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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妓女扯在一起，似乎由来已久，这并非有辱斯文。文人和妓女一度沦为下九流，时谓七娼八丐九儒。请注意，这个排名是有先后的。 据说唐代有妓女“出台”时自榜身价：“我颂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此话出自白居易《与元九书》，作者言之，颇有得色；据说若干年前，上海警方扫黄时，在小姐的手袋中发现了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文化苦旅》。于是人们以此为噱头，说余文是“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这是很低级很浅薄的认识。这不是余秋雨的悲哀！ 一位中国教授在国外讲宋词，当讲到柳永的《雨霖铃》时，洋学生惊问：“老师，你们中国人为何这么喜欢妓女啊？这么厚厚一本宋词全是献给妓女的，你们还特别喜欢给妓女作传，《桃花扇》、《李师师》、《柳如是传》……难道你们那儿妓女全是国家精英？她们全是最可爱的人？” 其实，古代只有男子读书，女子无才便是德，传统道德及种种桎梏下的中国家庭妇女怎么能可爱呢？而青楼女子大多色艺俱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加上她们不受礼教束缚、性情自由，所以倒活泼可爱得像个人儿，不似今日的三陪小姐，只练床上功夫和点钞。 其实，青楼文化在中国是有源远的。青楼多半是文人雅士的聚闲之所，饮酒作乐必有红袖添香。失意文人投在妓女的怀抱，这是一种逃避，抑或是反抗？专制下的中国文人活得的确憋屈，可怜。 《古诗十九首》里，多有咏妓女的诗作，《全唐诗》中有关妓女的达2500多首，那个时代，妓女处于一种被审美观照的位置，将青楼赋予了一种诗意的感伤，其中以白居易为楷模。我们最熟知的当是《琵琶行》，诗人与那个长安妓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必曾相识” 。我们从中读出的是暧昧。 说起文人，说起妓女，我们不能不提一个地方——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奈在扬州”。扬州自古是风流婀娜的所在。她总与春风明月、小桥流水、红袖美人相连。明月下美人如玉的二十四桥，“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的瘦西湖，色艺双绝、红袖添香的美人，引得多少文人骚客醉卧扬州。 十丈软红的扬州是浮华人生的销金库，也是“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的温柔乡。隋炀帝——“骚猪”杨广据说为之吸引，于是开凿大运河，引巨舟数次下江南并隋炀帝，就开凿了一条大运河，最终被杀死在江南的温柔乡里。 扬州的繁华旖旎随着琼花的芬芳名传天下，而到了盛唐以后，扬州更不知成全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千古情思。古代名曲《广陵散》所说的广陵即扬州。儿时读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时，没啥想法，近来才发现其中的秘密。孟浩然烟花三月急猴猴地往扬州跑，想来不独是领略胜境，也许还有其它。杜牧倒是实在，他坦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从前，有一位穷困落魄的书生，在求功求名求利的道路上屡屡碰壁，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见中有位仙人告诉他，在金钱、美女和长寿中提一项要求，他能满足你一个心愿。书生沉思良久，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其实，文人与妓女赋予了扬州更深的文化和艺术意蕴，它远不是流氓韦小宝眼中的白浪翻滚的人肉市场。 中国古代的青楼也是一个孕育过艺术的地方，妓女一度是“艺术工作者”。文人与妓女除了灵与肉的交流，还有艺术交流。浅吟低唱，弹琴吹箫，这是谈音乐，谈文学。宋代文人与妓女更是形影不离，妓女对宋词的传播与推广不亚于今日流行歌手对新歌的推广。柳永、秦观、周邦彦等人皆是青楼词作之高手。自称“才子词人”的柳永浪迹烟花巷陌，依红偎翠，“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一生“奉旨填词”，死后还是妓女集资而葬。薛涛、严蕊、柳如是是工于诗词的名妓，对她们，“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客尝”这种讥贬之词我们似乎说不出口。中国古代文人与妓女们演绎出了许多的风花雪月、缠绵悱恻的爱情！如董小宛与薛冒疆之结合；顾横波、柳如是等，为后世所艳羡。
其实，在妓女面前，文人不必故作清高。李香君血溅桃花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妓女虽出卖肉体，与妓女的刚烈相比，出卖灵魂的文人却显出了卑琐和下作。 五四以来中国文人的地位是很高的，不仅担道义，而且是道德的化身。尽管如此，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据说他也是八大胡同风月场所的常客。当然，此好非中国文人独有，2001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英国作家耐保尔，在领奖时致辞时，没有像你我一样虚头巴脑地感谢领导、感谢亲人朋友。作家直言：首先，我要感谢那些妓女们，我是一个繁忙的人，我没有时间追求高雅的情妇，只有在她们的怀中得到片刻的欢娱和慰藉。我相信他的真诚！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真诚。
应该说奈保尔的妓女情结，比中国的文人要低级的多，他解决的只是生理问题。
责任编辑：祁国平 书带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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