,暂到此。

今天来看,重庆简称为“渝”,这“渝”也是有渊源的。历史上,重庆的别名有很多,从上古时代一直到后世的封建时代,名字一直在变,直到民国之后方才固定下来。那这期间重庆这个地方经历过什么呢?本期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贰·“重庆”的故名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由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因而有“山城”之称。今天的重庆又因其经济与文化等的区位优势,其又成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而且是最年轻的直辖市。

追溯历史,重庆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其曾经是巴国的首府,有江州、渝州、恭州之称。“江州”最初是巴国的都城,叫垫江,但那时没有城郭。我们知道,古代的城池,一般有城也有郭,城指内城,郭指外城。孟子所说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即是这个意思。当时尚处于战国时期,远在西南的巴国与蜀国交恶,巴王于是向地处陕西关中的秦国求救,秦惠文王嬴驷便派了张仪和司马错伐蜀,并灭了蜀国。灭了蜀国之后,秦国军队并没有立即撤出,出于对这一地区战略的重大价值考虑,秦国军队于是继续进兵,随即灭了巴国,设置了巴郡,取巴垫江地,遂筑成江州。当时“江州”实际区域还不是很大,然而在当时却成了巴蜀重镇,会合了川蜀之众水,控制着三峡之上游,有着临驭群蛮的战略作用,后来秦军伐楚,便是利用的这一条捷径。因为“江州”曾是秦相国张仪就任期间所下令督造,所以“江州”城也就叫“仪城”。

那时的“江州”城有多大呢?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城址范围大约有30万平方米,就在如今的临江路、临江支路、民生路、民权路的范围之内。而这座城的核心地带,就在如今的渝中区二十九中附近,那里修建有当时的衙署。随着江州城城址范围的确定,巴都重庆的城址也由此去确定,据已故的重庆博物馆馆长董启祥先生的专门讲述,“江州城就是在原巴城的基础上重建的”。因此,巴都重庆城,就在如今的解放碑那一带。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仪城”江州,只能算是重庆历史上第一阶段大规模筑城的尾声。

到了三国时期,重庆城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蜀汉建兴四年,即公元226年,蜀汉江州都护李严修筑的重庆城,其规模达到了明清时期重庆城的大小,因而史料中此时的“江州”又被人们称为“大城”。话说,究竟有多大呢?

根据白九江先生的说法,“顺着明清时期古地图上的九开八闭十七门看去,除了通远门所在的五福宫山没有被纳入大城范围外,其它八开八闭十六门框起的范围,就是蜀汉时期大城的城址”。如此可见当时重庆城的规模。

李严修筑的“大城”,城墙由泥土夯筑而成,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石制城墙不同。当时李严还破天荒的将原本应在城外的“仓城”放在了城内。“仓城”也就是专门储存粮食的城郭,在粮草为先的古代,这个粮仓的位置无疑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仓城”就在如今的“千厮门”附近,《诗经·小雅》中曾说,“乃求千厮仓,万厮仓,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这说明了“千厮门”之得名,是因为它附近曾是重庆城粮仓所在地。“仓城”的建造,一举数得,既确保了城市供给和经济发展需要,城市商业也有所发展,商业网点由市扩大到了坊。出于防守的需要,李严还在如今的佛图关修筑了卫城,扼守其身后的重庆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曾在巴郡设置了楚州,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实行州县二级制,因嘉陵江古称渝水,遂改楚州为“渝州”,一直沿用到北宋晚期,将近五百多年之久,今天重庆之所以简称为“渝”便是来源于此。

北宋崇宁元年,即1102年,渝州籍人赵谂(shěn)在回乡省亲之时,被人告发“与其党李造、贾士成等宣言欲诛君侧之奸,其语颇肆狂悖”,“狱具遂与反逆伏诛,父母断皆流窜。”因赵谂家族为渝州南部少数民族,竟口出狂言,尤为当时北宋王朝所不容,在这一事件处理后,北宋统治者仍然厌其乡里渝州之字义不详,于是取诛赵谂为“恭行天罚”之意,这样渝州便被改为了“恭州”。

那么“恭州”如何成为今天的“重庆”呢?关于此的说法却不一,但有一点可以依据今天考古知晓,南宋晚期是古都重庆最为辉煌的时代。当时蒙古军队大兵压境,西川残破,为巩固南宋的西线防区,加强重庆的防务,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彭大雅在蜀地残破,败局不可收拾的危难情况下就任,毅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加强重庆的城防。当时彭大雅亲自抢筑重庆城,在部属反对、朝廷猜疑、政敌攻击的情况下,终于在1240年完成了这一工程,打造了一座国家级城市。南宋时期的重庆城由此成为了面积最大的重庆古城,这也是古城重庆最为辉煌的时代。此时,通远门所在的五福宫山,被纳入了重庆城的范围。也是在这一时期,重庆城的府衙所在地,从上半城的二十九中附近,搬到了下半城巴县衙门附近。但此时的重庆府府衙,并不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巴县衙门,而是与它成90度,位于如今的解放东路那一块,也就是2010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老鼓楼遗址所在地。南宋时期的府衙范围非常大,老鼓楼遗址的高台只是府衙的大门,府衙的另一头直达如今的打铜街。今天在考古人员的发掘基础上,除了府衙遗址外,在老鼓楼遗址内还发现了南宋时期的粮仓。彭大雅当时为了保护重要的战略物资,粮仓的墙体居然有一米多厚。

蒙古军队攻破重庆城之后,重庆城大半被毁,到明代,古城重庆开始了最后一次筑城,它的建造者,就是明代卫指挥使戴鼎。

说起戴鼎筑城,虽然他修建的重庆城城郭没有南宋时那么大,但他却开筑了九开八闭十七道城门。

白九江先生说,现在人们认为闭门是一道封闭的城门,其实不然,这八个闭门最初也是敞开的,主要为方便人们日常挑水、防火、物资运输等。后来,随着重庆城内大小熄火池、七星缸、各湖池的建设,以及风水说的盛行,才陆续把八门永久封闭。九道开门全部修建在地形险要之处,其中7道还专门建有瓮城以作防御之用。

到了清代,重庆城最大的变化,则是府衙位置的调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当时的郡守书敏,将原本横跨如今解放东路的衙署来了个90度的大旋转,改顺江而建为现在我们看到的面江而立的巴县衙门。

清代的重庆城功能齐备,城墙外的两江滩涂,是码头运输、下层劳工、民间宗教建筑区。朝天门至小什字的金沙岗两侧,是传统的商贸区。东水门向西至老鼓楼一带,是传统的衙署区。大梁子东小什字西片区,是传统宗教区。上半城北部片区是文教区及富户商绅住宅区。五福宫山至大梁子主脉,是军事区。此时,重庆城成为了以商贸航运为主,军事为辅的区域中心城市。

就这样,重庆这一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叁·从“恭州”到“重庆”得名之由

话说回来,从“恭州”到“重庆”的变化,一直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的故事。公元1189年,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于是升恭州为重庆府。这个版本流传之广,甚至现在有广告文案还采用这个说法。然而这个说法本身却有很大的问题。有学者研究,南宋第三位皇帝赵惇(dūn)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有四件,即封恭王、生子、封皇太子、登基,这些喜庆事件各自相隔的年代甚远,是无法“重庆”的,于是难以自圆其说。

除了这个版本之外,还有一种“二庆之间说”,即是指在地理位置上重庆介顺庆府(今南充市)和绍庆府(今彭水县)之间。但这“二庆之间说”最大的问题是,在重庆府得名的时候,顺庆、绍庆这两个府的名称还没有产生,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于是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

另有学者龚义龙认为光宗受禅登基,其心理压抑,“重”字在宋光宗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偏好“重”字。如果考证“重庆”一词,语出《诗经》郑玄笺,光宗个人及国家历史背景与此含义相合,故为取义之本。除“重华宫”外,光宗亦将自己的诞生之日改为“重明节”。诗人陆游有《丞相率文武百僚请建重明节表》:“臣等不胜大愿,请以九月四日为重明节。”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辛巳,光宗以生日(农历9月4日)为重明节。八月甲午(9月18日)升恭州为重庆府。

赵惇封恭王是在孝宗即位之时,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乾道七年(1171年)二月癸丑,乃立赵惇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壬戌,孝宗将帝位禅让于赵惇。可见,从封恭王到封皇太子,历时9年;从封皇太子到即帝位,历时18年。有研究者认为,赵惇在宫中苦熬了27年,他每天生活在复杂的宫廷环境之中,既要面临激烈的权力争夺,又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距封恭王至即帝位已有27年之久的漫长时间,还何庆之有?

宋代诸位帝王在潜藩升府时好用“庆”字,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皇帝即位时的喜庆之情,但从上文也可以看出,孝宗、光宗对“重”字也有特别偏好。例如宋孝宗退位时,就把自己居住的德寿宫改名为“重华宫”,取“重华”为宫名的意思就是希望光宗也能像舜继尧一样,能够继承孝宗的文德圣明。

至于重明节,有学者考证,重明有三层意思:一层指舜,因为舜生下来有两个瞳孔,有重瞳或重明之称;二层指光明相继,照耀四方;三转指皇太子。这三层意思都与光宗以太子身份受禅的情形相符合。

另外,光宗年号为“邵熙”,邵义为继承,熙义为光明、兴盛,与重华、重明的取名完全是一致的,都是在强调“继承”这一特征,突出孝宗与光宗的前后关系。由此或许可以看出,光宗这样取名(包括给重庆取名)不仅仅是取其政治意义,它还体现了光宗对孝宗的曲意迎合,也是其内心深处所受重压感的曲折反映。

提及“重庆”一词,语出《诗经·鲁颂·闷宫》,全诗歌颂鲁僖公继承祖业,中兴鲁国,收复疆土,四夷宾服的功绩。全诗中有唱道:“中时鲁微弱,为邻国所侵削,今乃复其故,故喜而重庆之。”这里的“重庆”明显是指反复颂祝鲁僖公,歌颂他让鲁国强大起来并祝他长寿幸福。光宗取此名的意图就是想表明自己要学鲁僖公,继承宋孝宗未完成的事业,光复被金人占领的半壁江山,中兴宋室而祝宋孝宗长寿安康。因此将“恭州”命名为“重庆”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个人地位是完全一致的。

如此来看,“重庆”得名的本来含义或许就比较清楚了,既不是所谓的“双重喜庆”之说,也不是“二庆之间”之说,而是光宗赵惇出自自己特有的政治考虑和心理诉求来作出的选择。

肆·今日重庆之叫法

当然,今天,“重庆”还有诸如“雾都”、“火炉”等别名,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重庆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受山城地貌和两江水域影响,热岛效应显著,气温高,易热毒症,中暑常见,日照少,雾气多,雨季长,湿度大,霜雪少,风速小等气候特性。

结   语

本期一方面聊了重庆在历史上的那些名称,另一方面重点谈了“重庆”的得名原意。说实话计划本期内容差不多有一个月之久的时间了,自从那次在《秦吏》小说中得知“重庆”又名“仪城”,我的心一直未放下这个念头,一直搜索着资料文献。至于原因嘛,其中一个算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承诺吧,另一个就是重庆在我心里的“位置”,重庆在我心里一直就是一座充满特殊含义的城市。

感谢诸位的阅读,我们下期见!

内容来源说明:

1.关于重庆城址的考古发现(详见原文链接);

2.龚义龙的文章《“重庆”得名的“原义”》。

浮游沧海

先秦历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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