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我们纪念的晒谱节

一届值得我们纪念的晒谱节 

2020年9月7日上午，湖北省第十二届晒谱节在省图书馆开幕了。本届晒谱节由湖北省图书馆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共同举办，以“英雄城市英雄谱”为主题，首次集中展出了辛亥革命志士家谱。因此，对于我们辛亥革命志士后裔而言，这一届的晒谱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值得回味，值得纪念。怀着愉快的心情，现将我们“参晒”的情况也晒一晒，以资纪念。

以前我整理过一份资料《辛亥革命志士群 麻城余李八兄弟》，介绍我的祖父余祖言和他的堂弟、族弟、内弟一共八人参加辛亥革命的情况。今年八月，我收到省图研究馆员、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谱牒研究会秘书长昌庆旭老师发来的邀请函，请我参加这届晒谱节，并希望写几句话介绍一下麻城《余氏宗谱》和其中辛亥革命志士的情况，于是我将《余李八兄弟》中李子祥先生拿掉，并配了三种不同年份版本的《余氏宗谱》图片，发给了他，经他指教修改，就成了下面这篇《余氏七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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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余氏宗谱》里的辛亥革命志士

（麻城“辛亥余氏七兄弟”）

湖北麻城余氏自宋德祐年间（1275—1276）迁来本邑，已七百馀年。麻城《余氏宗谱》首修於清嘉庆廿一年丙子（1816）；二修於同治二年癸亥（1863）；三修於民国元年壬子（1912）；四修於民国卅五年丙戌（1946），惜未刊出；五修於公元1988年，由品旭、品旺、佩乐、佩臣主其事，全四十一卷（册）。

堂号：敦本堂

字派：载（或盖）功永远 建树光环 宏开景泰 伟业超前 辉煌腾达 继庆昭先 知勤习礼 广益长延

现将1912年三修版和1988年五修版里记载的辛亥革命志士“麻城余氏七兄弟”简介如下：

（一）余祖言（1873—1938），谱名淑身。清秀才、岁贡。1904年官派留日。早期同盟会会员。辛亥首义湖北军政府总监察秘书，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官秘书兼河南安抚使政务官。鄂东护法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二）余 诚（1884—1910），原名仲勉，谱名淑潢（一名淑煌）。清副榜。1904年自费留日。《民报》撰稿人，《河南》杂志主笔（之一）。襄助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并成为首批会员，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

（三）余万卿（1886—1930），一名万青，谱名淑文。同盟会会员，共进会会员。参加辛亥首义，任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官随员。护法运动中任鄂东护法军司令。

（四）余稚夷（1890—1929），谱名淑祈。湖北（武昌）农业学堂毕业生。辛亥首义学生军。北伐左翼军总司令部护令处书记官。

（五）余瑞卿（1891—1913），谱名淑润。湖北（武昌）陆军中学堂学生。辛亥首义学生军。作战勇敢，曾获“黎副总统给有奖照片”。

（六）余少仁（1892—1915），谱名淑寿。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生。辛亥首义学生军，参与汉阳保卫战。北伐左翼军总司令部书记官。

（七）余远声（1894—1922），谱名淑气。武昌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辛亥首义学生军，参与汉阳保卫战。北伐左翼军总司令部监视官兼河南安抚使政务处科长。

【附图】：

【图1】1863年二修《余氏宗谱》复印本

【图2】1912年三修《余氏宗谱》复印本

【图3】1988年五修《余氏宗谱》原本

（余祖言之嫡孙余品绶提供）

有了这份简介，再带上几册版本不同的《余氏宗谱》，我和老伴就奔向了省图。

【图4】我们提前到达了省图东门

【图5】自以为来得比较早

【图6】却不料“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辛亥革命志士邓玉麟之孙、七十四岁的邓中宪先生（左三）等人昨晚从上海赶来武汉，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会场。

【图7】这是邓先生家藏的《邓氏族谱》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颁发的《收藏证书》。

【图8】英雄的武汉，更加坚强！今日聚会，来之不易。（左起：昌庆旭、邓中宪、刘重喜、孟进、余品绶、张铭歌、夏钢、尚荣华、万学工）

【图9】开幕式会场里的展板之一：麻城《余氏宗谱》里的辛亥革命志士

【图10】开幕式就要开始了！感谢昌老师为我们留驻了这个有意义的时刻

【图11】家谱里的故事。我在学习辛亥革命史的过程中，通过检阅《余氏宗谱》，获得了一些宝贵的信息，这些信息帮助我发掘和整理了家族中被人忽视了的辛亥志士的事迹，也反省并纠正了我们后人在个别地方牵强附会的描述。（详见文末【附录】：余诚的祖父参加了太平军吗？）。

【图12】开幕式后拿出家谱去“参晒”。

【图13】蔚为大观的宗谱“晒场”。

【图14】宗谱之一

【图15】辛亥革命志士刘仲文先生的孙女刘重喜老师（左一）在参观宗谱。

【图16】湖北省第十二届晒谱节全体“参晒者”合影留念。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於武昌珞珈山黄月斋

【附录】：

余诚三传平叙（下）(3)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余品绶

（1）余诚的祖父参加了太平天国军队吗？

《事略》称，余诚的“祖父谟瑞于一八五四年参加太平军，入川后无消息。”“父雅诗闲时在家，常谈祖父谟瑞公生平和洪、杨反清事迹，这使简叔（案：即余诚）从小就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

余佩鸿说，当初（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这些提法其实只是一种揣测。

那时的依据，仅仅是1912年版《余氏宗谱》“谟瑞”名下的一段文字：“咸丰甲寅五月十二被虏招葬太高祖墓侧”（1988年版的《余氏宗谱》，“虏”作“掳”）。于是有这样一种看法：“'被虏’是隐晦的说法，因为投奔太平军在过去被认为是'造反’，不光彩，所以修谱时只好写成'被虏’。而实际上是投奔革命、是主动参军。”佩鸿先生则认为不能这么写。

然而，出于对余诚的敬仰，也由于被极左思想钳制了多年，“左八股”塑造英雄人物成长的“样板”和“套路”影响犹存，到《事略》第三稿时，佩鸿先生终于还是服从了“参军”的说法。

至于后来有人写文章，说“余谟瑞咸丰四年五月十二日被掳招”，并断言这“被掳招即是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起义军”，则显然是因为不懂“招[魂]葬”、不会断句而弄出的笑话，不议。

后来，我们辗转借到了1988年版的全套的《余氏宗谱》，于偶然翻检之中，发现有几位“被掳”者竟然高龄六十多，难道他们也是主动去“投奔”太平军的吗？

于是再回过头来详细审视余谟瑞“参加”太平军时的情形：

1．他本人已有41岁（按传统计龄通例，出生年即一岁）；

2.父已亡，母年高七十；

3.妻已亡；

4.两儿尚小，一为15岁，一为12岁。

如此丢下两个幼小的儿子让年迈的母亲去照顾，自己则以41岁的年纪去“参（加太平）军”，这太匪夷所思了。

于是，我们索性将整部《余氏宗谱》共计41卷（册）中所有“被掳”者的情况一一检录，结果真是令人吃惊。

现不避冗赘，公布于此，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麻城《余氏宗谱》中咸丰年间

被掳者情况汇览

面对着这样一份材料，人们不禁会问：

一、为什么（恰恰）是这样一些人被掳？

二、这样一些被掳的人，都是去投奔革命、参加太平军的吗？

我相信，若从太平天国史方面去探究，应该不难找到答案。

但不论会有着怎样可能的答案，我想，“被掳即参军”一定不是唯一的答案。

也就是说，在见到新的、确切的正面材料之前，《余诚革命事略》不应当断定“余诚的祖父参加了太平军”，并倚此发挥。

一、六安余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