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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的旱季，塞伦盖蒂草原数百万的角马会进行季节性的迁徙 寻觅在茫茫草原7月的塞伦盖蒂草原吹着凉爽的风，我们乘坐四驱车横越莽原，在接近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边界地区，寻找远方的动物。 可惜运气并不好，半个下午只能见到路旁少数的斑马与蹬羚。它们有着健壮的身躯，但是长长的面孔总一脸木然。车里用到无线电对讲机的次数不多，偶有几声来自其他向导的通报，大概是告知在哪里可能发现了什么动物。 在草原上寻觅动物得靠几分运气，向导们只能仰赖极佳的眼力，并互相通报信息。前一天在塔兰吉雷（Tarangire）国家公园，我们虽然见到了丰富的生态景象，不过这天到了知名的塞伦盖蒂原野上，看到的反而不多。 坐在后座的埃及女生已经因无聊而睡去，来自罗马尼亚的情侣倒还不停拿望远镜头搜索远方。看不到大量动物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多半早已往北方移动。我们只能继续向北行驶，尽管如此，内心还是期待能看到那些没跟上迁徙脚步的动物。 观察野生动物，是由人去适应野外的条件。城市的动物园把动物圈禁在狭小的篱栏里供人观赏，但是面对广袤原野上移动的野兽，我们意识到一切都是机缘与对寻觅能力的考验。错过时机、行程延误，或选择了不同的岔路，那么遇到的动植物与景观，可能就是全然不同的。 没见到动物的时候，原野上姿态特别的金合欢树（Acacia）就成了令人着迷的景象。它们的树冠总是横向伸展，有的成为一个大伞，有的像是被风吹成的细长青绿色云霞。树冠连接着闪电般凌厉的树干，深深钉入苍茫大地。 当生态系统遭遇工业社会近一点观察金合欢，就会发现树枝上布满了牙签般的尖刺，这是千百万年来与草食动物对抗的结果。不只如此，金合欢会分泌毒素、彼此通报信息共同抗敌，它们分泌的蜜汁还能吸引凶猛的切叶蚁在身上筑巢，帮助抵御外侮。 但这一切并不能有效抵挡长颈鹿韧如钢铁般的唇舌卷食。这些在夕阳下行走着的细足高塔，经常侧着脖子在金合欢的枝叶间咬嚼。 包括乘着四驱车掠过金合欢树的我们，生态系统里的一切事物都在彼此交会碰撞着。各种动植物，都有着它们独特而复杂的行为路径。 季节性的迁徙，无疑是所有移动路径中最为声势浩大的。每年6月的旱季，塞伦盖蒂数百万的角马、斑马与羚羊，向北移动追逐水草，在北方渡过马拉河（Mara River）的时候，上演央视《动物世界》里那些惊心动魄的画面。再在10月开始逐渐回到塞伦盖蒂并繁殖幼崽，整个过程中它们得移动约3000公里。 在迁徙物种中更适应长途旅行的是候鸟。北京雨燕每年2月中旬从非洲飞到北京筑巢繁殖，然后在七八月飞回非洲过冬，每年要移动3万多公里。 大量角马在迁徙中遭到肉食动物的捕食。北京雨燕则在现代的北京，遇到了它们祖先未曾遇过的玻璃幕墙高楼。它们经常误撞帷幕而死，胡同古建屋檐的消失也使它们失去筑巢场所。
塞伦盖蒂草原上吃金合欢枝叶的长颈鹿 对于很多候鸟物种来说，气候变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红腹滨鹬幼鸟出生的时间，逐渐对不上食物丰沛的季节时间点，这使它们的生存率大大降低。少数候鸟似乎逐渐变成了留鸟，但在气候剧烈变化的时代，更多的遭遇还是灾难性的。
很多物种其实有着强大的韧性，但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席卷之下，冲击已经过于陌生和剧烈。对于塞伦盖蒂的野地而言，这个过程比现在我们所谈的气候变化来得更早，甚至可以说动物大迁徙本身，已经在19世纪末受到了这个过程的塑造。 马赛族、牛瘟与采采蝇许多脸上画着白色网纹图案的黑衣男孩，眼里透着羞涩和好奇，在我们停车休息的时候与我们拍了合照。 这些十岁出头的孩子，属于塞伦盖蒂地区最著名的马赛族。衣着与脸上的花纹，显示他们已经接受了令人疼痛的割礼（Emorata）。这个推崇勇敢的民族传统上以牧牛维生，规定男子必须杀死一头狮子以晋升为战士。 在19世纪，来自北方的马赛族已经是东非大裂谷一带最强大的民族。从坦桑尼亚到肯尼亚的广大地区，马赛部族放牧着数量极为庞大的畜群。剽悍尚武的牧民逐渐掌控了周边农耕地区，甚至进逼海岸地带，有效阻挡了阿拉伯商人的奴隶贸易入侵，欧洲殖民者也慑于其声名不敢贸然接近。在当时，大面积的原野其实都是他们的放牧区域，包括现在的塞伦盖蒂与马赛马拉草原。因此，当时的草原可以说是马赛族与野生动物二分天下的时代。 然而，19世纪末的牛瘟（Rinderpest）大流行，一夕间摧毁了这一切。对于马赛族来说，90%的牛群死亡，由此带来的饥荒、传染病与旱灾，杀死了2/3的人口。德国与英国的殖民势力乘虚接连进入，快速夺走了大部分的领土。马赛族从此沦为边缘的少数民族，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塞伦盖蒂地区最著名的马赛族，衣着与脸上的花纹，显示他们已经接受了令人疼痛的割礼 牛瘟重创的还不只是马赛族的牛群，大草原上的角马、长颈鹿与水牛也大量死亡。由于角马是动物大迁徙的主角，也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疫苗有效控制牛瘟之前，角马的数量其实远不如现在，迁徙规模也小得多。 牛瘟病毒是哪里来的呢？它来自意大利殖民者引入的印度牛种，在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地区爆发后快速散播，从东非到西非纷纷沦陷，南非也无法幸免。估计全非洲90%以上的牛只，都在这次瘟疫中死亡。 食草动物的大规模死亡，使草原植被逐渐转变。灌木丛增加之后，成了采采蝇（Tsetse Fly）的乐园。由此，昏睡病快速传播，成为20世纪非洲最可怕的传染病。直到现在，许多帐篷营地与野餐休息区周围，还能看到一种黑蓝相间的布旗绑在树上，其实就是专门用于捕捉采采蝇的。 不幸的是，当时殖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劳动人口大量聚集、病原体流动，进一步造成昏睡病的蔓延。许多地区的农牧业受到致命打击，大片的土地因此荒芜，“野性非洲大地”就是这样“形成”的。 从猎场到国家公园在四驱车的长途越野中，为了安全不可能随意下车行走，不能像专门的研究者那样长时间观察动物在做什么，也不清楚公园里的地形方位。除了少数幸运者看见了纪录片里的场景，大多数情况下的那些大象、河马或是狮子，在短暂的观看时间中不会表现出太多的行为。如果不满足于表面的视觉印象，也就只能参照更多来自书本或纪录片里的知识。 许多比较愿意靠近人类营地觅食的动物，例如狒狒、獴或是令人惊艳的丽椋鸟（Starling），都会在你靠近的时候快速逃走。或许只有非洲秃鹳（Marabou Stork）这种食腐的大鸟是个例外，即使周围都是游客，一身黑衣、长得像电影反派角色的它们，也依然昂首阔步。你可以长久盯着观察它们吃垃圾或腐肉，事实上它们在许多城市边缘也是比较常见的鸟，换言之它们已经逐渐融入了人造环境。 虽然南非的凯文·理查森（Kevin Richarson）那样的“狮语者”能和狮子天天亲吻拥抱，但莽原上的动物并不是人类的朋友。而现在让理查森悔恨的，或许是媒体展示他与狮子的亲昵帮助造就了侮慢，导致南非的狮子繁殖场甚至猎狮产业日渐庞大。 20世纪上半叶是欧美名流前往非洲狩猎的兴盛期。早在马赛族的生活被牛瘟重创的1891年，德国冒险家奥斯卡·鮑曼（Oskar Baumann）成为第一个闯入塞伦盖蒂草原的欧洲人。他记载了马赛族人在疾病与饥饿中垂死挣扎的惨状。但是殖民者不会却步，反而在牛瘟灾难后快速进入东非，继续把幸存的马赛族驱赶到少数地区，然后开始试图利用他们的土地。狩猎就是众多利用方式之一，从老罗斯福到海明威，都把东非草原当作猎场。 虽然许多人不断倡议在塞伦盖蒂设立禁猎的国家公园，但一切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成真。德国纪录片《别让塞伦盖蒂死去》（Serengeti Shall Not Die）在1959年赢得了奥斯卡奖，片方首次用飞机追踪调查了动物大迁徙的路线，影响殖民当局改变了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规划。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独立之后也成功将其延续。不过，尽管生态保护有了进展，但整个过程并不完美。马赛族可以说是设立公园的受害者，他们往往被强迫迁移，离开家园。
塞伦盖蒂草原上的狮子 塞伦盖蒂草原上的羚羊群 我们所见到的动物大迁徙与马赛族，都曾受到传染病的重创，受到殖民者与各种暴力的冲击。气候极端化的时代，其实我们无法预料未来草原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变化。非洲的人口与经济正在快速成长，并且可能会是全球受到气候变化冲击最严重的地区。许多地方水旱灾频发，坦桑尼亚与肯尼亚两国政府最近为兴建马拉河水坝有所争论。水坝一旦建起，恐怕必然影响动物的生存。 在万物变动不居的世界，塞伦盖蒂的生态系统不可能密闭封存，但或许人们能够选择怎么让接触更加友善，而不是演化为一场灾难性的碰撞。如果草原的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努力的方向，那就是这一点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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